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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女患者还是心有不甘地死了。她死后，她丈夫在她的坟前整整哭了、睡了１０天！他深深地后悔当初不应该让妻子接受输血。
第十八章 这里有长城耄耋老人——艾滋斗士（2）
这一幕惨剧也深深地刺痛了高耀洁教授。她从中感悟到：必须了解预防艾滋病的知识，而这一情况在这一地区又是盲点。为此她作了一项防艾调查，发现在一万人中，能够正确了解艾滋病传播途径、预防方法的不到１５％，特别是对血液途径传播更是一无所知。一个医生的职责，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强烈地撞击着高教授的心胸。
也正是这样一次令她永生难忘的机遇，把高耀洁这样一位耄耋老人推到了防艾第一线上。
也正是这一年的１１月，高耀洁教授自费印制了第一批防治艾滋病、性病的宣传资料。当时高耀洁教授经济较为拮据，竭尽全力也只能挤出５００元钱来，她任馆员的河南文史研究馆和宋庆龄基金会伸出了援助之手，一共凑了１７００元，印了１．２万份资料。
也正是这一年的１２月１日——国际艾滋病日，高耀洁教授顶着凛冽的寒风走遍了郑州市东南西北的５个长途汽车站，向群众发放了８００多张宣传资料。
此后，高耀洁教授的足迹几乎遍布河南各艾滋病高发地区５０多个县市，共编写、印刷、发放了９期３０多万份宣传资料，为此高教授耗去了她节衣缩食省下来的所有积蓄１０万多元。以至于时至今日，这位世界知名的防艾斗士和她的老伴还生活在冬日连暖气都用不上的简易筒子楼里。家中所有家具无一不是二三十年前的旧式家具。尽管贫穷，但老人却很开朗豁达，客厅正中那幅“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的对联正说明了高耀洁教授博大的心胸：“尽管目前我经济上比较困顿，但这不会让我停步。我出身很苦，又一直和社会底层人士接触，看不得别人受罪。何况，救死扶伤是一个医生的天职。”
高耀洁教授在防治艾滋病的宣传工作中也曾遭遇到过尴尬难堪的场面。一次她手拿着防艾资料到一家夜总会向三陪小姐们散发，小姐们以为什么好看的东西，拿过来一看，见是防治艾滋病的宣传资料，于是把这些资料扔在地上，还对高耀洁的宣传指三道四，进行辱骂：“老婆子，还不快滚！这东西客人们见了那还了得，他们不以为我们有艾滋病才怪呢！”夜总会老板闻讯赶来，像见了仇人一样把高教授连推带搡轰了出去。
如果这些尴尬场面还不足以让高教授产生苦恼和不解的话，那么一些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对防艾宣传的反常行为就让这位老人感到更为不解和苦恼了。
高耀洁因为在防治艾滋病宣传工作中的杰出贡献而荣获国际、国内多项大奖，几乎每一个大奖高教授都不能前往领奖，究其原因，便是一些官方人士害怕高教授利用这些机会把河南艾滋病疫情的真实情况披露出去。于是，他们千方百计阻挠高耀洁教授外出，千方百计阻挠记者对高教授进行采访。对此，高耀洁教授颇感困惑和不解。
她说：“我自费搞‘防艾’宣传活动，自费给病人送药、寄钱，几年来十多万元付出去了，没花政府一分钱。我图什么？可就算这样，一些领导却说我瞎折腾，我受到的打击太多了。”
当高教授的防艾之路受到越来越多高层人士的肯定和越来越多人民群众的欢迎时，一些人又开始拉拢她，甚至对她说：“你可以搞宣传，搞调查，我们还可以对你进行支持，但调查结果不能向外公布。”
这样一个无理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高耀洁教授的严词拒绝。
硬的不行，又来软的。２００１年５月中旬，一位领导亲自到高耀洁家里看望她，并给她带去了好消息，让她去泰国考察。
这位领导的用意高耀洁教授当然明白，她对这位“好心”的领导不冷不热地说：“有考察的钱，还不如给艾滋病孤儿买几个馒头！”
钱，的确是高教授民间“防艾”宣传的一大障碍。为了解决无钱的窘境，高教授开始向社会募集“防艾”资金。她是一名妇科大夫，常给人治病，治好了人家会来感谢她，于是她便向有钱的人开口说钱。
一次，一位很有钱的电厂厂长来到了高家，对高耀洁教授说：“高大夫，冬天来了，我送给您一件皮衣吧！”
高耀洁教授却对这位厂长说：“你还是给艾滋病孤儿捐上几百块钱吧！”
高耀洁教授没想到这位厂长会当场拒绝。
不就是几百元钱嘛，一顿餐费足之够也，但这些人就是不肯为防艾掏腰包。
高耀洁为防艾而举行历时半年的募捐活动，一共才募集到２０００元钱，在中原重镇郑州市，在偌大一个河南省，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寒心的数字啊！
第十八章 这里有长城耄耋老人——艾滋斗士（3）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高耀洁教授仍不敢忘记自己作为一个医生的天职，对于河南上蔡文楼村这样的艾滋病疫情高发地区，高耀洁教授曾几进几出，每进一次，都有一次新的感受；每进一次，都引起一次心灵的震撼。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文楼的艾滋病疫情还未在社会公开时，当地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干部向高耀洁反映了这个村子的悲惨情况。高耀洁看了信，对信中反映的情况非常震惊，而且大哭一场。当年１２月，高耀洁给文楼的５个艾滋病患者每人寄去了２００元钱。
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８日，高教授又花了几百元租了一辆车，从郑州驱车来到上蔡，给文楼村带去了３００多元的药物，并为那里的艾滋病患者进行义诊。
文楼的惨状的确让人触目惊心，这一切高教授都收入眼底：一个３岁的艾滋病小患者，也是一个艾滋病孤儿；一对小姐妹父母双亡，随婶母生活，不久叔父和婶母也查出了艾滋病，艾滋病已经夺去了她们父母的生命，现在又向她们的叔父、婶母扑来，小姐妹不知命运之舟在哪里泊岸？
义诊结束后，高耀洁噙着热泪对陪同人员说：“这里的百姓太可怜了，这次义诊，真叫我痛心终身！我一定要让更多的人了解预防艾滋病的知识，不能再让艾滋病恶魔侵扰和残害他们了。”
２０００年中秋节，高耀洁再次租车来到文楼，为文楼的艾滋病患者带去３２０００多份防艾宣传资料，还给文楼村的艾滋病患者送去了价值几千元的药品、月饼、饮料和服装等物，高教授说这是她送给文楼艾滋病患者的中秋礼物。
发放完宣传品和慰问品之后，高耀洁教授又进行了义诊。
在义诊中，一位年纪不到２０岁的男子饱含伤悲地对高耀洁教授说：“我爱人在县防疫站作了检查，医生说得了艾滋病，你看看我们刚生的一对双胞胎有病没有。”
高耀洁认真检查之后，脸色由晴转阴，显得十分沉重。
从病人家出来，高教授禁不住老泪纵横：“太可怜了！太惨了！好端端一对双胞胎却得了艾滋病，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痛。”
高耀洁教授记下了那名男子的家庭地址，对他说：“这个月工资此次来文楼已经花光了，下个月一发工资，我不吃不喝也要给你寄一点钱来。”
回来不久，高教授便给文楼那个不幸的家庭寄去了数百元钱。
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被外人视为艾滋病村的上蔡文楼，高教授勇闯禁区，踏着死神的脊梁先后去了五次。她不仅给那里的患者送去了药品，送去了食品衣物，不仅给那里的艾滋病患者进行了多次义诊，还把她在文楼得到的艾滋病疫情状况进行整理，向有关部门和新闻单位反映，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对扑灭文楼蔓延的艾滋病疫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高耀洁教授的民间“防艾”工作，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艾滋病疫情高发地区的艾滋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属的广泛欢迎，而她自己却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小女儿因受高教授频频出头的牵连，丢掉了河南一家医院的工作，远走海外去了加拿大；大女儿现在重病在身，高教授却抽不出时间来照顾，只能把她托付给女儿她姨；目前，她老伴也有病在身，自己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既照顾好家人，又继续她的民间“防艾”工作。
当有记者问高教授付出与收获是否成正比时，高教授动情地说：“我至今已为防艾花去了十几万元钱，我的付出是没有回报的。如果说有收获，我收获的是老百姓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我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即使是把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变成钱，送给灾区，也救不了那么多艾滋病患者。但是，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唤醒全社会都来关注艾滋病，关心艾滋病人！”
这就是一个耄耋老人的心声和愿望。
这也是一个防艾斗士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和矢志不移的决心。
面对老人善良而细微的呼声，我们能不能携起手来，去圆老人一个梦呢？
第十八章 这里有长城艾滋病人住进了教授家（1）
如果说艾滋病有关事宜也能进入吉尼斯世界记录的话，桂希恩教授完全可以荣誉入选。
他是第一个把艾滋病人带回家同吃同住的医学教授；
三年之内，他１１次自费前往艾滋病疫情重灾区河南上蔡县文楼村了解灾情，送医送药；
他第一个将自己收集整理的有关文楼疫情严重的报告递交给上级有关部门，文楼“艾滋病村”羞羞答答的面纱从此褪去；
仅在文楼一处，他就为上百名艾滋病人作过血检，进行义诊……
１９９７年，他的学生、一位河南医生写信告诉他，说河南上蔡有一个村子过去是个有名的“卖血村”，不少青壮年得了“怪病”后不治而亡，可是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希望老师能去那里看一看。
谁知这一看，桂教授便“看”出了“怪病”原来就是艾滋病。
当文楼的“怪病”是艾滋病的消息传出后，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甚至对文楼的恐惧到了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地步。
桂希恩教授记得有一次在上蔡县城乘车去文楼，司机似乎没听清楚桂教授要去的地方：“去哪里？”
“文楼。”桂教授平静地又说了一遍。
司机脸色突变，惊魂不定地忙说：“去不得去不得！那里有艾滋病！”
桂教授反复向司机解释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并一再强调到文楼兜一圈即使看见了艾滋病人甚至接触了艾滋病人也绝对不会传染上艾滋病，那位司机仍然一个劲地摆手不愿意去。
没有办法，桂教授只好提出加付一倍的车费，这时司机口风才有了松动：“你若真的要去，我把你送到村口行吗？”
“行！行！”桂教授只好答应下来，不行又咋办？
车刚到村口，司机立即催桂教授下车。
桂教授脚一落地，司机便轰响马达，掉头便逃。
到了文楼，桂希恩教授的心情极其沉重，一是人们对艾滋病知识的缺乏以致引起极度的恐慌，二是文楼严重的疫情惨不忍睹，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任何回避甚至逃避都是失职甚至犯罪。
在文楼，一位中年女性艾滋病患者对他说：“前几年，为了孩子上学，我和孩子他爹都去卖血。‘血头’不给我们体检，他们把抽出的血用分离机分离掉血浆后，再把剩下的东西兑生理盐水输回我们体内。谁知这几年，我和他爹常闹拉肚子、发烧，精神越来越差，我们怕是没救了……”
在文楼，桂希恩教授看到了村里两位年龄最小的艾滋病患者，这是一对出生九个月的双胞胎姐妹。孩子的母亲发现自己因卖血感染上艾滋病时，她的双胞胎孩子已经出生三个月了。后来经过检测，这对姐妹也被传染上艾滋病，母亲知道结果后痛不欲生：“大人没活头也就算了，可说什么也得救救这双娃儿呀！”
在文楼，桂希恩教授得知一个女性艾滋病患者有了身孕，于是他赶到这名妇女的家中直言相劝：“你现在自身难保，还生小孩干什么？就算你的艾滋病没有传染给孩子，将来你死了，小孩谁来抚养？”这位艾滋病患者在桂教授的好心劝告下，终止了妊娠。
在文楼，桂希恩教授受到了两种态度截然不同的对待。
桂教授自费赴文楼为１００多名患者作血检，并给患者宣传艾滋病的科普知识，还走上门去送医送药，文楼村的百姓称桂希恩教授是“白求恩”，欢迎他常去文楼。因为桂教授每去一次文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