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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面大约有半英里宽，四分之三的湖面盖着一层将融的薄冰。幽暗的山谷里，犹有未化的积雪。小湖的另一端连着陡坡，坡下的草地也是一片枯黄。陡坡上有一个煞尽风景的标语刻在石板上，盛赞苏俄十月革命的辉煌成就。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小玩笑，我们在湖滨放下葛瑞尔制作的第一块石碑，庆祝苏联的失败；而八百多年前，一小撮蒙古族人也在这里，矢志效忠一个二十八岁、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年轻人——铁木真。宣示效忠的仪式一如蒙古族人的质朴率真，大家用想得到的比喻来形容自己的忠诚。第一个人说，他要做铁木真的雄鸡；第二人要做他的弓箭手；第三人想当他的牧羊人，为他看顾羊群；第四个想替他放牛；第五个则希望当他的马车。这几个人都志愿随他南征北讨，以性命护卫他的安全。其中一个吟唱出一首歌，收录在《蒙古秘史》中：
我愿变成老鼠，
替你把东西收藏起来；
我愿变成乌鸦，
替你聚集所有；
我愿做披盖的毛毡，
大家一同披盖；
我愿做挡风的毛毡，
共同遮护家乡。
也不过二十年的时间，这一小批在蒙古社会边陲流浪的亡命之徒，竟然使亚洲绝大部分的人民，闻之丧胆。蒙古尊称铁木真为成吉思汗，矢志效忠的“老鼠”，成为无坚不摧的骑兵统帅——速不台。这位将领曾获得军事史家哈特高度肯定，墓志铭上说他“征服三十二国，赢得六十五场会战”，绝非浪得虚名。
第一部分集体作决定
1990年5月，十来个蒙古人围着葛瑞尔精心雕铸的青铜雕像，纪念这历史性的一刻；我没花多少时间，就确定这个试骑队中，多半是艺术家，只有两个志愿者是真的为了跨洲远行而来的。那两个人很好认，因为他们穿着全套远行服饰：深棕色的蒙古袍、侧边有精美刺绣的厚重毡靴，一身簇新。他们希望能被选中，骑马长征法国，这两个人的专长也的确派得上用场——这又是阿乌博德抄袭我的计划——其中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兽医。
医生是个相当害羞的年轻人，却在脑后留了一条时髦的马尾辫，他的装束在蒙古社会肯定非常刺眼。中年兽医是他的朋友，模样看起来有点像是美国橘柚（Samson），胸膛圆鼓鼓的，脸孔坑坑疤疤。腰间系了一条举重选手用的那种宽皮带，头上戴着蒙古传统的尖帽，挺不协调的是，一下雨，他就在帽上蒙上一层塑料购物袋。一路下来，这位先生的样子不免有些狼狈。他很爱美，但是放纵饮食的结果，却造成了他的水桶腰。接下来几天，他老是在营火边晃荡，等待第二轮、第三轮的取食机会，至于他的动物医疗专业，最后证明，一般的牧民单靠基本常识都比他强。他没有入选。
那位年轻的医生看来也有问题。他为人沉默，待人和气，只要帮得上忙，他一定全力以赴。但是，他却有个致命的缺点，他是极少数、极少数在马鞍上坐不稳当的蒙古人，说得再直接一点，我从来没有见过骑马骑得这么难看的蒙古人。他一翻身上马，顿时不知所措，浑身不自在地随马颠两下；马一受惊，稍微闪躲，他就会掉下马来。大家都替他难过、着急，就连旁观的艺术家都有些看不下去。这批艺术家中，有油画家、水彩画家，也有雕刻家，好几个人身手都相当矫健。
他们都是蒙古艺术家协会（Mongolian Artists？Union）的会员，我猜，他们是葛瑞尔邀来的，有他们在，就可以打出“协会计划”的招牌，让这次活动沾点半官方色彩，同样重要的理由是：这些人可以分担一些开支，租用马匹、聘请向导领我们进山的花费，就不会高得无法负担。很明显的，以前并没有人尝试这种远征，我们必须依循蒙古的心态来思考。
我很快就发现，在蒙古，作决定是一种集体活动。每天的行程安排、雇多少匹马、路线怎么走、马鞍合不合，甚至再琐碎一点的事，不论他们本身有没有经验，蒙古人都可以翻来覆去地争辩。最先提议的人把他的想法婉转地说出来，然后就转身去干自己的事，留下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现代蒙古人挺喜欢补破网的。
我们沿着微微起伏的低矮山丘地形，从乌兰巴托开了六个小时的车子，终于抵达了预定会合的地点。载送我们的是一个联合车队，里面的吉普车和越野车都是向各个国家组织、集体单位好说歹说借过来的。说来有些好笑，这些车辆都是经过“蒙古化”之后，才勉强能在地面上奔驰的。所谓的“蒙古化”，指的是废物利用，或是翻修不知道打哪儿弄来的零件，勉强凑合成的。所以呢，吉普车上破碎的挡风玻璃，可能来自一部车祸中全毁的同型车；后车轴更惨，不知道又是哪一部事故车的残骸，还不是同一车型；变速箱显然是从小车上拔下来的，有些别扭。车灯、后照镜之类的小东西（如果有的话），都是用绳子或铁丝一圈圈绑起来的。这样的车当然是走走停停，没走两步路就要修理，轮胎的气好像永远充不满。
这种修修补补而成的车队，切实说明了在这样的社会中，组织一支前所未见的远征队有多困难了，因为在蒙古，根本找不到适合的装备。蒙古位于前苏联的边缘，漫长的补给线到这里已是尽头，也难怪运到蒙古的苏联货，都是一些捡剩不要的次级品。再加上蒙古国内铺设好的马路根本没有几公里，汽车的寿命就更短了。要开车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只能依循地上的车辙痕迹，这是前人横越大草原留下来的路标，有时走上隘口，有时越过小溪，说不得准。在蒙古，是没有桥的。有时车辙太深，驾驶员就胡乱转向，再轧一条新的路线。坐在车上的人往往被颠得七荤八素，车子也被震出内伤，更把壮丽的自然环境破坏得体无完肤。一条条的车辙就像一道道疤痕，伸向四面八方，蒙古大地被碾得支离破碎。
第一部分核心成员
阿乌博德物色到一位翻译——博希吉特医生。一路上我碰上不少蒙古人，可是他跟他们完全不同。他是心脏专家，却不愿意在这个极度缺乏医师的国家行医；他是思想家，不畏惧威权统治，一心一意想成为卓越的政治家。但是，蒙古第一次举行自由选举的时候，他却洒脱地拿着鱼竿去钓鱼。他像其他受过教育的蒙古人一样，俄文极为流利——俄文是学校必修科目，但想要深造，得下苦功去研读才行——英文说得也很溜，还自修法文、德文。他曾经在布达佩斯接受过医学训练，因此说得一口好匈牙利语；在斯德哥尔摩也当过驻院医师，还能来上两句瑞典话。他喜欢马，却很讨厌骑马，现在更得了严重的花粉热。望不到尽头的蒙古大草原，夏天是世上花粉指数最高的区域之一。倔强的“大夫”绝不放弃。他的名字在蒙文里的意思是“基础”，在后来的行程中，他一路陪着我们，是我们少不了的好帮手。他心地仁慈、坚毅果决、喜欢动物、博学多闻。走到哪里，都看到他拿着他那根折叠钓竿片刻不离身。他的厨艺惊人，有限的食物，到了他的手上，总觉得可以有些变化、好吃得多。
另外两个人是我们这次试骑队的核心成员。保罗·哈里斯是我找来的，负责摄影。他是英国人，三十来岁，在伦敦做职业摄影师，曾在我老家爱尔兰拍照，因而结识。我写信问他，有没有朋友愿意到蒙古参加远征队，这个专拍户外写真、性喜浪迹天涯的小伙子，马上自愿请缨。我相信他是个好相处的人，事后证明我的感觉没错。他爬过南美洲与尼泊尔的高山，主动积极，适应力强。他是个摄影狂，常常一大早起来爬到高处，寻找最佳位置，捕捉最适合拍照的光线。
第二摄影师巴雅尔负责的工作是拍摄胶卷影片，以便制作此行的纪录片。他是蒙古电视电影厂（Mongolian TV Film Studio）的员工。这单位的名称气魄不小，其实只是乌兰巴托无线电视塔阴影下的一栋破建筑而已。历经沧桑的蒙古电视电影厂曾经风光过，专门制作东欧集团喜欢的新闻片或纪录片。不过，席卷世界的电视设备也没饶过这里，搞电影的不再吃香，电影厂没落了，就只剩下几个老摄影师和收音师，拿着破旧的设备苦苦支撑，所有的预算与光彩都被新兴的电视抢光了。即使前途一片黯淡，巴雅尔依旧苦恋电影这个行业。他是牧民的儿子，年轻时被送到莫斯科电影学校（Moscow Film School）上过短期的电影拍摄课程，从此一脚踏进这行，一干就是二十年。他的个头很小，干干净净，生气勃勃，天性幽默，甚至还有点调皮。保罗和我知道他已经做祖父时，都大吃一惊。真没想到有孙子的人，还可以这么为老不尊。
在会合地点等我们的巴雅尔背着一部满是伤痕的巨大摄影机，看来起码有三十年历史，一转动就会发出叽叽喳喳的响声。搭配老古董的是一具看来很牢固的木制脚架，这两副设备就像是难兄难弟，阅历过沧桑人世。看观景窗的时候，他总是习惯把他的运动皮帽往后一转。他穿的马裤外加长筒皮靴，看起来像极了20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拍摄人员。他的摄影设备让人看了有些心惊胆跳——装胶卷的袋子里面满是沙尘毛发，拍好的胶卷胡乱拿张破旧的黑纸包起来，不像专业的摄影师是放在锡罐里——不过，他那活泼的个性，倒是让我们得了不少好处：他在乡野间长大，被他调教的马匹，匹匹服服贴贴；他又是个扎营好手，跟其他试骑人员相比，绝不逊色。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把那具笨重的摄影机挂在身上，疙疙瘩瘩，有棱有角，金属边还挺刺人的，背后外加了个帆布袋，却没见他皱过眉头。照理来说，摄影机不该这么安置，可是，在蒙古找不到附有垫子的摄影机专用箱。他胯下的马每往前一步，胸前的累赘就会狠狠地撞他胸口一下，连旁人看了都替他痛，但你每次触及他的眼神，巴雅尔总会刻意对你眨眨眼，嘴巴咧出一条向上的微笑。巴雅尔在蒙文中是“快乐”的意思，对他来说，真是个再适合不过的名字。
葛瑞尔事前已经做好了准备，向当地的农民公社、农场，租借了马匹，雇好了向导。蒙古乡村区被分成相当于省的“爱马克”（aymags），以及相当于县的“苏木”（somon）。之所以有必要切割成为较小的县，主要是迁就蒙古人民生活，“苏木”通常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农民公社或集体单位，它有一个行政机制，大家管它叫“苏木中心”，此外，一般还有十来栋房舍和一条灰尘扑面的飞机跑道。“苏木委员会”至今还是信守古典中央集权理论，无所不管，甚至包括指导牧民的起居、家庭生活，分配公社名下的牲口以及补给养料给牧民放牧，收取畜牧的成果，再把利润上缴到中央政府。改革开放以后，牧民可以饲养部分私人牲口，至于多少，就要看政策的松紧与当地的地形，多的地方，私人的牛与马匹可以占到百分之十五。
第一部分全羊大餐
5月17号，也就是第二天早晨，五六个牧民骑马进入营地，每个人身后还拉着三四匹备马，这里面有个人的也有向集体租的马匹。骑士一个人一个样，马匹看来也是东拼西凑的，到底是骑士还是牲口比较驳杂，左瞧右瞧，很难判断。
这批马瘦骨嶙峋，个头很小，毛发杂乱，也没钉马蹄铁；跟瘦小的身躯相比，头实在是太大了，毛色斑斓，肌肉筋骨的线条看起来异常古怪。这批马都失势了，蒙古人饮用马奶，更要母马传宗接代，通常只保留几匹种马。种马的毛都留得长长的，拖到地上，好像一跑就会踩到似的。这几匹清晨出现的骟马是标准的蒙古马，其貌不扬，步伐沉重，身上的味道很臭，却强韧得很。在一般人眼里，这种马算不上身出名门，可也只有这种马能熬过蒙古的酷寒，在西伯利亚的暴风雪中，还能站得住脚。在慑人的低温中，就连植物都为之枯萎，但是，蒙古马照样生气勃勃。斯科特上尉（Robert Falcon Scott）带进极圈，把雪橇拖到南极点的也是这种马（虽然他的冒险不幸失败）。成吉思汗强行行军时，一日推进八十英里，靠的也是这种其貌不扬的动物。现在，我跟保罗终于有机会亲身体验一下了。
牧民的长相也是一脸的坚毅不屈，着日常装束，黑色的长筒毡靴、脏兮兮的蒙古工作袍，有的戴着尖顶毛帽，有的戴男用呢帽遮风避雨，看起来格外像是南美洲的加乌乔人（gauchos）。他们静静地骑到营地边缘，把马系在角落的树上，免得它们看到陌生人会感到不安，然后才踱过来，接受敬烟、敬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