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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吴世恭，朝廷已经是难以决择。不知道该如何封赏或者处置他。不过很快的，崇祯皇帝和朝中大臣就寻找到了一个安排吴世恭的地方。具体是什么？先在这里卖个关子。
总算是恭送着清军出关，京畿地区又恢复了平静。但崇祯皇帝不敢有丝毫松懈，他首要就是同大臣们商讨有关善后事宜。其中最要紧的，是如何整顿加强从山海关到甘肃的所谓九边长城防线。
因为清军已经随随便便地从各长城要塞进出过四次了，而且给京畿附近地区造成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如果不能再亡羊补牢，建立一道坚实的防线，说不定哪一天清军再进来的时候就会残破神京，那种后果简直就是不堪设想。
于是崇祯皇帝与心腹之臣杨嗣昌反复讨论过这个问题，杨嗣昌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在九边各处要塞增练新兵。用强大的兵力来抵御清军。也就是说，再造一条长城防线，抵御不论从哪个方向突然进犯的任何清军。
因此，杨嗣昌大体上开列了一个单子：宣大总督所辖三镇共需练兵十七万多，陕西三边总督所辖边防五镇共需练兵十五万多。蓟辽总督所辖五镇共需练兵二十四万余，保定总督所辖四镇共需练兵十五万多。总计要训练边兵七十三万有奇。
真是老天爷啊！
但不管这单子是否实际。如果真有了这样一支人数众多又训练有素的边军，也许确实能够抵挡住清军的再次进犯。但要凑足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就需要大批招募新兵。而增兵就要增饷，训练和改善装备也需要大量金钱，于是欲增兵而无饷这个老问题又摆在崇祯皇帝和朝廷面前了。
接着，杨嗣昌再次测算。要完成这个增兵练兵计划，至少每年要拿出四百多万两白银的经费。这对于国库极度空虚，财政濒于崩溃的崇祯朝廷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方夜谭了。
只能够再次呼唤老天爷了。
这时候的大明朝。兵力不足和粮饷缺乏这两个相互矛盾的难题已经使得崇祯皇帝和众位大臣们伤透了脑筋。而在想尽百般招法之后，最后又总是回到向百姓加派这条老路上来。而这时候的崇祯皇帝也知道这样做是饮鸩止渴了。于是他决定别开蹊径，辟出一条新的财路。那就是从百姓身上直接榨取改为从勋贵、百官身上榨取，名曰捐助。
说实话，这时候的崇祯皇帝真的是无法可想了。他自己的内库也都基本上都充作了军饷，连库藏的朝鲜进贡人参都拿出去发卖。崇祯皇帝自己也是生活简朴，只有几件龙袍替换，饮食也十分节省，这皇帝都做到了这副模样，也确实是相当寒酸了。
可崇祯皇帝根本不知道，就是自己的宫中，照样是奢侈依旧。不提皇宫中包括他的家人以及宫女、太监在内的几万人的开支仍然大的惊人。这也是做皇帝的体面，不能苛求崇祯皇帝什么事都diy吧！
光看看内监们的层层刻剥吧！无论什么东西，只要进入宫廷之后价格都会暴涨。
有一次袁贵妃添置了一个紫檀木纱橱，管事太监报价七百两，大约涨价几十倍。但那太监却说：本来需要一千两的，我想方设法，为娘娘省了三百两，所以请不要对皇上实说，怕是皇上再让我用七百两银子制作就做不出来了。
可崇祯皇帝后来见了纱橱，果然问到价格。袁贵妃回答用了一千两。没想到崇祯皇帝仔细观察了一番后，才说：“很值！前些天皇后也用一千两做了一个纱橱，质量还不如这个呢。”
所以说，崇祯皇帝久居深宫，根本不知道民间疾苦，所以才会闹出这样的大笑话。但不管怎么样，崇祯皇帝依然以为自己是自三皇五帝以来最为节省俭朴的君主之一。
而他自己身为九五之尊还处处节俭，官僚贵戚们却那样奢侈，他因此认为：从官僚贵戚身上榨取钱财以充实国库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是从他即位初年起就曾屡屡降旨要求臣僚自愿捐献，臣僚们却一次次搪塞敷衍，从来没有收到过什么实效。这一次，他准备采取严厉手段，一定要把钱弄到手。为此，他同接替刘宇亮出任首辅的薛国观进行了密商。
薛国观也是没作过翰林，由外僚进入内阁的，在朝士中口碑不佳。他为人阴险强悍，成为首辅后就一心同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朝臣们作对。崇祯皇帝要搜括臣僚，他觉得也不失为煞一煞朝臣锐气的好机会，因而极表赞同，并积极为皇帝出谋划策。
薛国观认为：朝臣贫富不一，总起来说油水不太大，重点应该是那些家资巨万的皇亲国戚们。而且一旦贵戚带头捐助，朝臣们也就不敢再顽强抵制。但对于那些贵戚，内阁是不好动手的，所以他对崇祯帝说：“在外群僚，臣等负责催捐；在内戚畹，则非皇上亲自独断不可。”
其实说到这里，崇祯皇帝明显的挑选错了执行者。干这种事最合适、最有效的无疑是太监。以毒攻毒是也，崇祯皇帝就不明白这个道理了。那是《葵花宝典》一出，谁与争锋？崇祯皇帝把这把最锐利的刀收藏了起来了。
反正先不提这事了。崇祯皇帝接受了薛国观的这个建议后，决定要先从贵戚下手。不过他深知贵戚们的吝啬，每个人都不好说话。于是崇祯皇帝就决定先抓一个典型，由点突破，再扩展到全面。几经斟酌，他就选定了武清侯李国瑞家。
李国瑞算是崇祯皇帝半远不近的一个堂表叔，祖上靠着万历太后的势力，聚敛了不少钱财，在京中贵戚中也算得上是一个大户。而之前，李国瑞同他的庶出哥哥李国臣为了财产上的事曾经闹得不可开交，李国臣以为没有分到应得的遗产，为了泄愤上告到朝廷，并向崇祯皇帝说：父亲留下了四十万两的财产，按道理应分给他一半，他愿意把这二十万两捐献给朝廷以为军资。
因为这本来是一件家务官司，又涉及到嫡长子继承权这样一个传统原则，崇祯皇帝最初驳回了李国臣的请求。但到了这时候，为了全面铺开助捐活动，崇祯皇帝就旧事重提，不但要收受李国臣号称属于自己名下的二十万，而且要把李国瑞的另外二十万也一起拿过来。当然，也不是要李家血本无归，说是暂时借用，待国用充足后补还。当然，最后究竟能不能还上，那只有天晓得了。
四十万两银子可是一个天大的数目，李国瑞当然心疼。他就一面哭穷哀告，一面大张旗鼓地拆房卖地，又把家具器皿放在通衢大道上公开拍卖，表示自己的穷困，也故意让皇帝面子上不好看。而这个举动还引起了全体贵戚们的恐慌。大家都知道，李国瑞之后，刀子就要割到自己头上，因而也密谋串连，共同想办法对付皇上。
而周皇后的父亲周奎是当今皇帝的老丈人，自然而然就成为贵戚们的领袖，带头向崇祯皇帝进言道：李家确实穷，不要催逼太急，失去贵戚之心。
第六百九十二章钱、钱、钱（中）
而崇祯皇帝一向坚决反对内戚干政，又明知道周奎是为了他们一伙的利益，不但不听劝，反而是更加严厉，他降旨削夺了李国瑞的侯爵，并命令内官衙门按期追缴。李国瑞又气又吓，得了一场大病，竟然就这么死了。
当事情弄到这一步，朝中宫中都有了些不平的议论。不论是朝官还是宦官，都知道皇帝在突破了贵戚这一道关口之后，就要对自己下手了，因而在舆论上是一致同情李国瑞的不幸遭遇。
而皇亲国戚们更是大为震惊，为了保护本集团的利益，以周奎为首的一些人暗中勾结宫女、宦官，进行了一次抵制皇帝的阴谋活动，而下手的对象，竟然是崇祯皇帝才五岁的幼子。
崇祯皇帝的皇后——周皇后，她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淑女形象，懂礼仪、守妇道，也善于处理家务纷争。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之后，她住进象征着天下女性最高地位的坤宁宫，总管起宫廷内政，宽严相济，治理得居然井井有条。应该说，她是崇祯皇帝的贤内助。
崇祯皇帝当然与周皇后的感情很深，但最为宠爱的却还是田贵妃。田妃举止娴雅又多才多艺，平时静默寡言，似有一股抹不去的淡淡哀愁，一入技艺场中却又生龙活虎，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蹴鞠骑乘无所不能。她的字宗法钟、王，据说已臻能品之境，丹青泼墨也颇得名家笔意。最为出众的还是她在音乐方面的造诣，她吹得一管好笛，抚琴更是她的一项绝技。应该说是才貌双绝。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田贵妃的父亲田弘遇，他后来曾经组织了一个千人的江南名妓采购团，其中采购到一个绝品——陈圆圆。当然。这是后话了。
还有一位，就是与田贵妃同时入侍信邸的袁妃。
历史上传说：崇祯皇帝不好女色，其实这也不尽然。他的嫔妃也有近百人。可是他特别念旧，所以在众多的妻妾中，始终只注重同他共同患难的一后两妃。而且与大多数的明朝皇帝一样，崇祯皇帝特别重亲情，所以这一家还是相当和睦的。
而只有五岁的皇五子因为是幼子，又是爱妃田氏所生，所以崇祯皇帝对他格外疼爱。可就在崇祯皇帝为了催追捐助而同贵戚们大动干戈的时候，皇五子却得了一场大病。好像是痢疾，十分危险。而宫外的贵戚们听说了这个情况，决定通过这个孩子来震慑皇帝一下。
于是贵戚们就买通好宫中的太监宫女，在皇五子的身边装神弄鬼起来。他们让一个老太太打扮得妖模怪样，神秘兮兮地对这病中的小孩子说：“我是九莲菩萨。皇上待外戚薄情，再不悛改。就让他的儿子全都死掉！”反复地说了好几遍。
那皇五子就是个孩子。在极度的惊恐中当然记住了老太太所说的全部内容，还在崇祯皇帝来探视的时候，原原本本对他讲了一遍。
崇祯皇帝听了大惊。原来所谓九莲菩萨，是宫中对坐在莲花宝座上的观世音菩萨的一种称呼，当年万历帝的生母李太后曾在殿中供奉着一幅大士像，据说很有些灵验。李太后死后宫中就传说这位太后是九莲菩萨转世。上上下下都知道这种说法。其实这就像是称呼慈禧太后为“老佛爷”一个道理。反正明、清的宫廷是一个样。
而李国瑞正是李太后的娘家侄孙，老太后的亡灵为了娘家的利益来向皇子讨公道，于情于理都让人不得不信。
可是不幸的是，外戚们原本的打算可能就是到此为至。但皇五子本来病得不轻，又受了惊吓，没几天就死了。而参加那次阴谋活动的人就乘机大造谣言，把九莲菩萨的降临描述得绘声绘色。
说实在话，崇祯皇帝遇上了这种亲戚，简直就是“鸿运高照”。这大明江山，已经无人肯为其出力了。
而明朝的人都很迷信，崇祯皇帝也不例外。痛失爱子的他，立刻忙着亡羊补牢，以免恶运再降临到其他几个爱子身上。于是崇祯皇帝就对李国瑞进行了抚恤，更把武清侯的爵位也还给了李家，那四十万两银子当然不敢再要。
因此，贵戚助捐之事就这么无果而终了。甚至崇祯皇帝还认为：正是首辅薛国观倡议剥削贵戚是导致爱子死亡的主要原因，从此在他的心中，就对薛国观暗暗记下一笔。以待将来秋后算账。这薛国观也是够倒霉的。
既然无法可想，那就接着饮鸩止渴吧！于是在绕了一圈之后，这负担还是让百姓承担。而这时候，辅臣兼兵部尚书杨嗣昌是只管兵饷不问其他，为了加强训练边防军再次提出加派。反正军饷的事，那是户部尚书的事，也不用他烦心。
就在此时，又有人提出了一个合理化建议。副总兵杨德政提出：为了对付流动作战的农民军，地方武装也需要加强，各府、州、县应加练民兵数百到上千名，这又需要一大批饷银。这个建议倒是不错，也符合实际情况，但让朝廷的财政不是更雪上加霜了吗？
不过这时候的崇祯皇帝已经是破罐子破摔了。他觉得总之是非加派不可了，少加是加，多加也是加，还不如一下子加足。于是他就大笔一挥，同意把全部训练边兵、民兵的费用一齐加到百姓身上，于是总数达七百三十多万两，称作“练饷”。
这样一来，崇祯时期的加派总额已经达到每年一千六百九十多万，已经超过了原来一千五百三十万的正额税收。于是，民间流传的政治谚语中于是又多了那么一条：“崇祯崇祯，年年重征。”
而且百姓面临的不仅仅是重征，还有地方官吏的盘剥加派呢，所以民不聊生的局面是愈演愈烈了。至于那纸面上那应该练出来的上百万精锐边兵和民兵？也就是看着纸上的数字开开心罢了。
不过说到这里，其实倒也挺佩服明朝朝廷和崇祯皇帝的节操。那种“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已经是太深入人心了，连这么危机的时候，崇祯皇帝都只敢选择助捐，不敢明抢。要知道，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遇上灭国之危时，他们没有一个会对有钱人手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