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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册-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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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首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谨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开宗明义就已表明,要纠正顺治朝汉化的倾向;当然这也就是表示满洲人将掌握更多的权力。所以接下来就特别提到疏远亲贵,重用汉人之非。 
    
      宗室诸王贝勒等,皆系大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疏,恩惠复鲜,以致情谊睽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略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李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里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另有一款,则不但满人,汉人亦认为异常明智,那就是废除“内十三衙门”。明朝以太监为家奴,而满洲则以掳掠而得的汉人为家奴,称为“包衣”;上三旗的包衣,为天子私人的奴仆,掌管了宫内的一切庶务,但自“内十三衙门”一出现,上三旗包衣就失势了。 
    
      “内十三衙门”仿照明朝宦官“四司六局”的编制,由太监主持。所以设立“内十三衙门”,就明显地表示出来,明朝留下来的太监,复得当权;“上三旗包衣”自然很不服气。只是大行皇帝乐于亲近汉人,性耽翰墨,而明朝宫内设“内书堂”教太监读书,在“司礼监”办事的太监,代批章奏,更非知书识字不可;其中出类拔萃,经史娴熟的颇不在少,久而久之皇帝便远包衣而亲太监了。特别是宠任吴良辅这么一个太监,内十三衙门就是吴良辅勾结一个在宫内办事,颇见信任的满洲人佟义所创设的。 
    
      大行皇帝驾崩,上三旗包衣,自然要趁此机会翻案,在遗诏中便有这样一款: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妄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妄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舞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明朝亡于宦官,已成定评,因此大行皇帝以此一罪自责,臣民无不额手称庆。 
    
      遗诏的最后一款,便是指定八岁的皇三子玄烨,继承皇位;并指定“内大臣”索危、苏哈萨克、遏必隆为“辅臣”,也就是所谓“顾命大臣”。 
    
      在四辅臣主持之下,嗣君接位,定年号为“康熙”。接位后的第二个月,裁撤“内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由上三旗包衣主持,接收了前明属于宦官的一切职掌。其中供应皇家绸缎的衙门称为“织造”,分设江宁、苏州、杭州三地。苏州的织造,放了一个正白族的包衣,名叫曹玺;他的妻子是八岁的小皇帝的保姆,有个儿子名叫曹寅,随着他母亲一起进宫,是小皇帝的最好游伴。 
    
      哀诏颁到睢州,在县衙门大堂开读;汤斌以卸任官员的身分,也到场伏地听宣。一面听,一面想起在出任潼关道的时候,曾奉朱笔亲加的考语:“品行清端,才猷赡裕”,不由得起了知遇之感,流泪不止。 
    
      然而也因为这道哀诏,汤斌绝了复出之心,觉得满人的权力更见扩张,汉人仰承鼻息,不堪忍受。同时他也有件大事需要经纪,那就是重建他母亲的“节烈祠”。 
    
      赵太夫人诰封为“赵恭人”。在顺治五年,由河南提学使檄令睢知州,在汤家故居的东面,兴建“赵恭人节烈祠”。汤斌只要在家,每年都要敬谨祭祀。到他辞官回里,正好巡按河南御史,表扬节烈忠义,将赵太夫人殉难的事迹,奉报朝廷;奉到旌表,题汤家的门楣为“节烈之门”。睢州知州戴斌因为旧祠湫隘,特地改建新祠;汤斌亲自监工,其时正是流火烁金的盛暑,汤斌每天衣冠整齐地站在烈日下看工匠操作,整天不休。这分孝心和惨重将事的精神,感动了工匠,所以这座新祠,建筑得格外坚固。 
    
      到了奉主人词那一天,地方官员,一起都来行礼。然而死者的哀荣,无补于生者的思慕,汤斌想起母亲的慈爱,殉难的惨烈,放声大哭,昏倒在地;大热天又中了暑,因此生了一场大病。 
    
      病起对他的父亲是越发孝顺了,因为对慈母的哀念,并诸于严父的膝下,他要尽双倍的孝思。而他父亲便血的宿疾,越来越严重;汤斌便开始学医,穷研药性,可是他父亲还是去世了。 
    
      这在汤斌是个无与伦比的严重打击,朝夕流涕,哀毁骨立。葬了父亲,在坟上种了五百株树;每隔数天,便要去省视一遍,倘或枯死一株,便会掉泪,接着是补植一株。在他看,仿佛那五百株树,就是他父亲的精魂凭依之处。 
    
      在守制的日子中,他视继母轩大夫人如生母,家事大小,都要请命而行;轩太夫人慈爱而谦虚,称他“大少爷”。对这位大少爷,她事事满意;唯一的例外是,大少爷似乎绝了仕宦之想,读书人不肯做官,在她觉得是一件不可解的憾事。 
    
      汤斌对这一层也感到疚歉和为难——难的是有些道理,解释不清楚;他在南安的一年,曾痛自反省,认为自己虽以王阳明为法,但处事或嫌操切,或用权术,或者是碰运气,口中说得极有把握,其实内心不免彷徨,不能像王阳明那样,达到“圣贤亦不过如此”的境界而能够心安理得,无时不保持着一股“浩然之气”。这些毛病的根源,还在学养不足;所以他不愿做官,只顾读书。果然到了有把握的那一天,再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也还不晚。 
    
      这些道理对足迹不出里门,识字也不多的继母,如何讲得明白?无可奈何,只好编一套说词。 
    
      “娘!”他说,“不是我不愿意做官。官场风波甚险,我又不会弄钱;接娘到仟上,没得享福,倒替我担惊受怕,儿子的心里怎能得安?倒不如在家粗茶淡饭,至少也让娘过几天清闲日子。倒不是好?” 
    
      “好倒是好!只是总说望子成龙,荣宗耀祖,你怕我替你担惊受怕,我就不跟你到任上去。” 
    
      “难道,”汤斌笑道:“娘在家就不会替我担心了?” 
      轩太夫人语塞,想了想说道:“官你还是要做的。你不做官,就少了一个好官,不可只为自己打算。既然你处处为我着想,将来等我跟了你爹走了,你可不要忘记我今天的话!” 
    
      这几句话,说得汤斌肃然动容,“不可只为自己打算”,这话是何等襟怀!他站起身来答道:“娘教训得是!等儿子自觉出去做官,凡是艰难险阻,都有把握应付了,儿子一定听娘的话,做个荣宗耀祖的好官。” 
    
      有了复出的打算,汤斌课子越勤;因为只有儿子有了自立的基础,他才可以脱然无累,一心奉职,“我不是望你们早贵;少年要吃苦,苦则志定,将来不会失足。”他总是这样对儿子说:“你们将来长成后,我未必还能教你们。所以我现在教你们的教法,跟别人不一样。” 
    
      平常人家教子弟,最重“开笔做文章”,这文章不是什么“班马文章”,是号为“代圣人立言”,而实际上“天地者宇宙之乾坤”之类的陈腔滥调八股文,学会了这样的文章,才可以进学、中举早早发达。 
    
      而汤斌不是,他课他的十四五岁的长子汤溥,十岁左右的次子汤浚,先读四书,以为立身之本,然后读《尚书》,让他们知道古代的典诰制度。读完这几部书,为学的基础,已经扎得很结实,然后才讲做文章,由他亲选的一百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古文开始,再读《史记》、《汉书》,及于先秦诸子。到最后才学“举子业”,也就是八股文。 
    
      但是课子越严,汤斌越觉得在性理之学上的功夫还不够;因此在康熙五年,他父丧服满的四十岁那年,赁了一匹驴子,直上到河南药门山的夏峰,从孙奇逢受业。 
    
      孙奇逢字启泰,直隶容城人。生来有快气,而内心谨饬笃行,以圣贤自期。前明天启年间游京师,与“东林”君子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定交;其时正是魏忠贤与熹宗的乳母“奉圣夫人”客氏,秽乱宫闱、无恶不作的时代,魏忠贤的爪牙,包括冯铨在内,被称为“阉党”,专与东林作对。由于天启四年,左副都御史杨涟,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因而兴起大狱,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惨死狱中,而阉党诬以受贿,向家属追赃,孙奇逢与鹿正、张、果中代为募捐赎罪;对东林死难者的家属多方调护,一时侠名震动河北,有“范阳三烈士”之称。 
    
      孙奇逢自明末至清初,曾被征召十一次之多,而他不愿做官,只愿做事,屡次号召地方有志之士,保卫桑梓。后来为避流寇,迁住易州五峰山,亲戚故旧门生,相从的有数百家之多;守望相助,力求自保,同时日日讲学,又不尚空谈,注重力行,因此到了清初,称为“北孙南黄”,与余姚黄宗羲,并为海内儒宗。又与关中的李二曲,合称“海内三大儒”。 
    
      孙奇逢的为学,本于陆九渊、王阳明,而兼采程朱,从慎独上着手,在体认天理上下功夫、穷则励行,出则经世,真正能做到坦诚悱恻,言行一致。这些理论与实际,一向为汤斌所钦佩,所以趁壮年之时,不肯废学,特地到药门山中去亲承教诲。 
    
      药门山在河南辉县西北——这已是孙奇逢的三迁,由五峰山迁居新安县,由新安县迁居药门山,其时为顺治七年。两年以后,有个做工部郎中的马光裕,以药门山夏峰的一大片田园相赠,孙奇逢便辟了一座“兼山堂”作为讲学之所。以七十余的高龄,亲自率领子弟,躬耕其中;四方慕名来请益的,孙奇逢因材施教,同时分给困地,耕种为生,因此夏峰成了一片气象蓬勃的世外桃源。海内学者,为了尊敬其人,多称他为“夏峰先生”。 
    
      汤斌来受业的那年,夏峰先生已经八十三岁了,但精神矍铄,不异壮年。 
    
      到了夏峰,直登兼山堂上,道明来意,献上贽敬,是汤斌那位马氏夫人亲手所织的两匹细布,以及加工精制的两双布履、一顶暖帽;孙奇逢欣然接纳,却不肯受汤斌的大礼,他的理由是、一久慕汤斌是躬行苦学的有道君子,愿为切磋讲学的朋友,不敢当老师的称呼。 
    
      汤斌一片诚心,十分敬意,不由分说就跪了下去,端端正正地磕了三个头。定下了师弟的名分。 
    
      孙奇逢确是看重汤斌,在松风白云之间,从容论道,隐隐然有传以衣钵的意思。但又劝他,说“内圣外王”,原无二致,只看各人的气质机遇而定;为学不宜独善其身,所以有适当的时机,还得出山;以圣贤的大道,见之于化民易俗的经世大用,更是弘道的要端。 
    
      “老师训诲得是!”汤斌答道,“家母也是如此教我。” 
      “这就是天理。令堂虽不曾读过多少书,只出于坦诚至性的话,自合乎天下之大道。因此,我常常劝人,要从日用伦常中去体认天理。” 
    
      讲到伦常,汤斌便觉心头自有一股无可言喻的温暖和欣慰。君臣、父子、夫妇、朋友,汤斌对这四伦,自觉一无所缺;各尽其分,雍雍和煦,真所谓“名教中自有乐地”;如今得投这么一位老师,补足了师生这一伦,使得五伦一无所憾,岂非幸事! 
    
      除了老师以外,汤斌亦颇得友朋之乐,觉得同门师兄弟,没有一个不是令人心折不已的。最投契的是魏一鳌,字莲陆,他是明朝的举人出身,做过山西忤州知州,颇有惠政;去官之日,也跟汤斌一样,一匹马一个书僮,萧然回乡。 
    
      他的家乡是河南新安,也就是孙奇逢从易州再迁之地。等老师迁到夏峰,他虽不能移家追随,但隔一年必到夏峰,每到必有几个月的勾留;在夏峰他构筑了一幢简陋的茅舍,取“程门立雪”之意,命名“雪亭”。汤斌就受邀住在雪亭。 
    
      魏一鳌是汤斌的“大师兄”,年龄比他大得多;但用功之勤,与正在壮年的汤斌,一式无二。他精于史学,孙奇逢说他“上下古今,视千秋如旦暮”,因为有这样超脱的心情,所以对眼前的一切,都能视为浮云;汤斌原来亦是有意于史学的,在他这位“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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