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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吕布等人叛降行为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论武艺吕布是公认的魁首；所谓“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但吕布并没有因绝伦超群的武艺；再加上“器宇轩昂”的外貌；而赢得美誉。一部《三国》；对吕布几乎无人说一句好话；“勇而无谋”、“见利忘义”、“义薄之人”、“轻于去就；无义小人”、“三姓家奴”；是《三国》中的人物对吕布的定论；使其“人中吕布”形象荡然无存。今人著书立说；论及吕布也少褒词好语。现成一些好事之人更给他戴上“有奶便是娘的小人”的帽子。笔者认为《三国》圈子中的人；乃至之后的几百年间封建时代的人；不能超越时代评说吕布是很自然的。而今人也是那样仅把吕布看作一个一无是处应予彻底否定的人物；就不够公允；也忽略了吕布这一艺术典型所蕴含的特质意义。
吕布的叛杀丁原；确实算得上是“见利忘义”的“无义小人”；但吕布的某些行为；即使让最看不起吕布的来评说；也不好名之以“无义”、“义薄”之类的恶誉。比如；吕布助王允杀了董卓之后；因王允对卓之余党操之过急；引来了祸乱。李、郭汜等人引兵攻破长安；吕布拦挡不住；只得撤离长安。以“别图良策”。危乱中；吕布先去救护王允；只是王允不肯离开长安；“再三相劝”无效。这时吕布再要去救护自己的家小已来不及了；最后只得弃却家小；飞奔出关。而谁都知道吕布是很爱自己的妻妾的；在吕布的天平上；丢却妻小；可决不仅仅是丢了一件“衣服”的份量。另外；吕布在和刘备争徐州时；有两次刘备的家小落到了吕布手中。第一次是“乘夜袭徐郡”；吕布得手后；“令军士一百人守把玄德宅门；诸人不许擅入”；“又常使侍妾送物；未尝有缺”。后将刘备家小主动送还刘备。如果说；这一次吕布主动送还刘备家小；是因为这时两家表面上还算是盟军。双方矛盾不是十分尖锐之故；那么第二次情形就大不同了。第二次是吕布得知曹操和刘备结盟；要来攻打自己；大怒；于是起兵攻打刘备；志在必得。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吕布打破刘备唯一的守城——沛城后；听了糜竺希望不要加害刘备家小的请地他说：“吾与玄德旧交；岂忍加害他妻子。”随即把刘备妻小安置在徐州。在“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则有作者对吕布此举的评记：“此是吕布兄弟之情也。……此是吕布好处。”平心而论；吕布在危乱中不忘先去救护王允；以及两度不废刘备妻小；无论如何；应该称得上是有仁有义的。
吕布不仅时有仁义之举；而且在某些场合还表现出一定的明智和略谋。大家知道；张飞曾几次给吕布难堪。一次；吕布为了交好刘备；令妻女出拜刘备。这本是为了表达对刘备的敬意；刘备自然要谦让。吕布说：“贤弟不必推让。”张飞听了竟然对吕布“目大叱”；还要和吕布拼三百回合。显然两人私怨最深。但后来吕布乘夜夺取徐州后；并没有乘机去追杀张飞。倘若吕布此时决心要报一箭之仇；以他本人的武艺加得胜之后；要杀仅有“十八骑燕将”保护的醉酒张飞；应该是不难办到的；吕布没有那样去干。所谓吕布“素知飞勇；亦不敢相逼”之说；殊无道理。这至少应该说；吕布是识大体的；甚至不乏几分仁厚之心。不然；吕布此次把张飞杀了；那势必激化了和刘备集团的矛盾；对自己不利。联系后来的辕门射戟之事；可以说吕布不仅有勇；也有一点谋略眼光。至少在袁术要攻击刘备时；能看出其中的利害关系；而救护刘备；显得他比谋士陈宫等人反而有谋。
通过上述；可以说吕由并不是一个十足的恶徒；什么“无义小人”、“通而无谋”的话；实乃偏颇之词。然而吕布实实在在是《三国》中最被人看不起；挨骂最厉害的一个。上文提到的；吕布令妻女出拜刘备；这本是对刘备的敬意；是一张“热脸”。张飞竟然十分生气；说“我哥哥是金枝玉叶；你是何等人；敢称我哥哥为贤弟！”张飞这话似乎十分无理；刘备是“金枝玉叶”；张飞你可是出身“卖酒屠猪”的“有田庄”的平民；你尚且能和刘备称兄道弟；而吕布此时身为一路诸候；武艺超众；为何就不能与刘备称兄道弟？——刘备后来是承认这个“兄弟”关系的。看来；张飞说的“何等人”不是指吕布与“金枝玉叶”配不上的出身；而是指吕布的德行不配。
张飞还几次面对面地骂吕布是“三姓家奴”；这显然是指吕布先拜丁原为义父；再拜董卓为义父。但拜人为义父不见得就该称为“家奴”；刘封拜刘备为义父；关平拜关羽为义父；从未有人叫他们“家奴”什么的。张飞为此而骂吕布是“家奴”；实际还是因为看不上吕布的德行。
那么对吕布的德行究竟该如何评说？上边我们列举了吕布的一些事；说明吕布某些场合也有仁有义；但还不足以说明吕布的大节。大节是“轻于去就”；先叛丁原；再叛董卓。可是按情理说；吕布叛杀了仗义执言的丁原；确是有罪于天下；但后助王允谋杀了董卓；应该是有助于天下。曹操后来围吕布于下邳时；曾对吕布说：“夫术有以逆大罪；而公有讨卓之功。”可见人们对吕布的讨卓之功是心中有数的。诛董卓是大快人心的事；无论吕布的主观动因是什么；客观上总是干了一件有利于社稷苍生的事。让人费解的是；对有讨卓之功的吕布；当时“诸候多不能相容。”在诸候们看来；吕布两次背主；是“轻于去就”的小人；十足的不忠不义。
问题是；在《三国演义》中；有叛降行为的人；远不止是吕布一人。许攸、张、高览背叛了袁绍；孟达背叛了刘璋；姜维背叛了曹魏；张辽、徐晃投降了曹操；甚至刘备也算做过曹操的部将；终而叛之。略举一二；可见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许多人都有过叛降行为。对《三国演义》中那许多人的叛降行为都不予追究；为什么偏偏对吕布的背主行为揪住不放呢？甚至连对他的背叛丁原和背叛董卓都不能“区别对待”呢？这就值得探讨了。
在中国封建时代；忠义是全社会共同维护的道德信条；是“天理”；犹如西方人康德所言的“绝对命令”；《三国》中的不少人物更是在这方面做得够“榜样”；甚至在双方激烈的交战中；也不忘处处以忠义为尺度评价人事。魏延杀韩玄、献长沙；有功于刘备；诸葛亮却要杀魏延；说是：“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五十七回；黄奎和马腾密谋反操。黄奎的妻弟苗泽为能得到黄奎的侍妾李春香；竟向曹操告密；使曹操得以谈笑间就扑灭了这次叛乱。事后；曹操却不仅没有奖赏苗泽；反而说苗泽为了一妇人；害了自己姐夫一家；是“不义之人”；竟把苗泽杀了。
如此看来；在《三国》的世界里；叛降并非不可；但须“有道”。如主人大恶大暴；昏暗无能；则可叛之；如旧主人已死或与旧主人恩断义绝；则可降新主；而且只能叛降一次（下边还要谈到这个问题）；虽然有“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之说；但《三国》中的多数人物遇到此类“道德选择”的问题时；彷徨、犹豫、抉择得非常艰难；如黄忠；韩玄曾要杀他；在“恰欲举刀”的最后一刻；被魏延所救；可他还要挡魏延。城破；关羽请他相见；他托病不出。后刘备亲自前往家中相请方才出降。关羽在“土山”被围；山穷水尽了；仍然是“约三章”后才“降汉不降曹”。
《三国》中的诸候们之所以多不容吕布；就是因为吕布与一般的叛降者不同；天理一般的忠义观念对吕布形不成束缚；他在“道德选择”面前；毫不犯难；轻松自如、天马行空一般。杀丁原、诛董卓是何等地决绝！下邳城破被俘；以降将身份意欲和曹操横扫天下；毫不难为情。忠义对他尚形不成约束；还能有什么东西对他是不可逾越的道德“他律”呢？吕布的最高人生信条是：“大丈夫生居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因此在政治生活中；必然是“事丁原而杀丁原；事董卓而杀董卓”。吕布的这种一叛再叛的行为；是《三国》全书极力否定的；是和封建时代的提倡的天理格格不入的。他自然也就难容于诸候了。
吕布的不忠不义的叛降行为；被人们义愤填膺地骂了几百年；以致于对他的“好处”都视而不见了。但骂吕布的人们似乎没想过；假如吕布不是反覆无常；而始终对董卓忠心不二；董卓怎么败亡？如何解民倒悬呢？吕布的反覆无常客观上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其实；对《三国》中的叛降行为；总体上不仅不应看作是十恶不赦的；反而应该给予一定的肯定。其道理用不着寻经据曲地找理论根据；小说本身表现得很明白：
没有许攸、张、高览等人的叛袁降操；曹操就很难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
没有张松、法正、严颜等人的背叛刘璋；刘备将不知如何取得西川；
没有徐晃背叛杨奉；曹操的“救驾”之功了将大费周折；
孙策若不背叛袁术；如何创建他的东吴？
不需一一列举；这些所谓叛降行为无疑是应该肯定的。总的说；《三国》中的叛降行为；在政治军事斗争中是一种不稳定的因素；它往往会造成或大或小的混乱；但混乱之后会产生新的更强大的稳定秩序；真正造成负面影响的叛降很少；绝大多数叛降力量的走向；是从原来或腐朽、或将败亡、或弱小的集团；投入到新兴、强大、胜利在望的集团。叛降行为是衰败的旧世界旧秩序灭亡的摧化剂；是建立新秩序的助动力。如果承认进步、光明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力量；是一定会战胜暗、落后的力量；这是“不可逃”的“天数”；就应该承认包括吕布在内的大多数的叛降行为是合理的。这其中虽然免不了有像丁原那样的仗义之人的牺牲；但“得失之间”是不难评价的。
这里需要说的是；《三国》中；众多的叛降者和吕布有大不同。他们除了前边提到的；在决定叛降与否时免不了一番痛苦外；特别是投降之后；往往对新主人表现出超常的忠义；大约是为了弥补其内心在道德上的亏损感。如庞德对曹操的忠；姜维对蜀汉的忠；真是肝脑涂地；死而后已。如果要他再选择一次；即再叛降一次；是不可能的事了。赤兔马的命运充分地表达了作者这种道德观。赤兔马的第一个正式主人是吕布；吕布死后关羽得之。它使两位主人在战场上出尽了风头。但关羽死后它却再也不肯为第三个人（马忠）服务了；“数日不食草料而死。”书中为了强化有神格的关羽形象；可以让一匹马的寿命延长十数载；而且强行扭曲本质。然而赤兔马到底属于谁；一生效忠谁；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演义讲究的是忠义；而赤兔马在演义中；却成为了演义的牺牲品。众多的叛降者；即使感到新主人并不怎么贤明；也只有追随到底了。如陈宫先曾“弃”操而去；投在吕布麾下；吕布每每不听他的忠言；“意欲弃布他往；却又不忍、又恐被人耻笑”；此不忍可以说联系到了最后白门楼的话；“布虽无谋；不似你谄诈奸雄也”；也就是吕布那一点真挚；让陈宫不忍弃。吕布兵败被俘；曹操再三劝降、陈宫竟宁死不降。陈宫并不认为吕布是贤明之主；但囿于忠义观念；甘愿去死。话说到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徐庶为什么宁可“一言不发”也不设法逃离曹营；再去投刘备。
《三国》虽然写了不少叛降者；甚至人予有限度的赞许；但更多的是写象张飞、关羽、伍孚、黄权、王累、沮授等辈的忠义之士。他们个个惊天地、泣鬼神；给人超常的崇高感。《三国》的“主旋律”；是彰扬忠义之士；是为了树立忠义的典型。但中国封建时代所高悬的忠义样范；事实上标准太高；远远超过了一个个体生命所应承担的负荷；它动辄以生命为代价；不符合人性；因此在实际生活中许多人做不到。《三国》无意中也透露了这一点。“官渡之战”胜负未见分晓时；曹操方面的不少人与袁绍暗通；准备曹操一失败的后路。这曲折地说明；在实际生活中不愿做忠臣义士的人大有人在。由此推论；象吕布那样一叛再叛的不忠不义的人；在小说中很少；但在生活中很多。可以说这个形象是很真实的。有特殊的典型意义。
吕布是《三国演义》里众多叛降者中最有个性的一个。他同别的叛降者一样；自然不会有超越历史的眼光；在他恐怕连“择木”、“择主”的思想水平都没有。他的不忠不义、一叛再叛是纯粹出于性格；他不愿久居人下；一切以“个人幸福”为归旨；一切从个人的欲望和爱好出发。什么忠义、“父子之情”都不能把他束缚；他达到了实践理性的“自由”和“自律”。说反丁原就反丁原；说杀董卓就杀董卓；何等的决绝！当然吕布也不是反一切伦理道德的恶棍；他既能优待尊重敌手的妻小；更深爱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