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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说：“我们还是长话短说。各位兄弟：你们的好意我全领了，但是我真的不能离开北京，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开始，我愿中国流血从我开始。”
带头的摇摇头。“谭先生，黄轸兄告诉我们，谭先生其实是赞成革命的，反对改良的，当然也反对什么变法维新。谭先生，既然你明明知道哪条路才是你该走的路，你为什么不走？你为什么不去做铲除他们的战士，而做被他们铲除的烈士？为什么？为什么？难道你有什么私人的牵挂、感情的牵挂，还是什么别的？不管是什么，谭先生，那些牵挂都是小的，比起我们追求的救国大目标来，那些又算得了什么呢？牵挂那些，为那些而因小失大，岂不太妇人之仁了吗？谭先生，你是我们的大哥，你是我们眼里的英雄、我们的导师，现在我们全等你，你不走，你怎么了？我们真不明白，还有什么更高的意义能比得上你走，你的走，不是逃掉、不是不再回来，而是回马一枪、而是重新以战士身分，凯旋回北京。你不走，这算什么？我们要的是在城门顶上挂我们的军旗，不是在城门顶上挂我们的人头。你不走，头悬高竿于城门之上，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带头的声音愈说愈高，他把右手举起，合起了拇指食指做着吊挂的动作，然后，把手突然落到桌上，发出了一声巨响。烛光跟着急闪着，在光明中，摇撼着人影。
第三部分 戊戌政变第54节 平行线
谭嗣同平静地坐在太师椅上。椅背是直角起落的。他的腰身挺直，直得跟椅背成了平行线。烛光照在他脸上，他的气色不佳，但是脸安详肃穆，恰似一座从容就义的殉道者的蜡像。殉道者的死亡的脸不止一种，但是安详肃穆该是最好的。把道殉得从容多于慷慨、殉得不徐不疾、殉得没有激越之气，显然从内心里发出强大的力量才能办到。注意那凶死而又死得安详肃穆的人，他在生的时候能够那样，死的时候也才能那样。带头的从谭嗣同的脸上，看到了死亡的投影。看到谭嗣同的头、脖子，他感到这颗头自脖子上被砍下来的景象。他感到那时候，这个安详肃穆的人，有的只是死生之分，而不是不同的脸相。
在安详肃穆中，谭嗣同开口了：
“老兄说的去做铲除他们的战士，不做被他们铲除的烈士一点上，我真的感动，并且认为有至理。但是，我所以不走的原因，实在也是因为我认为除了做战士之外，烈士也是得有人要做的。许多人间的计划，是要不同形式的人完成的，一起完成的。公孙杵臼的例子就是一个。没有公孙杵臼做烈士，程婴也就无法做战士，保存赵氏孤儿的大计划，也就不能完成。当然我们今天的处境和赵氏孤儿的例子不一样，但是我总觉得，做一件大事，总得有所牺牲才对，我们不要怕牺牲，既然牺牲是必然的，我想我倒适合做那个牺牲的人。做这样的人，是该我做的事……”
“谭先生你别说了！”带头的打断了谭嗣同的话，“你谭嗣同，你是什么才干、什么地位的！你怎么可以做牺牲，要牺牲也不该是你呀！”
“不该是我，又该是谁呢？”谭嗣同笑了一下，静静地说，“我想该是我，真该是我。我谭嗣同站出来，带头走改良的变法路线，如今这路线错了，或者说走不通了，难道我谭嗣同不该负责吗？该负责难道不拿出点行动表示吗？我带头走变法路线，我就该为这种路线活，也就该为这种路线死。这路线不通了，我最该做的事，不是另外换路线，而是死在这路线上，证明它是多么不通，警告别人另外找路子……”
“可是，就算你言之成理，你也不需要用这种方法来证明、来警告啊？”
“除了死的方法，又有什么方法呢？如果死的方法最好，又何必吝于一死呢？请转告黄轸兄，我错了、我的路线错了、我谭嗣同的想法错了，我完全承认我的错误。不但承认我的错误，我还要对我的错误负责任，我愿意一死，用一死表明心迹、用一死证明我的错和你们的对、用一死提醒世人和中国人：对一个病入膏肓的腐败政权，与它谈改良是‘与虎谋皮’的、是行不通的。我愿意用我的横尸，来证明这腐败政权如何横行；我愿用我的一死，提醒人们此路不通，从今以后，大家要死心塌地，去走革命的路线，不要妄想与腐败政权谈改良。我决心一死来证明上面所说的一切。”
房里一片沉寂，除了谭嗣同的苍凉声调与慷慨声调，没有任何余音。最后，王五开口了：
“既然谭先生决心留在北京，南边的朋友也就尊重他的决定吧！”
※ ※ ※
南边的朋友走后，王五开口了：“三哥，你一离开镖局，大家就众口一声，决定遵照你的话去做，除了另派弟兄去打听皇上囚在瀛台的情况与地形外，并决定也保护你三哥，所以暗中跟着你，没想到在会馆却碰到南边的朋友，只好打照面。我跟来，要跟三哥说的是：我们弟兄同意去救皇上了，暗号为‘昆仑’计划，细节你三哥不必操心。问题是万一我们成功了，皇上又有机会执政了，搞变法维新了，而你三哥却可以不牺牲而牺牲了，岂不误了大局。所以，我们还是劝你躲一躲，固然不必躲到外国公使馆，但至少不要留在会馆里等人来抓，务请三哥看在我们弟兄的共同希望上，不要再坚持了。”
王五的声音很沉重，那种声音，从虬髯厚唇的造型发出来，更增加了力量与诚恳。谭嗣同被说得为之动容。可是，他内心的主意已定。为了不愿使这些弟兄们当面失望，他缓慢地点了点头，说：
“给我点时间，我愿静静考虑五爷的话。这样吧，你们各位先请，先去筹划救皇上，我这边，要把一些杂务料理一下，料理定了，我就去镖局找你们。”
“要料理多少时间？”胡七问。
“要料理三四个小时。”
“这样好不好？不晚于清早五点前，你就过来。”胡七逼问。
“好吧！不晚于清早五点前。”谭嗣同心里敷衍着。
“一言为定啊！”
“一言为定。”
※ ※ ※
王五他们走后，谭嗣同嘱咐老家人先睡一下，就开始料理，接续上午的工作。最后，该烧的烧了，该保存的保存了。他伏案写了五封信。
第一封是写给王五、胡七他们的：
五爷、七哥及各位兄弟：变法维新本未期其能成，弟之加入，目的本在以败为成，叫醒世人。真正以为能成功者，大概只有康先生一人而已。皇上是满人中大觉悟者，受我等汉人影响，不以富贵自足而思救国，以至今日命陷险地，弟义不苟生；兄等昆仑探穴，弟义不后死。特留书以为绝笔，愿来生重为兄弟，以续前缘。嗣同顿首。戊戌八月九日。
第二封信是写给他父亲的：
父亲大人膝下：不听训诲，致有今日，儿死矣！望大人宽恕。临颍依依，不尽欲白。嗣儿叩禀。戊戌八月九日。
第三封信是写给他夫人李闰的：
闰妻如面：结缡十五年，原约相守以死，我今背盟矣！手写此信，我尚为世间一人；君看此信，我已成阴曹一鬼，死生契阔，亦复何言。惟念此身虽去、此情不渝，小我虽灭、大我常存。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比迦陵毗迦同命鸟，比翼双飞，亦可互嘲。愿君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我与殇儿，同在西方极乐世界相偕待君，他年重逢，再聚团圆。殇儿与我，灵魂不远、与君魂梦相依，望君遣怀。戊戌八月九日，嗣同。
第四封是写给他佛学老师杨文会的：
仁翁大人函文：金陵听法，明月中庭，此心有得，不胜感念。梁卓如言：“佛门止有世间出世间二法。出世间者，当代处深山，运水搬柴，终日止食一粒米，以苦其身，修成善果，再来投胎人世，以普度众生。若不能忍此苦，便当修世间法，五伦五常，无一不要做到极处；不问如何极繁极琐极困苦之事，皆当为之，不使有顷刻安逸。二者之间，更无立足之地，有之，即地狱也。”此盖得于其师康长素者也。嗣同深昧斯义，于世间出世间两无所处。苟有所悟，其惟地藏乎？“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是辈，今使无余；一王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一王发愿：早成佛者，即一切智成就如来是；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是。”
嗣同诵佛经，观其千言万语，究以真旨，自觉无过此二愿者。窃以从事变法维新，本意或在“早成佛道，当度是辈”；今事不成，转以“未愿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自度不为人后，赴死敢为天下先，丈夫发愿，得失之际，执此两端以谋所处，当无世间出世间二法之惑矣！吾师其许我乎？戊戌八月九日，受业谭嗣同合十
第五封是写给老同学唐才常的：
常兄大鉴：弟冲决网罗，著《仁学》以付卓如，朝布道，夕死可矣！《仁学》题以“台湾人所著书”，假台人抒愤，意在亡国之民，不忘宗周之陨。前致书我兄，勉以“吾党其努力为亡后之图”，意谓“国亡，而人犹在也”。今转而思之，我亡，而国犹在也。我亡，则中国不亡。嗣同死矣！改良之道，当随我以去；吾兄宜约轸兄东渡，以革命策来兹也。临颍神驰，复生绝笔。戊戌八月九日，于莽苍苍斋。
信写完了，一一封好，已是三更。谭嗣同叫醒老家人胡理臣：
“给老太爷的信、给太太的信、给杨老师的信，都留在你身边，由你转送。老大爷给我的信，给太太的一些礼品，以及我包好的一些纪念品，也都由你保管。带回家乡去。其他大的物件，由你整理。现在，你把给五爷的信立刻送到镖局，把给唐先生的信也带去，托五爷转给唐先生。这两封信不能留在这里，要立刻带出会馆，就麻烦你现在就跑一趟。并告诉五爷，我不能去镖局了，不要来找我，因为我大概不在了……”
“老爷！您不在了？您去哪儿？”
“我去哪儿？”谭嗣同笑了一下，拍着老家人的肩膀，“我定会让你知道。你先去吧！”
第三部分 戊戌政变第55节 从监牢到法场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国农历戊戌年八月十日，北京城的鬼月刚过去不久，可是一片阴霾与鬼氛，却笼罩在全城。天还乍亮的时候，日本公使馆的大门慢慢开了，八个穿着和服的日本人，戴着压低帽沿的大帽，鱼贯走了出来，上了马车。到了火车站时候，他们又鱼贯走进。可是到了进月台之前，十几个清廷官员赶了过来，半强迫半礼貌的拦阻了他们，说按照手续，请他们拿出护照看看。护照一一是平山周、山田良政、小村俊三郎、野口多内、桃太郎、宫崎滔天、可儿长、月照。清廷官吏由翻译官用熟练的日语，向他们问话寒暄，可是问到月照的时候，平山周抢着用中国话说：
“这位月照先生是哑巴，不能说话，请原谅。”
清廷官员以惊奇的眼神盯着月照看，又盯着平山周看。平山周严峻地用日语向翻译官耳边补了一句：“请贵国尊重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外交人员，不要惹起什么误会才好！否则事情闹大，大家都不好看！”
翻译官识相的在官员耳边做了私语，大家再交头接耳一阵，把路让开了，心照不宣地盯着月照，让他上了火车。
一星期后，八位日本人乘大岛军舰到达了日本。日本报纸头条报道着：“大隈重信首相正式宣布，清国变法维新志士梁启超君在日本国民的道义协助下，已安抵日本。”
※ ※ ※
在日本公使馆开大门的同时，浏阳会馆的大门也慢慢开了。开门的只有一个人。他穿着上朝衣服，神色夷然的把门左右固定住，保持大开的状态。他在院里踱了一阵，然后挑起帘子，再走回屋内。他烧了一壶水，倒在盖碗里。
早起喝茶是他从北京人学到的习惯，北京人喝茶考究，茶叶从龙芽、雀舌、毛尖，到雨前、珠兰、香片等等，一应俱全。一般人都是喝香片，用黄铜茶盘子，摆上一把细瓷茶壶，配上六个同色同花样的茶杯，成为一组。不过，官宦之家用的茶杯就是盖碗了，用盖碗喝茶，显得更高贵、更正式、更庄严。
他坐在太师椅上，侧过头来看着西洋钟，已经清早六点半。突然间，外面人声嘈杂起来，由远而近，一刹间门帘忽地拉起，冲进武装的衙门官员，一进屋就五六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