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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之后事实证明“皆良民妇女”，为什么又“将铁门缴去”。
不管怎样，这对铁门确实是新界近百年来历史的见证，也是邓氏家族树立于南邦的“锁钥”，因而成了锦田的闻名古物，受到远近游客的观瞻。
省港大罢工
1925年5月，上海英租界军警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具有爱国光荣传统的香港工人，为声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抗议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于6月19日开始举行罢工。最先起来罢工的是轮船、电车、印刷等行业工人，其它行业工人也争相响应参加了罢工。半个月内，参加罢工的人数近二十万人。全港工团委员会对香港当局提出了罢工条件和要求，支持上海工商学界联合提出的要求条件。香港工人提出的六项要求包括：
华人应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权；香港居民，不论中籍西籍，应受同一法律之待遇，务要立时取消对华人之驱逐出境条例、笞刑、私刑之法律及行为；华工占香港人口之4/5以上，香港定例局应准华工有选举代表参与之权，其定例局之选举法，应本普通选举之精神以人数为比例；应制定劳动法，规定8小时工作制，最低限度工资，废除包工制，女工童工生活之改善，劳动保险之强制施行等；政府公布7月1日之新屋租例，应立时取消，并从7月1日起减租二成五；华人应有居住自由之权，扯旗山顶应准华人居住，以消灭民族不平等之污点。
从上述这些条件和要求可以看出，香港工人的罢工斗争，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人阶级本身的局部利益，而是从整个民族的利益出发，代表了香港所有华人的一致要求，因而它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而是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平等、自由，反对侵略、压迫的政治斗争。香港工人的民族觉悟达到相当的高度。
史塔士对于罢工工人的要求，根本不予考虑，宣布紧急戒严，调集英军进入市区。港英军人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对于华籍警员，全部缴械，不得配枪，害怕他们支持工人造反。同时，禁止粮食对内地出口，封锁广东革命政府等办法对付罢工工人。
史塔士召开港府官员紧急会议，借口“广东省内的‘赤化’分子煽动诱惑香港的市民打倒帝国主义，危害治安”，通过非常时期的紧急法令，规定凡由中国各地寄给香港的一切信件，一律检查，倘若检查中发现信内有宣传“赤化”或打倒帝国主义的内容，由警察将收信人拘捕扣押审讯，追查与发信人的关系。邮政总监还借口华人邮差罢工，人香港海员大罢工
力不足，凡检查过的内地信件，暂时不予发送。
6月19日，史塔士命令查封了刊登“五卅惨案”消息和罢工声明的《中国新闻报》，逮捕了报馆工作人员。随后又逮捕罢工工人。
港英当局的这些行动，更加激怒了香港工人和华商。工人罢工、商店关门，工人、职员纷纷离开香港返回广州。皇仁书院的学生五百多人也在6月21日罢课返回广州。全国总工会和广东革命政府热情接待返回广州的香港工人，妥善安排罢工工人的生活。6月21日，广州沙面工人也同时罢工。6月23日，省港罢工工人、广州工人、广州郊区农民、黄埔军校学生和各界群众十万人举行集会，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当游行队伍途经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路时，沙面的英、法军队突然向示威游行群众开枪射击，有52人死亡，一百七十多人重伤，轻伤者无数，造成“沙基惨案”。
“沙基惨案”的发生，更加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罢工进一步扩大。香港罢工工人很快扩展到25万人，原先抱观望态度的一些行业，如电报局职工、洋务工友、渡海小轮员工等，也纷纷罢工。6月27日，酒楼、茶室、理发、机器工人罢工。28日，太古洋行华员、清洁工也罢工，有13万人陆续返回广州。省港罢工工人为统一领导，坚持罢工斗争，各派出代表组成13人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推举苏兆征为委员长，李森为干事局长，邓中夏、廖仲恺等为顾问。罢工委员会属下，设立财政委员会、保管拍卖处、会审处、工人医院、宣传学校。在干事局下还设有文书部、招待部、庶务部、宣传部、交际部、交通部、游艺部等，具体处理罢工斗争中的日常事务。罢工工人并组织有二千多人参加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广东革命政府宣布对香港实行严密封锁。纠察队驻防各海口封锁香港，抵制英货，严格缉拿帝国主义走狗奸细，严禁走私物资出港，使香港交通运输陷于中断，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公用事业瘫痪，肉食蔬菜等供应短缺，街道粪便垃圾等堆积如山，臭气熏天，社会秩序陷入混乱。香港一时成为“死港”和“臭港”。
7月5日，银行出现挤提。港英当局规定：每日每人限提100元；并禁止携带金银超过5元价值者出境。7月中旬以后，驻港英军不得不负担起很多工作，诸如：渡海小轮和电车的驾驶，粪便的清理、街道的打扫等等。7月27日，港英当局召开所谓公民大会，以大会名义致电英伦，要求出兵广州。英政府未作回答。8月15日，港英当局召开第二次公民大会，再次请求出兵，电报呈送给英皇和首相，力陈进攻广州才是解救香港的最佳办法。
英殖民地部回电称：“香港困苦，伦敦至深系念，惟综观全局，现时无法出兵。”当时，英国本土正闹着大罢工，英政府自顾不暇。看来殖民主义者可恃者维有武力；但事实又证明，武力也未能解决一切问题。史塔士无奈，于9月28日派出华商8人赴广州试行谈判，由于他们不是官方代表，所以没有什么结果。10月，港督史塔士被调回伦敦，一去不复返。11月1日，港英政府再派华商为代表赴广州谈判。这次谈的较深，虽然无具体成果，但为以后会谈奠下基础。
省港大罢工的成功，对于港英当局是一场沉重的打击。香港已经完全失去了转口港的意义，其严重后果完全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剥削中国人造成的，港英当局应负完全责任。香港整个社会活动的瘫痪，迫使港英当局屡次派人要求谈判，结束罢工。因为省港罢工而延期一年的史塔士，被弄得狼狈不堪，英廷只好换马。
张月爱在《香港1841～1980》一文中，对这一时期香港的历史做过深刻的描述：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新的一代华人，已经大异于他们的长辈，西化、理想主义、接受较多的教育，能操英语和更具野心，他们开始争取与英国人同等的地位，一群新的华人优异分子开始出现，孙中山正是他们的代表。香港大学的成立，提供华商世家子弟接受西方教育的机会，使他们有机会打进一向拒绝华人参与的欧人的上流社会统治阶层，但种族间的樊篱仍无法打破，英人仍垄断了整个最顶统治阶层。而1925年的大罢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香港最重要的事件，在以前，香港只不过是一个避乱、牟利、无根和乌合的社会，1925年是香港历史上的另一个分水岭，香港社会已经开始产生出自己的认同，一个有机、多元化而以香港为中心的社群——华人社会已经出现。
逼旧电话公司就范
到1911年，香港电话用户还是只有二百多家。香港政府机关仍然不使用东方电话电力公司的电话设备，自设电话机楼，自备专线以防止东方的接线员掌握港府的机密。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动电话面世。香港政府要求东方电话电力公司改用自动电话装置，如果该公司接受政府建议，改用新设备，政府机关就采用东方公司的自动电话，公司可以增加用户，扩大经营范围。东方公司考虑到，电话用户只有200家，即使增加政府机关用户，公司收入仍很有限，而把“驳线”式电话改成自动电话，东方电话电力公司需要动用数百万港元来购置新设备，经过反复权衡，弊大于利，没有接纳港府建议，仍维持使用“驳线”式电话。对于东方公司的不听话行动，史塔士心存不满。他认为，香港电话联系落后，不能吸引外商和外来的投资人士，有碍于经济的发展。于是，港府着手筹划新的策略，物色新的电话业投资者，以取代东方公司。
1923年，香港一些商人得悉港府不满意东方公司的服务，便积极筹划组织新的电话公司。经过市场调查，新的投资人计算后认为，如果新公司重新兴建机楼与海底电缆，投资很大，如果把旧公司的设备购买过来，不但节省财力物力，而且缩短改造时间。他们与东方公司协商，但是，东方公司不肯将原有设备卖给新公司，他们自有打算。他们分析认为，新公司若要重新建机楼、铺海底电缆，成本惊人，而且需要时间。这样一来，旧公司就有机会继续经营下去。因此，继续坚持不同当局合作。而港府已经把东方公司当作香港通讯发展的障碍，继续采取措施对其施加压力。
1924年，港府在立法局首读的“电话则例”中提出，强行终止旧公司的服务，把电话服务专利权给予新的香港电话公司。
在这种情势下，为香港电话业务奋斗了42年的东方电话电力公司，如果不把全部设备卖给新公司，便都会成为废物。东方公司权衡得失后，决定将所有设备卖给新公司，于是新的电话公司在史塔士的支持下于1925年7月正式成立。
香港电话公司获得专利权后，马上向英国订购新设备，以满足港府对电话服务的要求。但是，订购了新的电话设备，并不是马上就可以从英国运来，而需要几年的时间，所以，从1925年至1929年间，新电话公司仍然使用旧式的接线电话。香港电话公司在等待自动电话设备的时候，在港九地区开始铺设埋在地底下的电话线，并且把服务范围延长到跑马地、筲箕湾、旺角、油麻地等地区。
直到1930年，新的自动接线设备才由英国运到香港，香港电话公司装上新机后，香港的电话才进入自动电话时代。
在新旧电话电力公司的更替中，港府扮演了积极干预的角色。
第十七任 金文泰CEcil ClEMEnti（1）new
1925年10月，史塔士被伦敦调回，11月1日金文泰抵港，就任第十七任港督。1930年2月任满离港，共5年。
金文泰（1875～1947），也译作克莱门蒂。英国人。毕业于牛津大学。1899年被招募为官学生来港，在广州学习粤语和中国书法2年。曾在新界土地测量处工作，1907年任香港助理辅政司，1909年代表港英政府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国际禁烟会议。次年任梅含理的私人秘书。1913年任圭亚那辅政司，1922年转任锡兰辅政司。
金文泰在港任职期间，禁止雇用童工，保护儿童会成立。九龙半岛酒店开业。修建启德机场。香港广播电台启播。
1927年2月18日，鲁迅应邀由穗至港，在青年会礼堂以“无声之中国”为题发表演说。次日，续讲“老调子已经唱完”，反对尊孔复古，由许广平粤语传译。
1930年金文泰离港后，赴新加坡任总督兼马来亚高级行政专员。受封爵士。1947年去世。译著有《岭南情歌》、《英属圭亚那的华人》等。
香港有的报刊认为，从金文泰以后的3位港督当政时期，是香港生息休养的时期，他们都为香港社会的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收复和反收复的较量
1921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对战后远东和太平洋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进行再分割，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会议期间，中国代表顾维钧提出要求取消和早日停止使用所有的租借地。顾维钧在议案中“历数了列强在华租借地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危及中国国防、将中国牵入列强冲突的旋涡及被列强利用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事实，要求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由于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压力和列强之间的相互矛盾，以及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使列强不得不有所退让。法国声称同意撤出广州湾；英国后来声称在集体交还租借地时会放弃威海卫；日本也被迫表示同意交还胶州湾。但是，英国代表、枢密院大臣贝尔福在会上力图避开新界的问题。他说，新界应该继续由香港管理，“因为没有它，香港就完全无法防守。”
第十七任金文泰在12月7日的第13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反驳了贝尔福的言论。中国代表指出，保留新界并不是保卫香港的唯一解决办法。由于英国得到其他帝国主义强国的支持，中英双方仅就新界问题进行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