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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平儿为何不回家呢？夫君是不是还在生妾身的气啊？”李馨还是有些担心。
“事情过去了就过去吧！住在外面。其实对你也好。”吴世恭答道。
“可是妾身怕有人说闲话！夫人那边也不好交待啊！”
“如果平儿受了伤，那才是真的不好交待了。外人怎么说话，都随他去，管他们干什么？”
“哎——！”李馨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吴世恭之所以要让薛呈平分开住，就是为了避嫌。因为薛雨霏并不住在这里，如果薛呈平有个意外，无论是否与李馨有关，她总是避不了嫌疑。所以现在分开了住，反而会少了许多麻烦。
“那平儿以后就不过来了吗？”薛雨霏又问道。
“过节一家团聚时，他总会过来的。平日里如果他要和哥哥姐姐们玩，你……你就不要出面了吧！”吴世恭答道。
崇祯十一年的新年来到了。在过去的一年中，汝宁军还是以一贯的高速发展着。可是对于吴世恭本人来说，那却是一个诸事不顺的年景。在除夕夜，耳听着午夜的鞭炮声震耳欲聋，吴世恭在心中默默的许愿：希望今年诸事心想事成啊！
也许吴世恭的许愿真的灵验了，在崇祯十一年的上半年，汝宁军的发展和明朝的局势真是一帆风顺，整个大明朝也有些显露出了天下太平的模样。
汝宁军开展的唯一军事行动——大别山区的剿匪终于尘埃落定。钻山豹及其匪帮在蛟击镇和猿跃镇的全力围剿下全部授首。不过此次剿匪也相当残酷，汝宁军不接受任何投降，并且连钻山豹等匪徒的家属也全部斩草除根。不过这么一来，也消除了大别山匪患死灰复燃的可能性。
由于剿匪长期的进行，以及屯田庄子需要大批的物资，燕定山等凤阳官员兴办的市场也越发兴旺了。不过这一兴旺反而是出了大事，不知怎么搞的，这市场就被呈报到了朝廷，于是就变成名闻天下了。崇祯皇帝得知以后是龙颜大怒，他立刻把凤阳巡抚朱大典撤职查办。反而是燕定山他们，在法不责众的原则下，他们都是平安无事。这朱大典还真够倒霉的。
自从汪家进入汝宁兴办产业以后，汝宁军的工商业再次得到了飞跃。因为汝宁军的势力已经扩充到了湖光地区，所以四海商行又开拓了大量的新市场。再加上拔除了祁家以后，吴世恭与扬州盐商陆家等又处在蜜月期，所以财政收入是节节升高。
更令人高兴的是，今年又是难得的风调雨顺，在夏收中，汝宁军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大丰收，估计秋收的情况也差不到哪里去。
而在长期的重点培养和汝宁军财力的支持下，汝宁军系统内，先后有四十几人成为了秀才，还有三人中了举。如果加上吴世恭资助的汝宁、归德中举和考上进士的人才，那数量就更加庞大了。汝宁军终于在明朝官场培养了一批自己人。
唯一有些遗憾的是：侯老太爷因为年事已高故世了。这也使得吴世恭与东林党之间少了一座桥梁，更使得侯方域因为丁忧缺席了一次科考。要知道，汝宁军早就把侯方域这个名额算到了自己的名单上了。
反而是侯询，他的丁忧却被朝廷反常地夺情了。现在的他已经有些像是被朝廷扣为人质，就准备利用他挟制吴世恭和左良玉呢。而在侯老太爷的葬礼以后，侯方域依然赴金陵，继续他的游学去了。李香君的吸引力真的是好大啊！
而汝宁军的六万多兵马也终于编练到位了。除了南阳军的一万八千人以外，湖光还有两个镇一万四千多人。而书墨的归德协有着五千兵马。吴世恭本部则有两个镇、直属部队和亲兵队共二万四千人。
水师的工匠们依照着瞭望号的式样，先后建造了三艘可以在淮河上使用的，每艘装备八门火炮的小帆船，由于采用了一系列新工艺，这些小帆船的船速令人相当满意。
只有与郑芝龙郑家的关系陷入了僵局。虽然双方的合作还在进行，郑家也没有扣押吴世恭海船的收益，可是郑家却以没有船为理由，拖延着黄启发等陆战团的更换，使得黄启发他们的归来是遥遥无期。
因为财政相当充裕，汝宁军的马匹、兵器装备也基本到位。而新板甲也开始陆续装备了汝宁军。
这次新板甲的生产，最后订单出人意料地落到了南阳铁器的手中。因为吴世恭的放手不管，南阳铁器的工匠们反而是开动脑筋，群策群力了。
因为制造板甲的关键就是在锤打上，所以他们创造性地利用了水车，极大地提高了效率，把每具板甲的成本压缩到了十八两银子，而且生产周期也大为缩短。
不过这么一来，汝宁军的工坊开始脱离了单纯的手工制造，开始出现了机器生产的萌芽，工业革命的种子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破土而出了。
第六百三十六章外安内斗
而朝廷整个剿匪的形势也是一片大好。先说李自成、过天星的农民军吧！
在崇祯十年十月，李自成、过天星南下攻入四川后，他们一度兵临成都郊外，于是负责西线围剿的陕西总督洪承畴连忙带领固原总兵左光先部和临洮总兵曹变蛟部两大主力进入四川，从东线对农民军进行阻截攻击。新上任的四川巡抚傅宗龙则调集各路川军数万人在成都至阆中一线阻止农民军南下。
李、过等部无法拘促于川西北一隅，于十一年初分别折返陕西。过天星、混天星等出东路，经凤翔重新回到西安以北的广大地区。
而陕西巡抚孙传庭趁机发威了。他率军围剿这部分农民武装，在四、五两月先后于澄城、三水（今旬邑）取得胜利，混天星被杀，过天星等人投降。李自成部出西路，在甘肃河州（今临夏附近）、临洮一带活动。
而洪承畴率西北主力重点围剿李自成军，在三月份也两度获胜。李自成在接连受创后沿着秦岭山区撤退到川、陕、鄂交界的大山中潜伏起来。至此，西北地区的“流寇”基本上被剿平了。
重点就看看吴世恭梦牵魂萦的李自成吧！
在崇祯十一年二月李自成等部出川以后，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因为与杨嗣昌有矛盾，唯恐追剿不力，害怕会受到朝廷的处治，再加上他们率领着陕西的官军比较骠悍，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战果。
李自成部在洪承畴所统总兵曹变蛟、左光先、祖大弼、贺人龙等部官军的追击下，出川不久就在河州、洮州（今甘肃临夏和临潭附近）地区两次战役（三月十九日、二十日）中连遭失利，人员和马匹损失很大。
四月。李自成部只好又折而东返，从甘肃巩昌府属的羊撒寨渡过洮河，昼夜兼程向西和、礼县进发。为免被追剿的官军发觉，李自成决定采取分散隐蔽的方式。四月初十日，李自成亲自带领农民军战士和家属三百人，行至甘肃礼县北名叫马坞的地方。明总兵左光先领着部下官兵于次日黎明追至，两军相距不过四、五十里，李自成等人处境相当危险。幸亏官军在马坞歇息一日，起程时又判断错误，李自成才得以摆脱官军的追击。进至陕、川交界地区，同部将李过、刘体纯等带领的队伍汇合。事后，洪承畴是懊丧不已。李自成还真够命大。
之后，李自成部于五月间会同六队祁总管部共三千多人再次进入四川境内。接着又是屡战屡败，在这艰险的形势下。六队头目祁总管灰心丧气，带着部下六百多人向左光先投降。而李自成部力量更形单薄。只得是转入深山密林，使官军摸不着踪迹。
自此，李自成部兵员已经是相当少了，也就是大约在一千人上下，活动地区又是人烟稀少处，所以朝廷就把他暂时忽略不计了。
不过李自成的造反意志还是相当强烈。他所部虽然在军事上和生活上都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却始终不受抚。真是倔强莫过于闯王啊！
再说说其他各营农民军吧！
虽然张献忠和刘国能有着真假投降的区别，但是他们投降的影响力，却造成了农民军中掀起了一股投降的热潮。
崇祯十一年的七月，顺义王投降。朝廷发给免死牌解散而去者九千五百人。同月，罗汝才，混十万、整十万、十反王、托天王、小秦王向总理熊文灿投禀乞抚，熊文灿派监军道张大经于八月初一日见罗汝才等人接洽招安事宜。八月初二日，又有过天星、紫微星，射塌天（即李万庆）、一字王等六部，在河南卢氏县派人联络投降。
看起来熊文灿的招抚大局是大为成功。于是他安排罗汝才同白贵（小秦王）、黑云祥（整十万）三营屯扎于房县，其他五营分驻于竹溪、保康一带。
至此，有影响力的只有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改世王刘希尧、乱世王蔺养成的革左五营了，不过因为他们势单力孤，也躲藏在深山老林中趋于消沉。
真是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应该说，熊文灿招抚的数量是相当惊人，可他招抚的质量呢？不提张献忠，就来看看罗汝才吧！
罗汝才在“受抚”期间拒绝接受朝廷的官职，不要粮饷，不遣散军队。既不听从朝廷的调遣，也不允许朝廷干预农民军的内部事务。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没收了地主的田产，实行屯田积累粮草，招纳贫苦群众参加农民军，在人力和物力上为重新造反作了必要的准备。
而对于朝廷，罗汝才只是在“受抚”时，同当地官府订立了“无相侵害之盟约”。原来如此啊！他们把严肃的招抚当成了订合同了。熊文灿的经济意识真的是太强烈了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大明朝获得了暂时的安宁。应该说，整个朝廷是欢欣鼓舞、一团和气了吧！不！没有了外忧，朝廷的大臣们立刻挽起袖子又开始了内斗了。而这次内斗的导火索就是杨嗣昌提出的与满清的和谈。
应该说，这时候整个朝廷也只有杨嗣昌寥寥几人知道剿匪未竟全功，所以他要把剿匪进行到底，要彻底消除大明朝体内的这个毒瘤。
崇祯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在例行的经筵活动中，崇祯皇帝把六部大臣都召了来，想问一问怎样把孔孟的治平之道运用到实际政务中，要以理论结合实际。
于是杨嗣昌借着这个机会，向皇帝进讲了《孟子？离娄》中的一章：“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想借着孟子这种反对诸侯战争的和平主义思想来引导崇祯皇帝同意对满清进行接触谈判。
可崇祯皇帝已经知道杨嗣昌的想法，但他丝毫不感兴趣，很不耐烦拒绝道：“这是孟子针对列国兵争而说的。今天对一个属国（指清朝），虽然还不能大加讨伐以示天朝之威，又何至于像汉代那样使用‘和番’的下策呢？今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虽然崇祯皇帝基本否决了对满清议和的动议，但这件事却还是引起了满城风雨。绝大多数朝臣对于杨嗣昌竟然提出“款和”清方，都感到极大的愤慨。
根据夷夏大防的传统原则，堂堂天朝的中央帝国同外间的一切夷狄是根本没有平等可言的，一切夷狄只不过是天朝的藩属，只能规规矩矩地向天朝纳贡称臣，如有犯上作乱，则只有剪除讨平一个办法。
而关外的满洲部落世世受天朝封赏，史册俱在，却突然不驯造反，而且强占辽东、数次入塞，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在明朝的臣民中更是引起了极大的敌忾情绪。一般人都以为，同清方谈判、构和，不论有什么理由，都是丧权辱国，甚至就是通敌叛变，是石敬瑭、秦桧一流的行径。
在前文中已经知道，在明末敢与和满清进行谈判的，只有一个袁崇焕。而袁崇焕的两次谈判被朝廷视为大逆不道，最后一次还被当作“通敌”的重要罪状之一，直接导致了他的身败名裂。
有这样的前车之鉴，又是在平庸的爱国主义热情充斥朝野的情况下，杨嗣昌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议“款”，正说明他有着不凡的战略眼光和对崇祯皇帝真诚的忠爱。
在这里多说一句：直到现在，还有很多自诩为“明史专家”的人，撰文说袁崇焕通敌什么什么的，证据就是他与后金的谈判。事实上，这些“专家”的错误太显而易见了吧！当然，笔者不是想为袁崇焕洗地，笔者一直认为：袁崇焕的死是罪有应得，他的罪名就是他的无能。
再把话说回来。当杨嗣昌提出“款和”后，朝臣中却很少有人能理解他的这种眼光和忠爱。而在以东林为首的反杨派看来，这正好又给他增加了一条罪状。
东林党人认为，杨嗣昌共有三大罪状。一是为“逆案”翻案，同东林君子作对；二是父丧、母丧双重的服孝身分腆颜于朝，伤害了国家以孝治天下的根本；三就是通敌误国。而这第三点，几乎是要引起全国官绅民众公愤的。
当然，在东林党人内心中认为：只要不是东林党人掌权的，那都是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