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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册-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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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当然也要怪他自己失于检点。朱彝尊那时正在写一部叫做《瀛洲道古录》的书,因为四方所进的秘籍甚多,在他的那部书中,需要引证其中的资料,所以私自带了一个书手王纶,冒充听差,在内廷抄录那些秘籍。牛钮受了高士奇的指使,参劾他泄漏机密,交部议处,降官一级,高士奇总算出了一口气。 
    
      另一件使高士奇难堪的事,是索额图对他的态度。索额图的性格,本就出名的粗暴;又以为高士奇是自己一手提拔,所以对他更不客气。一二品大臣与高士奇称兄道弟,甚至递门生帖子的不知多少;而索额图依旧当他门下厮养,见了面,让高士奇跪着说话,从不给他一个座位。索家的家人,亦仍用旧时的称呼,叫他“高相公!” 
    
      这就是平时无事的情形,如果高士奇做了什么令索额图不满的事,索额图会把他喊了来,在院子里罚跪,不管有没有人在,拍桌大骂,一点不留余地,因此,高士奇亦颇忘旧思,打算着推倒索额图。 
    
      由此一念,他便改换了方向,本来与明珠落落寡合,一下子变得很接近。索额图与明珠是势不两立的政敌,看高士奇倒向对方,背叛自己,怒不可遏,派人把他找了来问话。 
    
      时方盛暑,索额图光着上半身坐在竹榻上,高士奇刚刚磕头请安,还来不及说话,索额国已经发作,这一顿骂,声震屋瓦,厚及高士奇的父母妻子。而被骂的人不敢回嘴,唯有连连磕头。 
    
      “有个姓曹的总兵,竟因此引疾而归—一。” 
      “这——,”郭琇诧异,打断李光地的说话:“何故?” 
      “曹总兵进京述职,正在拜访索相,适逢其会地目睹其事。他心里在想:高士奇这等不堪的情状,落入自己眼中,事后一定会迁怒于人,不如躲避,免得受他陷害,所以引疾而归。” 
    
      “原来如此。”郭琇问道:“照此说来,高江村已成了明珠一党了?” 
    
      “不然。”李光地答道,“高谈人已经自成一党,不过与明珠相互为呼应接引而已。” 
    
      郭琇微吃一惊:“如此不学无术的小人,居然亦自成一党?” 
      “不学有之,说他无术,”李光地摇着头说,“华野,你小觑了此人。” 
    
      “喔,有党必有党羽,是些什么人?” 
      “第一死党是王鸿绪——。” 
      李光地把高士奇的一党,王鸿绪和他的胞兄、与汤斌同为博学弘词出身的王瑞龄,以及浙江“海宁陈家”的陈元龙叔侄等人的底细,和盘托出。郭琇都仔细记着,打算找机会先拿高士奇开刀。 
    
      存了这个心思,郭琇便要多打听一下,“我还要请教,”他问,“高淡人是用什么法子敛财?” 
    
      “这就要靠他那班党羽,四处招摇,将高淡人说得在皇上面前,言听计从,说一不二,哄吓诈骗,无所不至。”李光地停了一下,又问:“华野,‘平安钱’这个名目,你听见过没有?” 
    
      “听见过,那不是明相定下的规矩吗?” 
      “高淡人、徐健庵无不如此;都是巨门如市,馈遗不绝。此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外官不能不割一块心头肉,买得‘平安’二字。” 
    
      “照这样看起来,潜庵先生在江苏,只怕难保其位了!” 
      “着!”李光地大点其头:“潜庵先生的文章道德,并时无两;只是结怨亦甚深,想来你总有所闻。” 
    
      “不就是为了狮子大开口,要几十万银子,没有理他吗?” 
      “这是其一,还多得很。最近苏州有人来,谈起一件新闻:潜庵先生做得极正当,然而又结怨了小人——。” 
    
      李光地所谈的“新闻”,是关于明珠的一个家人的。明珠驭下甚严而恩威并用,他的办法是,广置田产,交家奴分管,每年赏赐极厚,足可以过中人以上的生活;同时严禁干预外事,由个名为“主家长”的总管,综理家政,管辖奴仆。“主家长”办事的地方,形如公堂;如果奴仆有不法情事,可以“立毙杖下”,即令被逐,亦没有人敢收留录用,因为都怕明珠的势力。 
    
      只是明相国家的豪奴,在京是这样,出京又不同了;每到一处都为地方官奉为上宾。这一次到了苏州,知道汤斌不好惹而销声匿迹,不敢招摇,但仍有许多人上门拜访,想套交情,走门路。汤斌知道了这回事,颇为不满。 
    
      他在想,下令禁止,不会有效,反倒替此人长了身价,越显得他有多重要似地。不如找了他来,“以礼相待”,提醒大家,要尊重自己的身分。 
    
      于是他派了一个戈什哈去看那名豪仆,话说得很客气:“汤大人有请!” 
    
      听是巡抚请,不足为奇;听是汤巡抚请,这面子非同小可,那人受宠若惊,赶紧诺诺连声,跟着戈什哈到了巡抚衙门。 
    
      一到才知不妙,汤斌大开辕门等着。 
      这是很显然的,汤巡抚就算看主人的面,特加优遇,也不至大开辕门欢迎。因此心里嘀嘀咕咕,十分不安;而且外官权重,巡抚衙门的气派,跟相府又自不同,亲兵站队,威风凛凛,越发惴惴然,以为有什么劣迹在汤巡抚手里,此刻要拿他开刀。 
    
      哪知到了汤斌面前,他是这样发话:“我与你家主人同朝为官,你到了我这里,看你主人的情面,当然要接待你。” 
    
      “是!多谢汤大人。” 
      “门房呢?”汤斌问说。 
      “小人在!”门房闪出来向上叩头。 
      “这是明相国的家人,你不妨做主人,带他去好好款待。” 
      这样的款待,免了也罢。明珠的豪仆又羞又气,还不能不叩谢汤巡抚的思典;心里却恨得不得了,以为汤斌有意羞辱他;回京以后,向明珠哭诉,加校添叶,说得汤斌是借此羞厚明珠。 
    
      “是了!”郭琇听完这段故事,这样对李光地说:“我会请汤公在意。他圣眷正隆,谅此辈亦无奈其何!” 
    
      等李光地一告辞,郭琇思前想后,总觉得不尽言责,如骨鲠在喉,因而当夜就提笔拟奏稿: 
    
      皇上宵旰焦劳,励精图治,用人行政,皆出睿裁,未尝纤毫假手于人,乃有植党营私,招摇撞骗,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鹤紧等,表里为奸,恣肆于光天化日之下,罪有可诛,罄竹难书,试约略陈之。 
    
      高士奇出身微贱,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用翰林,令入南书房供奉,不过令其考订文章,原未假之与闻政事。为士奇者,即当竭力奉公,以报君恩于万一;计不出此而日思结纳连附大臣,揽事招摇,以图分肥。凡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之名。夫办事南书房者,前后岂止二人,而他人之声名,总未审闻,何士奇一人办事,而声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可诛者一也。 
    
      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结王鸿绪为死党,科里何楷为义兄弟,翰林陈元龙为叔侄,鸿绪胞兄瑞龄为子女姻亲,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揽,凡督抚藩皋、道府厅县,以及在内大小卿员,皆王鸿绪、何楷等为人居停哄骗,而囗缘照管者,馈至成千累万。即不属党援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钱”。是士奇之奸贪坏法,全无顾忌,其罪之可诛者二也。 
    
      光棍俞子卿在京纵横有年,惟恐事发,潜遁直隶天津、山东等地方,有虎坊桥瓦屋六十余间,值八千金,馈送士奇,求托照拂。此外顺治门斜街并各处房屋,总令心腹出名置买,何楷代为收租,士奇之亲家陈元师、伙计陈李芳,开张维号,寄顿各处购银资本,约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千顷,大兴土木,整修花园;杭州西澳,广置国宅,苏松淮扬等处,王鸿绪与之合伙生理,又不下百余万。 
    
      这样,就不能不发生一个疑问:“以觅馆糊口之穷儒,而今息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当然,“非侵国帑,即削民膏。”成为“国之囊、民之贼”,不诛何待? 
    
      高士奇最后一款罪名,是郭琇在江南访闻确实的,早就愤愤不平,此时越发激动,秉笔直书: 
    
      圣驾南巡时,上谕严戒债进,违者定以军法从事。惟士奇与鸿绪愍不畏死,于淮扬等处,鸿绪招揽府厅各官,约馈万金,潜送士奇,淮扬若此,他处又不知如何索诈?是士奇之欺君灭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诛者四也。 
    
      更可骇者,王鸿绪、陈元龙鼎甲出身,亦俨然士林之翘楚者,竟不顾清议,为人作垄断,不以为耻,且依媚大臣,无所不至;即以人之不屑为者,亦甘心为之而不为辱。苟图富贵,伤败名教,岂不玷朝班而羞当世士哉! 
    
      总之,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域其形,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趋奉者更拥戴而不肯言。区若不言,有负圣思,臣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祈皇上立赐罢谴,明正典刑。 
    
      这个折子一上,皇帝颇为动容,但他实在少不得高士奇,所以踌躇再三,才传旨召见高士奇与王鸿绪。 
    
      “有人参了你一本,说你种种招权纳贿,你自己说吧!” 
      听语气缓和,高士奇的胆使大了;要赖是赖不掉的,便这样答道:“外省督抚,以臣蒙皇上天恩,召侍左右,所以平日多有馈赠,此是敬皇上的一片心,臣亦只感戴天恩。圣明在上,威福皆不旁落,凡有黜陟进退,臣何能参预一字?在那些人,诚为无益;在巨则寸丝粒粟,皆自天恩中来。” 
    
      “你是强词夺理!”皇帝说道,“你们要弄些钱,为子孙之计,我都可以容忍,只是不能伤天害理,做害老百姓的事。你们的操守、才具,我都了解。这一次我不计较,以后看你们自己吧!” 
    
      这是皇帝驾驭汉人的手段。三藩乱平,正需休养生息;皇帝为了民生,日夜孜孜,只要有人能实心办事,情愿在支治上容忍——当然不是不讲求吏治,但重在鼓励,不重在惩罚,这是为了求得京师到地方政局的安定,不得不委曲求全。 
    
      当然,郭琇的忠诚正直,他是极其欣赏的;这道奏折虽不曾发生怎样的作用,而郭琇本人却已简在帝心,特遣侍卫赏赐绸缎笔墨等物;同时传谕,郭琇忠贞谅直,益期勤慎,无负厚望。 
    
      等了几天没有消息的郭琇,正感沮丧之际,得到这样的温谕,顿觉精神一振。他知道皇帝并不护短,亦有清明的是非之心;而目前不能纳谏,置高士奇、王鸿绪等人于法,定有不得已的苦衷。无论如何,建言无罪,在皇帝的这番恩赐中,已显示得明明白白。自己只求心安,遇到应抨击的人,无须顾忌。 
    
      因为皇帝是这样处处以民生为重,所以只要真能为地方除弊兴利的官员,虽有过失,无不曲有。特别是在河工方面,当河道总督靳辅,五年工成,而复有萧家渡决口时,廷议不外两派主张,一派要革靳辅的职,另行派人接替;一派是责令靳辅赔修。而皇帝对此两派主张,都不采纳——这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所作的决定。 
    
      第一,靳辅革了职,却也卸了责;后任以为一切都是前任的过失,出了毛病可以不负责任;因而该防的不防,该堵的不堵。推翻靳辅的成法,另起炉灶,说不定要前功尽弃。 
    
      其次,靳辅的廉洁,皇帝是知道的,要他赔修,他不敢不遵,悉索敝赋,借贷告帮,绝不会筹足应需的经费,于是因陋就简,反而坏事。 
    
      为了这两重顾虑,皇帝只下旨:靳辅革职留任,戴罪效力,勒限修复;应需经费,仍由国库拨给。这样体恤臣下,靳辅当然要加倍出力,终于堵塞了萧家渡决口,使黄河直下故道,完成了他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计划。 
    
      然而下海口之处,不作根本之图,则黄患始终存在,靳辅与陈潢亲自视察以后计议,陈潢主用古代的“沟恤法”,在高邮、宝应等七州县,筑高过海潮,堤外为水淹没的土地,干涸成田,放领给百姓耕种,一方面使贫民得有屯垦就业,以谋衣食的机会;一方面可从屯田上收取租息,作为治河的经费。 
    
      照陈潢的计划,共需四百九十万两银子,但只需先拨一半,另外一半即以涸出的田亩,放领得价来拨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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