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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正月十一日深夜，崇祯皇帝到城南的天坛主持了例行的祈谷礼。正值这天又下起了鹅毛大雪，“瑞雪兆丰年”这句谚语正好给皇帝亲临祈祷丰收的祈谷礼做了注脚。而在肃穆的鼓乐声中，每一个参加礼拜的人都感受到一种与苍天神圣无比近切的神秘体验，感到一股油然而生的自信。
于是乎。皇帝、臣子，以至于京城的百姓们，似乎都把重建太平盛世的信心建立在神的佑护上。他们都相信：一个已经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盛朝是不应该这样没来由地削弱下去以至消亡的，一个仰承天眷的圣明天子也不应该毫无道理地失去上天的宠信。
接下来的上元灯节……。
在接着在二月里，崇祯皇帝又按照古礼。亲自参加了为振兴农业而举行的耕籍仪式……。
一系列的拜神活动，一系列的仪式。就是没有具体的治国措施。说实在话。看着崇祯皇帝所做着这一切，总为他感到有些可悲。不过明朝当时的人还是很迷信的，他们相信大明朝已经得到昊天的保佑，所以也都油然升起一股乐观的情绪。
可接下来，残酷的打击依然是接踵而至。首先依然是天下大旱，上天似乎已经抛弃了大明王朝。接着。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所率的三万大军被李、罗联军几乎被全歼，汪乔年本人也被生擒后杀掉。
四月里，松锦之战终于有了大结局，松、锦、塔、杏四城全被清军占领。这虽是意料之中的结果。但败讯初闻，还是让崇祯皇帝感到一种不寒而栗的震惊。
而当松山陷落的消息刚刚传到京城的时候，都传说洪承畴已经以身殉职，这让崇祯皇帝深为痛悼。他所特别器重过的军事统帅人才，杨嗣昌、卢象升，还有这个洪承畴，竟然全部谢世而去，谁还能为他支应眼前这个残破的局面呢？痛心之极，他命令在城中大摆祭坛祭奠洪承畴以及邱民仰等人，还决定亲自到祭坛前表示哀悼。
但不久却传来消息说洪承畴并没有死，已经被清军带到了沈阳；后来又有情报说，洪承畴已经投降了清朝！这对崇祯皇帝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自己一向信任器重的股肱大臣居然投降了敌国，这不但是国家和朝廷的耻辱，也使他本人脸面无光。
可是这时候的崇祯皇帝已经有些轻微的精神分裂症了，他的双重人格似乎也发展到极致，经常是一时暴戾狠毒得出奇，一时又温柔和缓得反常。
而在洪承畴的问题上，崇祯皇帝正好表现出温和的一面，他只是停止了祭奠活动，却没有按照朝臣们提出的办法，依惯例逮捕严惩洪承畴的全部家属，似乎对自己摆的这个乌龙有些无动于衷。对于这个反常的举措，他后来颇有些自我解嘲地说：“我是要让洪承畴去作王猛式的人物啊！”
而王猛是东晋时期前秦符坚的主要谋臣，因为原是晋朝的子民，曾经劝阻符坚不要南向攻晋。可惜洪承畴不是王猛。即便真有王猛，在明清之间的战局中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可兵部的官员们在一番惊慌失措之后，却绝对不敢奢望因为有了一个投降敌人的“王猛”就可以高枕无忧。连下松、锦四城之后，清军主力班师回到盛京，山海关外的战局暂时和缓下来。兵部尚书陈新甲就立刻是竭力主张：利用这个战争的间歇期继续同清方进行谈判，争取通过一定程度的妥协来换取一段时间的和平，以便对辽东防务进行新的调整。
而崇祯皇帝虽然有依靠“王猛”的幻想，却也不能不去面对无情的现实，只得同意再次进行谈判的尝试。
于是一直逗留在宁远的马绍愉使团就接到新的指令：立即同清方联络。清朝当局在战场上取得巨大胜利之后，仍然不愿意放过在谈判桌上再捞取好处的机会，因此表现出很高的姿态，同意马绍愉到盛京来。
这年五月，马绍愉一行来到清朝的盛京。清方按照对待大国使节的礼节接待了马绍愉，诸王、贝勒和主要大臣多次设宴招待，皇太极还亲自接见了他，并且同他商谈了议定和约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表面看来，清方并不反对通过和谈达成和平，但在议和的具体条件方面双方却不太容易取得一致意见。
清朝以战胜国的姿态，要求明方每年交纳高额岁币，停止对清朝的敌视态度，这些条件明朝还可以勉强接受；但清朝同时要求明方承认双方的国家关系是一种两大帝国间的平等关系，这个要求尽管合情合理，对于崇祯皇帝来说却万难接受了。
长期以来，大明帝国一直自认为是高踞于万邦之上的天朝，明朝皇帝也自认为是君临天下的万邦之主，从来也不认为自己同边外的“夷狄之邦”是平等的。
何况夷夏之辨还是一项基本的儒家理性原则，同“鞑虏”讲平等就意味着丧失原则。崇祯皇帝对于与清方谈判本身就理不直、气不壮，在这样有关君主尊严和国家尊严的原则性问题上，当然不敢随意做出让步。
何况，朝臣们还是多少听到了一点信息，都在纷纷攻击陈新甲，说是“堂堂天朝，何至讲款”？而当崇祯皇帝就这个问题讯问首辅周延儒，周延儒由于害怕皇帝将来改变主意会卸罪于自己，竟然一言不发。明朝君臣的态度如此，和谈的成败自然也是由此可见了。
而在另一方面，清朝对于这次谈判也并没有多少诚意。以皇太极为首的清朝统治者早已经制定了入关伐明最终夺取中原的既定目标。
而这一次愿意同明朝谈判，无非是在战争的间歇时期不想错过一次在外交上取得利益的机会，本来不抱有太大希望，所以也没有特别认真对待。
对于取明而代之的大方略，皇太极曾经有过一个很生动的表述：“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扑。……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既然有这样的方针，和谈无论如何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过是从两旁砍斫明朝这棵大树的手段之一罢了。
一方碍于天朝的体制而扭扭捏捏，另一方因为有既定目标而漫不经心，两方面的和谈当然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马绍愉在沈阳滞留多日，接连不断地向陈新甲汇报谈判的情况，陈新甲密报崇祯皇帝，崇祯皇帝再向马绍愉发出指示，两边的信息往返多达数十次，却一直毫无结果。
马拉松式的谈判一直拖到六月，因为不可能谈出什么结果，马绍愉使团只得撤回到宁远，但继续同清方保持着接触，并不时把清方的意图报告给兵部和皇帝本人。这段时间，明清双方之间处于一种不战不和的胶着状态中。直到七月间，一个偶然事件和一个故意行动才把这种状态打破了。
第七百九十五章最后的挣扎（中）
首先就说偶然事件：
这年七月里，兵部尚书陈新甲接到马绍愉的一份关于对清谈判问题的秘密报告，一时不当心随手放在书几上。他家的仆人以为是边关来的塘报，就送到了通政使司抄发各衙门。
而朝臣们一直在关心着对清和谈的事而不知其内幕情况，忽然见到了这份明发“密报”，大为震惊也大为兴奋。言官们开始慷慨陈辞，据理力争款和的不可行，同时猛烈抨击陈新甲主款误国。
这次阴错阳差的大揭密使得崇祯皇帝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言官们明知和谈有皇帝在后面做主，却把火力全部集中在陈新甲身上，用语严厉尖锐，其中表现的对皇帝的态度也是不言而喻的。
而崇祯皇帝在和谈问题上一直不敢理直气壮，就是怕朝臣因此看轻了自己，而这一次陈新甲的不小心却使他成了众矢之的，被放在要遭千夫所指的位置上。他的气极败坏是可想而知的，却又几乎无从发泄，只能把一腔的怨毒都倾注到陈新甲的头上。
很明显，陈新甲在此事上失之于密，可接下来，他又因为没摸透崇祯皇帝的性格而触动了逆鳞了。
当崇祯皇帝在言官攻击陈新甲的奏疏上批旨，要陈新甲自陈回奏。可陈新甲却以为和谈大事本来都由皇帝主持，自己并没有什么责任，因而在回奏中非常委屈地为自己大摆功劳，说某事某事，“人以为大功，而实臣之大罪”，一连列举了十来项之多。
这种不愿为皇帝承担责任的态度让崇祯皇帝是更为光火，月末。陈新甲终于以弄不清的含糊罪名被抓进了监狱。这实际上是一个无法审理的案子，但刑部主管侍郎东林党人徐石麒恰好是一个坚定的反对和谈派，一向是痛恨陈新甲，因而入之以重罪。
而崇祯皇帝也是恼羞成怒，又需要一个替罪羊为自己顶骂名，因而也动了杀心。首辅周延儒等人多次营救，引用律条说：“依据国法，敌兵不临京城，不当杀大司马（兵部尚书）。”崇祯皇帝却回答：“别的不说，陈新甲任兵部期间。宗室亲王、郡王被流贼屠戮的有七人之多，难道不有甚于敌兵临城吗？”
洛阳、襄阳等处失陷，福王、襄王等亲藩遇难，都是一年以前的事情，如果以为兵部尚书有责任。早就应该处理，何必要等到和谈的情况败露之后呢？崇祯皇帝的这个借口连最糊涂的人也不能相信。但在朝臣群起反对和谈。皇帝又决心杀人泄愤的形势下。陈新甲还是被判处了死刑，并且在九月就被处决。
担任谈判代表的职方司郎中马绍愉不久也被削籍。陈新甲事件发生以后，对清方的和谈也就彻底中断，没有人再敢提起同清方谈判。
接着就是故意行动了：
余继所率的汝宁军在镇远城站稳脚跟以后，开始了一系列对满清和蒙古部落的军事行动，以至于在辽东把包括明军将领的所有人都给得罪了。
就在这样四面为敌的情况之下。余继完全显露出其“刺猬”本色，甚至升级成为“豪猪”，让辽东所有的人都感到了相当棘手。
余继所率的汝宁军的具体事迹将在后文叙述。但是他的行动，却完全破坏了明清和谈。
一开始。满清对宁远城边上出现的这座城池还有些不以为然。甚至因为镇远城离宁远城和山海关太近，而放弃了攻打这个新建的城池。
没想到还就是这个城池给满清带来了麻烦，再加上汝宁军历来带有的很强攻击性，根本不像是其他明军一样，只会躲在城墙后白白度日。
可是这时候的清军已经处在松锦大战之后的休整了，并不能马上派出大军。再加上镇远城的所处位置确实很不利于清军大军行动，所以皇太极就想要在谈判中获取利益了。
满清一开始向明朝提出要毁去镇远城。很明显，不要说汝宁军了，就是明朝朝廷也不会答应这个要求。接着，满清就退后了一步，提出要让镇远城停止军事行动。
这倒让明朝方面答应了下来，急于和谈成功的谈判代表马绍愉甚至亲自向镇远城下令，让汝宁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要为和谈营造一个良好的谈判环境。
可余继他们会理睬马绍愉的这个命令吗？鸟都不鸟。照样是我素我行，依然在游猎辽东。而这么一来，也使得谈判更艰难了。直到出现意外的陈新甲失密事件。
而明清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成功希望的和平谈判，却因为一次技术性的小事故和不支胆大妄为的地方军队偏师，而最终流产了。这说明了谈判本身基础的脆弱可怜。但停止了和谈接触，对于现在的大明朝来说，不但意味着失去了通过政治方式争取暂时和平的最后一线机会，而且也失去了通过接触了解敌情的唯一渠道。
除了和谈，崇祯皇帝和朝廷当然也要解决军事问题。首要考虑的就是军事统帅。
在陕西总督汪乔年在襄城被俘身死后，一直作为围剿农民军的主力之一的西北军没有了统帅。崇祯帝在认真斟酌了可能的人选之后，决定重新任用原陕西巡抚孙传庭。
孙传庭自崇祯九年出任陕西巡抚起，开始主持一方的围剿，而且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干才。但这位能干的统帅又是一个极其傲慢自负的人，也是少数敢于抵制崇祯皇帝自作聪明的大臣之一，因而很不讨崇祯皇帝的喜欢。为此，孙传庭也付出了代价，在崇祯十二年先是被撤职，而后又被逮捕，关在刑部的天牢中，一关就是两年多。
直到崇祯十四年末，首辅周延儒几次提出孙传庭人才难得，希望皇帝能赦免孙传庭委以重任。崇祯皇帝也感到几个堪为任用的军事人才如杨嗣昌、洪承畴、傅宗龙等人死的死，被困孤城的被困孤城，也确实亟需像孙传庭这样的人，因而将他开释，起用为兵部侍郎。
有些可笑的是，现在的诏狱已经变成了大明朝军事统帅的储备之地了。
第七百九十六章最后的挣扎
在重新启用了孙传庭以后，崇祯皇帝就在文华殿召见了孙传庭，向他询问平定内乱的方略。孙传庭对于天下大计从来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对皇帝是侃侃而谈。大概是因为在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