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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 Hattori)以及丝路整合办公室(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的支持,称得上热情积极,让我们感激不已。
非洲东方研究学院(School of African and Oriental Studies)的阿肯纳(Sirin Akiner)提供我们中亚地区的联络人名单。密德兰银行国际部(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Midland Bank)顾问伍尔佛(Nicolas Wolfers),替我跟苏赫迪尼(Dugersurengiin Sukherdene)接上头,再联系上蒙古国家银行(Mongolian State Bank),让我顺利在乌兰巴托进行初期安排。他的妹妹额儿仑(HO誩lun)充当我的翻译,也提供不少便利。水牛城(Buffalo)的汉密尔顿(Hamish Hamilton)提供我御寒的服装与睡袋,适合在蒙古5月时使用,我脚下的靴子与外套,则是由Timberland公司热心赞助。
蒙古驻莫斯科大使馆也帮了我们不少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笑容满面的文化参事波尔浑都易(Buandelgereen Borhondoi),不过少了芭琪曼诺娃(Tanya Rachmanova)的翻译,我终究还是会一事无成。
其他在蒙古提供我们各种协助的人还包括毕拉(Bira)院士、友谊协会(Friendship Societies)的奇密多尔扎(Chimidorj)先生、刚巴(Ganbat)先生以及外交部的刚苏赫(Gansukh)先生、刚巴巴托(Bumbyn Ganbaatar)、杨丹多尔扎(Damdinsuren Yundendorj)、音效师泽伦德扎夫(Tserendjav),以及协助我们拍摄纪录片的蒙古电视电影厂的伊斯坎德(Ishkand)。还有带我们漫游的十多位牧民向导,他们是我们的原野导师,我真的要特别感谢他们,让我们分享他们的“黄金遗产”(golden heritage)。
我还要特别提到“大夫”博希吉特(Boshigit)一家人的友善好客,让我和保罗·哈里斯(Paul Harris)在乌兰巴托如沐春风。洋基通运(DHL)的艾伦(David Allen)也是我们格外感激的人士,他的想像力与慷慨的捐赠是我们这趟行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DHL遍布全球的服务点,更是空前的成就,足以媲美蒙古中古时代的驿站。
两位蒙古帝国史权威——杰克森(Peter Jackson)博士与摩根(David Morgan)博士花费心思与时间审阅我的初稿,提醒我书中几个明显与史实有出入之处。当然,书中的所有错误还是应该由作者负责。
第一部分秘 史
在乌兰巴托,我跟阿乌博德第一次见面,正当我们两个吞吞吐吐,互相猜测对方的话意时,他的哥儿们葛瑞尔,就这么冲进我们的房间。葛瑞尔是典型的蒙古骑兵后裔,身高大约六英尺,跟一般蒙古人相比,他算是高的,全身紧绷,桀傲不驯,凶恶的脸庞上是一头狂放的深黑头发,长长的、油腻腻的,又留了个傅满州(Fu Manchu)式的胡子,怎么看,都觉得他有几分邪气。他讲话的口气跟吵架一个味儿,满腔怒气好像无法遏抑,随时会爆发出来似的。
葛瑞尔是职业雕刻家,纤细的手指,秀气的手掌,跟他粗野的相貌完全不搭调。他是个粗豪的汉子,绝不扭捏作态。他很迷打猎,雕刻的尽是些鹿、熊或是大角羊之类的动物,惯用的材料是骨头或是鹿角,完工的作品随意放置在石头、毛皮与羽毛之间。他射杀过十几只熊,其中一只的皮就铺在他小小的公寓地板上,猎枪则斜倚在沙发的背后,有人来,葛瑞尔就拿出他最得意的相簿炫耀,里面是看来有些粗糙的黑白照片,一张张记录着他的野营营地、猎友,少不了他踩在动物身上的骄傲时刻。
葛瑞尔与阿乌博德两人都是浪漫派。阿乌博德的梦想受困在办公室内,葛瑞尔则是一个职业向导,能用营火烧一桌好菜、在马背上打盹、轻易地缚好马鞍。他走起路来,总带着股神气劲儿,看得出来,他是个活力充沛、不知该怎么发泄的人。他的表情看起来让人不寒而栗,事实上,他很乐观,喜欢帮助别人,一心一意想走完这趟艰苦卓绝的旅程。只是启程前,他一直是愁眉苦脸的模样,话很少,神色严峻,眉毛始终纠在一起。
阿乌博德和我都觉得该把我们最新的计划方向,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一声;趁着这空当,他就去找些健壮的马匹及几个可以一道上路的伙伴,组成远征队。
第一部分试骑之旅
在我第一次到乌兰巴托之后,又在1989年10月与翌年4月,两度重返故地。每一趟,我都敦促他们定下清楚的行程计划,可每次所有的时间却都花在捉摸阿乌博德的心思上,试着为他伟大但空洞的想法理出个头绪来。或许通盘的计划,还需要从长计议,但我总希望,计划的组成要素能一点一滴地就位。由于行程展开在即,我建议他们利用一整个夏天,把马赶到蒙苏边界,把马匹留在那里休息给养。这个行程的目的是让我预估一下,骑马跨洲长征的可行度到底高不高;按照蒙古的老法子骑马到法国,又会碰上什么问题。但是,阿乌博德却不想进行试骑,打算先拖一年,再一鼓作气从乌兰巴托杀到法国,中间根本不作任何停留。他并没跟我解释为什么要拖上一年,我也始终没搞清楚,所以我花了好大的耐心说服他接受一步步来计划。
我每去一趟乌兰巴托,就会发现我的蒙古朋友信心更坚定了:他们一定要用蒙古的传统方法进行蒙古式的冒险。此时,我的心念一转,觉得当个观察者也很好,只要从旁提供咨询就行了,该我说的,我就说,其他时间袖手旁观,其实是一种奢侈。即使他们不理睬我的建议,可能也是因为,在蒙古的土地上,应该依照蒙古作风行事。这对我来说,是个观察现代的蒙古人如何安排长程旅行的绝佳机会。我对自己说,这支由阿乌博德和葛瑞尔率领的远征队,前途一片大好:阿乌博德是做官的,懂得行政协调;葛瑞尔是野外专家,有能力替行程打理具体事项。我的印象是这两个人有很长的合作历史——事后证明,我错了,他们只一起打过几次猎而已。
阿乌博德总算拿定主意了:计划的第一步,是7月出发,在夏天横越蒙古。葛瑞尔从旁建议,5月时我们可以有一次试骑,地点是肯特省(Hentei,一拼成Hentiy)的荒野,据说这是成吉思汗早年活动频繁的龙兴之地。这想法正合我意,我可以在野外实地测试装备,尤其是那部迷你摄影机,还可以观察有意加入远征的志愿者,掂掂他们的斤两。
还是一样,没有人清楚我们要去肯特省的哪里,距离大概有多远,更不用说地图了。或许是安全的原因,这里的地图不易取得,更可能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公开印行过。我只知道我们会花上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到乌兰巴托东北角的肯特省爬一座高山。葛瑞尔花了不少心思制作了两块椭圆形的青铜雕刻,每一块大概有十二英寸宽,这是他要放在那里的纪念品。第一块青铜刻的是少年成吉思汗,二十岁左右,英姿勃发,那时他正转战各个部落之间,威震大漠;第二块是成吉思汗晚年最著名的一幅画像,现存台湾的故宫博物院。成吉思汗的后裔在中国建立了正统的王朝——元朝,一个世代之后,宫廷画师根据文献完成了这幅作品。在成吉思汗晚年,蒙古铁骑正席卷华北,进占中都,南宋王朝岌岌可危。画像中的成吉思汗已是晚年,被画师诠释成传统的中国帝王相貌,慈眉善目,脸部线条柔和,留着一圈山羊胡,竟然还有几分儒者风范,完全不像是从草原奋战崛起的一世枭雄。
暮春5月,出发在即,距离我第一次到乌兰巴托,已经整整七个月。葛瑞尔蹲在两块铜雕前面,把它们放在一张有些斑点、满是破洞的防水胶套上面,小心翼翼地黏到大理石板上。这两块有点像墓碑的大理石板,稍后要在他们选定的地点竖立起来。大理石板上刻着垂直书写的蒙古文,行云流水,还用红漆仔细描过。这种蒙古文字是成吉思汗的直接遗产之一,也是现代蒙古文化变迁的见证。也许是因为处于文化的十字路口,蒙古人一向对文字有一种狂热,勇于尝试各种新的文字,于是源自西藏、近东及苏联的文字都成为他们取材的对象。在成吉思汗崛起的时代,蒙古是没有文字的,当时的蒙古人想来也用不着。后来,成吉思汗命令他的下属根据维吾尔人的文字制订蒙古文,从此以后,便以蒙古文作为这个庞大帝国的正式书写文字。成吉思汗逝世之后,继续流传了七百多年,直到共产党上台。当权的共产党采纳了苏联顾问的建议,废除传统蒙文,代以“现代的”斯拉夫拼音文字。
每个蒙古人都得学习这种斯拉夫拼音法,学校里再也不教传统的蒙文。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移植新文字的计划暂且搁置,但是,到了1945年,还是雷厉风行地推动起来,结果,这个草率的改革计划严重摧残了丰富的蒙语遗产。蒙语中许多发音跟细微的变化,无法在斯拉夫拼音中找到精确的字母,于是蒙语被迫简化或是改造,勉强套上这层语言上的紧身衣。深谋远虑的蒙古人,开始担心正统的蒙古文化后继无人,只好把孩子送到中国境内的内蒙古去受教育,说来讽刺,当地的蒙古土著倒还有机会学习正统的蒙古文。
一晃眼,五十四年过去了,这个政策终于得到了改正的机会。乌兰巴托当局宣布,决定将恢复传统蒙文作为蒙古改革措施中的一个环节。他们计划让传统蒙文再度成为蒙古的官方文字,只是没人了解具体的步骤。有人估计,单单更替政府单位里的打字机,就要花费两年的政府总预算。官方的事情,让做官的去伤脑筋,在葛瑞尔的青铜雕像上,如果出现来自外国的斯拉夫文,再怎么说,也不伦不类。
第一部分秘史之谜
葛瑞尔刻在青铜板上的文字,取材自一本研究成吉思汗生平的“圣经”——《蒙古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这本书的作者至今不明,也不知道他编撰秘史的动机何在,但是,在中亚文学史上,却是顶尖的重要文献,与游牧民族其他文学和历史作品并肩齐步。
声名显赫的帕拉丢斯(Archimandrite Palladius)是一位饱学多闻的修士,长于汉文,清朝末年,曾随俄国宗教使团去过北京。1866年,他宣称取得蒙古史家记录的成吉思汗秘密档案,这个发现顿时在平静的东方学界掀起万丈波澜。大家都知道,研究游牧民族的局限在于多半没有文字纪录,再加上他们居无定所,就连考古学家都很难找到关键性的判断依据。也因此,帕拉丢斯刊行的蒙古秘史,堪称是划时代的历史巨著。这部史诗在成吉思汗过世后不久写成,描述了蒙古族的起源,翔实地记录了蒙古史上最伟大的大汗,是如何诞生、崛起,一生又是如何立下震撼世界的汗马功劳的。
帕拉丢斯的学术成就还只是蒙古研究的起点而已。接下来的十年中,不同版本的《蒙古秘史》与精彩纷呈的旁枝故事,在私人图书馆与官方典藏的角落出现,研究蒙古史蔚为风潮。大家这才明白:几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家早就知道有这本秘史的存在,只是自认天朝大国,对这些野史不屑一顾。原始的《蒙古秘史》来历甚奇,念起来是蒙文,却是用汉字音译的。当初编撰这个“汉译蒙音”的学者别具用心,内容不但有许多抽象的蒙文,还有相对应的词汇表,或许这本书原本是用来训练中国的蒙语通译也说不定。汉字的中介为这本秘史蒙上了一层难解的面纱,原始的蒙文本至今未曾得见,而且至少其中一本在中国内战中毁于兵燹。一个世纪以来,研究东方学的学者一直企图重建原蒙古版本,但其中仍有许多含糊不明之处。
学者一般相信,《蒙古秘史》的撰述缘起,是让成吉思汗的后裔有个认识祖先言行的依据,让他们知道赫赫有名的大汗出身何处——这也就是“秘”这个字的来源,意思是只有胄贵裔才有资格阅读。不过,也有人认为,“秘”这个字指的是这本史书流传不广。无论如何,《蒙古秘史》应该是吟游诗人在营火边,为蒙古族人讲述蒙古之父——成吉思汗崛起的传奇,殆无疑义。
葛瑞尔与阿乌博德安排的会师地点,是一个小湖——蓝湖(Blue Lake)的湖滨,在乌兰巴托东北一百九十英里处,《蒙古秘史》中曾有记载。虽然已经是5月底了,但是漫长的蒙古冬天一点也没有退缩的意思。湖边的芦苇被霜压得抬不起头来,但还在作响,乌鸦在光秃的树上大声叫唤;湖面大约有半英里宽,四分之三的湖面盖着一层将融的薄冰。幽暗的山谷里,犹有未化的积雪。小湖的另一端连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