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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民兵七千多，共计三万六千余人；在山东，有着熊正恩、迟明率领的，大平军新编的两个镇，再加上刘泽清遗留下来的鲁军部队一万六千余人，共计四万五千人马。这样的实力，其实已经不弱于南明所掌握的部队了。
第五、别看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左良玉等人手中还有不少部队，但他们都是新败之将，手中也是屡败之师。再加上他们的部队中有着大批抓壮丁抓来的士兵，其实战斗力是不值一提。
而且这些武将还都知道，以前的汝宁军那强悍的战斗力，所以他们不愿意主动挑衅，以免成为大平军首先的进攻目标。
所以现在这些武将的军队，虽然在凤阳府、湖广地区和江北地区与大平军是犬牙交错，但两军之间进行着一种有默契的“静坐战争”，谁也不愿意首先开火，保持着一种诡异般的停战状态。
最后，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左良玉等人已因“定策”有功，备受弘光帝的宠信，志骄气盈，一心追求的是在江北争夺繁华之地，那样的话，既可过太平日子，又可就近要挟朝廷。要不然，一旦北伐，远离了朝廷中枢，那他们又怎么能控制朝政呢？谁也不愿意去做那，被十三道金牌追回的，冤死在风波亭的岳武穆。
而且史可法出任督师时已是失势悯墨之人，所以他就根本指挥不了“四镇”，只好奔走调停于四镇之间，如奉骄子，一筹莫展。
这些武官既以定策功封爵，人人都是以“天子门生”自居，日常所为都是桀骜不驯。如：督师大学士史可法在讲话时常引用“圣旨”，高杰听得是大不以为然，当面顶撞道：“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
而黄得功有一次跪着听使者宣读诏书，觉得不合自己的意思，不待读完就爬起来，攘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
这些武将对弘光帝的态度都是如此，又如何会听从那些文官的节制呢？而且他们一旦对廷臣有所不满时，就上疏云“乞付军前正法”。
刘良佐在陛见弘光帝时，就曾经大言无忌地说：“祖宗天下，为白面书生坏尽，此曹宜束之高阁。俟臣杀贼后，取而拂拭用之，以听其受享可也！今请罢制科勿设便。”
束手无策的史可法，也在军中写信给大学士高弘图，“盛言‘镇锋恶，盍谨避之！’”。武将们的气焰如此嚣张，皇帝和廷臣也无可奈何，虽然内阁的阁臣们也都交结外藩以为奥援，但他同样受制于那些武将，所以是毫无作为。
高杰原受命安顿家口于扬州城外，然后统兵北征。可是，高杰贪图扬州富庶，要求将家口安置于城内。扬州的百姓见高杰部下士卒在附近村庄到处抢掠焚杀，纷纷罢市登陴，不让高军入城。于是高杰恼羞成怒，下令攻城。
扬州进士郑元勋从中调停，同高杰面议只让官兵家眷安置城内，不在城内驻军。不料扬州百姓群情激愤，当场击杀郑元勋。督师大学士史可法亲自来到扬州城外的高杰军营里，婉转劝说，一味姑息牵就。经过反复磋商，最后决定把扬州附近的瓜州作为高军安顿之地。
而宁南侯左良玉在崇祯年间就已是尾大不掉，自行其是。弘光监国和即位的诏书颁到武昌，他一度拒绝开读，在湖广巡抚何腾蛟、部下监纪副总兵卢鼎等人的劝说下，才勉强开读成礼。
上行下效，南明其他将领如郑芝龙、方国安等人见大将如此，也各自盘算自身利益，不以国事为念。
第九百零一章天下战事（六）
其实从本质上来看，高杰、左良玉等武将的藩地割据形成，本不是在为明室收复“失地”中作出过什么贡献，而是在“策立”上对朱由崧个人有功。就弘光而言，也需要凭借他们的兵力慑服江南士绅；这些武将们也自恃有功，天子乃我辈所立，从此骄悍跋扈，一味麕集于南直隶江北地区争夺“善地”以自肥，进而挟制朝廷。
因此说，这样的军队，不要说进行北伐收复失地了，连自保南明也都是难上加难了。
弘光这个南明朝廷，就是由武将拥立和操纵，皇帝和文官们从来驾驭不了武将。武将既不以是否为国出力受赏罚，而是靠挟制朝廷加官晋爵，一旦形势不利，就会倒戈相向，保全自家富贵。
总而言之，南明立国之初，底子就没有打好，作为关键人物的史可法没有断然决策迎立福王朱由崧，利用皇权稳住大局，收拾残疆，是重大的失策；朱由崧眼看有当不上皇帝的危险，急忙派人召镇将拥立，授以“定策”之名。从此武将专政，国已不国。
而军阀之间又是矛盾重重，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文臣或依附某一军阀为靠山，或束手无策，放言高论者有之，引避远遁者有之，只能坐看江河日下，国土沦丧。
此外，文臣们的内斗也是愈演愈烈。
在明末，党争已经成为朝政的“主旋律“。它贯串于万历以后整个朝廷的政治生活中，一直延续到南明。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间党争基本上限于在朝、在野的官绅当中；随着弘光朝建立以后。军阀势力介入，朝中文臣往往以武将为靠山，使党争变得更加复杂尖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党争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弘光朝从酝酿建立开始，就发生立福、立潞的争议，实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为争夺新政权垄断地位的一场争斗。
弘光即位以后，全国其实已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大平、大顺、以至张献忠的大西政权都面临一个争取人才为己所用的问题，弘光政权也不例外。
在争取人才方面，史可法是比较清醒的。当他起草监国诏书时，原稿起用废臣一款内有“除封疆（指任职期间所管地方失守）、逆案、计典、赃私不准起用”一语，他认为“国事之败坏非常。人才之汇征宜广，未可仍执往时之例”，把这句话删去。可是当一两天后正式发布时，连史可法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仍照原本发出。
要知道。现在全国有经验的官员是屈指可数的，所以在这时候，应该按照三国时期曹操所制定的“唯才是举“来笼络人才，而那些人才的小毛病就应该暂时先放在一边。
可是南明的这个做法，立刻把这些身有瑕疵，却有能力的官员都拒之门外，推向了敌对势力的这一边了。
可是集中于南京附近，江浙人文荟萃之地的一批官员（他们大多是东林——复社人士）有一个如意盘算：一方面趁着北都陷没。朝臣除极少数“死节”以外几乎都投降了大顺和大平政权成为“从贼伪官”；另一方面又以不准起用“逆案”等旧例为理由，阻挡另一批在野官绅入仕。这样可以为自己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要津铺平道路。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东林——复社官员担心福王朱由崧即位可能掀翻逆案，使自己在政治上失势。然而朱由崧不得不凭借武将们的支持登上帝位，由此形成武将无功封爵、跋扈自雄的局面。武将们的遥控朝政，使东林——复社党人垄断朝政的图谋遭到重大挫折，这本来是他们自己种下的苦果。
然而，一贯以清流自命的东林——复社骨干从来不肯承认自己私心自用，而是集中火力攻击后来起复的阮大铖等人，似乎事情全坏在这些人乱政，掀翻逆案，正人君子连袂而去，众小翩翩入朝。当然，阮大铖这些人在党争方面其实与东林——复社官员是一丘之貉。也就是比较一下谁更烂罢了。
其实在弘光初立的时候，大臣多是东林—复社人士心目中的正人君子。可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姜曰广、高弘图、张慎言、刘宗周等人相继被排挤出朝。可这并不是阮大铖这些人推翻逆案的结果，完完全全都是为了争权夺利，官员们互相倾轧的结果。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些致仕回家的大臣根本没有料到大平军会迅速南下。他们原以为可以雍容有度地在家乡或借寓之地（如张慎言）过乡绅日子，等待朝廷局面改观时再东山再起。留一个以退为进的后手。不过，这些大臣们再一次失算了。
于是在朝廷中，大臣们矛盾激化，每日进行着旷日持久的唇枪舌战，反而置国事于不顾。一些有识之士也感到国难当头，应当捐弃门户之见。可是这种有益的建议立刻被淹没在互相攻讦的奏章中了。于是，弘光朝廷一直是在大臣和军阀的钩心斗角中苟且偷安，在内讧中粉墨登场，在内讧中苟延残喘，也不知道会不会在内讧中分崩离析。
所以当吴世恭看完了这些《情报汇总》以后，心中是大定，南方的南明小朝廷也是不足为惧了。
虽然现在的南明兵力还是很“雄厚”，左良玉有着近二十万兵马；黄得功有着三万五千人；高杰有着三万部队，但其有着骡马近九千；刘良佐有着二万三千多人马，还有一些南方的地方部队。
但大平军安排在南方的十几万部队和地方武装，足以抵御他们的进攻了。再说，现在的大平朝的战略重点，并不是在南明弘光朝，而是在北方清军这一边。
当时赶到京城以后，汝宁军也组织了追兵去追赶出关的清军。因为骑兵也不多，又忙着安定京城附近的局面，所以最终汝宁军也没赶上清军出关的大队人马，救出来的汉民也只有一万多人。
第九百零二章天下战事（七）
而此时，山海关已经落在了满清的手中，京城以北的长城防线和各大关隘，简直就是千疮百孔，已经没有了任何兵力，于是当时的汝宁军也只能暂时把部队填充上去，先建立起防线，挡住清军和蒙古部队侵扰京城。
至于宣大和延绥那里的长城防线，大平军已经是顾不得了，只能盼望着今年能安然渡过。不过那些的蒙古部落都是突厥化的西蒙古人，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未归顺满清，所以西蒙古并不能与满清形成有效的呼应。而吴世恭也只能期望：也许西蒙古不会乘虚攻入内地吧！
还好，感谢前世那狂轰滥炸般的辫子戏。这让吴世恭依稀记得：皇太极病逝以后，为了那个新皇帝的即位，满清内部曾经乱过一阵子。而那个小皇帝的老妈——大玉儿，还和谁谁谁那样了。好吧！吴世恭承认自己的这段记忆，是来自于前世看的那几本同人小说。不过那小说的内容？那就……不说也罢！
反正不管怎么样，这个冬天满清是不会大动干戈的，这让吴世恭的大平朝也有了喘息之机，能够有时间来建立起完整的北方防线了。
也确实如此，吴世恭这段罕见的有用前世记忆并没有记错。
当快马加鞭的多尔衮三兄弟，带着两白旗的旗丁，风尘仆仆地赶回盛京以后，立刻与留守盛京的豪格摩擦出了火星。要不是礼亲王代善从中不断地周旋劝解，说不定俩人就在盛京大打出手了起来。
紧接着。满清的亲贵、将领们也随即而至。在这个权利更迭的时候，这些亲贵和将领都不敢停留，他们都是要早日回到盛京。为自己在新朝中谋得一席之地。
而此时的满清皇位，将在豪格和多尔衮俩人之间展开。当时豪格亲掌正蓝旗，而且又有皇太极留下的正黄旗和镶黄旗以及众多大臣们的支持，从八旗内部来看，略优于有正白、镶白两旗以及多铎、阿济格支持的多尔衮。
但是多尔衮多年的苦心经营，使得蒙八旗和汉军旗的部队大多数都支持他，连其余六旗的中下层旗丁中。多尔衮也有着很高的人望。因此，这俩人其实在皇位的争夺中是势均力敌的。甚至多尔衮还稍稍占优。
于是满清的亲贵们闭门商议了十几天，双方的分歧却一直不能得到弥补。于是盛京的火药味也就越来越浓。要不是所有人都不愿意发生内杠，都在尽量地克制着自己，说不定盛京已经变成了一个战场了。
而在此时，最有影响的四位和硕亲王———礼亲王代善抱明哲保身态度。以年老多病为由。不想卷进这场政治漩涡，肃亲王豪格与睿亲王多尔衮角立，互不相让，双方僵持，所以只有郑亲王济尔哈朗比较超脱而能起协调作用。
所以在第十二天的大殿秘密会议中，代善首先发言：“豪格，帝之长子，当承大统。”
没想到豪格随口谦虚了一句：“福少德薄。非所堪当！”
于是多尔衮就顺势说道：“既然豪格自己都认为不堪其能，那就算了吧！”
而在这时候。在殿旁护卫的索尼、鳌拜等人拔出了腰中的刀，威胁道：“吾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
见势不妙，有发生火并的危险，代善就说了一句：“吾以帝兄，常时朝政，老不预知，何可参于此议乎？”随即，他站起身离去了。
于是多尔衮就说道：“汝等之言是矣。豪格既让退，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九子（福临）。而年岁幼稚，八旗军兵，吾与郑亲王，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