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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册-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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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中素重文学,隐居著述者,亦颇有人。但操行如何,臣未深知,不妄举。” 
    
      “嗯,嗯!”皇帝略停一下,问到最关心的一件事,“下河开海口的事,照你看,究竟应该怎么样?” 
    
      提到此事,汤斌不能不据实陈奏:“皇上命尚书萨穆哈、学士穆成格等,会同漕运总督徐旭龄及臣询问下海民情。臣奉旨后,不敢疏忽,与萨穆哈等,遍历海口各州县,访问地方士绅耆老。起初人多口杂,言语不能归一,而且各州的水道海口,深浅宽狭亦不相同。综结地方民情,大致以开海口积水可泄,但工银太少,今年荒歉,恐不足用。只是高邮、兴化的百姓,听说筑堤开河,要毁了墓庐房舍,都说不便。当时部臣公议,以筑堤取土艰难,工必不成,且毁人墓庐,亦非皇上轸念民用的本意,至于开海口,工程浩大,需费甚巨,且恐不能奏效,不如暂停为便。臣与徐旭龄商议,以目下遍地皆水,工力难施,暂停亦未为不可。因此,共同列衔具奏。不过,臣别有建议。” 
    
      听得这话,皇帝觉得与萨穆哈所说不符,便传谕宣召,有所诰责。 
    
      这等于对质;汤斌侃侃直言,根据当时经过,无所隐讳,他说:“开海口一事,是皇上南巡,亲见民间房屋,淹没水中,疒同囗在抱,因命大臣相视海口,简选贤能,开海泄水,此真是尧舜之心。所以,当时议定暂停则可,如果竟因此作为罢论,有负圣意,臣实不敢苟同。而且,上游之水,滔滔而来,下游无一出路,不但民间田地,永无干涸的日子;而且怕整个城池,都会淹没。像去年兴化城内,水深数尺,万一在三、两年当中,再遇水灾,一城汪洋,臣等岂得倭诸露雨成灾,地势太低,无能为力而逃罪?” 
    
      “这足见你肯负责,不负我的委任。”皇帝问道,“那么,开海口一事,你的意见到底怎么样呢?” 
    
      汤斌从容答奏:“淮扬得天下泽国。如果说开了海口,大水就可以完全退去,臣不敢说这话。但水总要有去路,开一丈有一丈之益,开一尺则有一尺之益;假使浮溢之机,逐渐消灭,原来的湖、河之形,可以发现,再来疏溶筑堤,这才能逐渐消弭水患。” 
    
      “你说得很好,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是主张双管齐下,一面开海口,一面筑堤防,以为正本清源之计。可是这话?” 
    
      “皇上圣明!”汤斌衷心钦服地磕着头说:“臣以为民用当念,国计亦重。如果多费库帑,而水不能尽涸,并非长策。国家财政艰难,无须多发库努;如今只在下河七州县的钱粮中,酌量提出款项,存贮江苏,一两年后,作为修河之用,不敷之数,再行设法,总之以本地居民,本地钱粮,开本地海口,不作大举,不多设官,渐渐做去,不求速效,但务实际,总必有成。” 
    
      皇帝深深点头,觉得汤斌这番奏议,才是实心任事,可长久之道;与那些专务表面,既以粉饰,又便侵渔的巧宦,大不相同。 
    
      这就到了萨穆哈难堪的时候了,皇帝问道:“你知道这番意思,跟萨穆哈说过没有?” 
    
      “臣与总漕徐旭龄,曾向萨穆哈说过。” 
      “那么,你们会同题奏的本章内,何以不曾提到?” 
      汤斌老实答道:“萨穆哈的意思,以为奉旨询问民情,当以民间议论人奏。臣的这些话,不妨等皇上垂询,再行答奏。萨穆哈奏特旨查问,臣等是奉旨会办,自当以萨穆哈的意见为主。” 
    
      话说到了这里,皇帝已经很明瞭了,“好!这件事再说。”皇帝吩咐太监:“带汤尚书去吃饭,传御膳房备办。” 
    
      于是汤斌谢思而退。饱餐御厨珍馐,回到家草了一道奏疏,陈请在闽四月廿四,请皇太子出阁,亲祭先师孔子,然后开讲。 
    
      十三岁的皇太子,十分聪明,也十分敬重汤斌,所以师弟之间,感情相处十分融洽。在汤斌自觉能够启沃东宫,为未来造就一位贤君,是平生志业的发抒,所以志得意满,以为这下才真是找到了安命之地,而在旁人的看法就不同了。 
    
      旁人的看法有两种,一种是钦佩慕名;一种是妒恨交加。钦佩汤斌的人,只在内心致敬;而妒恨的人却在暗中有了行动。 
    
      这些人是明珠、余国柱和徐乾学、王鸿绪之流。因为汤斌深得皇帝信任,每逢廷议大政,皇帝一定会问:“汤斌的意思怎么样?”而汤斌总是以国计民生为依归,侃侃直言,无所避忌;与明珠等人只为私利打算,恰好相反。 
    
      “老汤转眼之间,就要大用了。现在是尚书,已经如此;如果入了阁,相公,”余国柱提醒明珠:“那时候,尽是老汤一个人的主意了。” 
    
      “一步一步来!”明珠冷笑,“我看他得意的日子,也不久了。” 
    
      汤斌无意与任何人为敌,但偏偏遇着治下河一案,他不能不率直陈言,也就不能不得罪明珠所支持的靳辅——就由于入京第一天的奏对,揭穿了萨穆哈的复奏不实,因而皇帝震怒,革了他的职。同时,再次召见汤斌,商议如何浚治下河。 
    
      “靳辅以为开海口,有海水倒灌,盐分坏了田地的弊病。臣以为不必忧虑。”汤斌答道:“臣曾询问当地土著,北宋范仲淹筑堤时,海水与堤防甚近;现在海水远者百里,近者六七里,储有缓冲的余地。而且海之潮汐,犹如人之呼吸,涨潮有一定时刻、一定分量,平日海潮涨时,原不甚远。江河之水为海潮所涌,则是江河之水,并非海水。至于飓风海啸,是非常的灾异,岂能预计?” 
    
      皇帝对于西洋的天算之学,颇有研究,深明潮汐与天时相互有关的道理,所以觉得汤斌的分析,颇为实在,因而作了开海口的决策,发帑银二十万两,命工部侍郎孙在丰,驰驿前往经理其事。 
    
      孙在丰是浙江湖州府德清县人,康熙九年的榜眼,禀性平和,也是个肯做事的好官。一到了江淮黄河下游,次第兴工,溶深海口;正当工程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下河突然在十天当中,涨了好几尺的水。仔细勘查,才知道上游的减水坝,一齐开放;诸流汇集,灌向下河,自然要涨水了。 
    
      这是不是河道总督靳辅有意捣乱,谁也不敢说。但水势一涨,施工便困难,孙在丰唯有飞章入奏,请降旨命靳辅封闭所有的减水坝。皇帝得奏,特开廷议;奉召与议的,有汤斌,也有户部尚书余国柱。 
    
      “减水坝是为了泄洪之用,作用重在流通;如果尽行封闭,水无出路,万一溃决,为害甚大。”余国柱说:“臣前在江苏,曾周历沿河各地,深知形势。孙在丰所请,宜不准。” 
    
      余国柱的意见,就是明珠的意见,颇有人附和其议。皇帝便问:“汤斌有何话说?” 
    
      汤斌徐徐答道:“臣前在徐州一带视察河工,就觉得减水坝太多。臣闻以前只有四坝,现在增至三十多处;涨水时,自易于宣泄,但平时如果不塞,则水势分散,河流缓弱,泥沙易于淤积,河底渐高,于运道大有妨碍。” 
    
      这是间接反驳余国柱之说:“水势分散,河流缓弱”,何来溃决之虞? 
    
      余国柱知道皇帝英明过人,一定能够从汤斌的话里,找出言外之意,因而立即为他自己也为靳辅辩护,“减水坝乃是明臣潘季驯的成法,”他说,“行之有效,所以靳辅仿效,并无错误。” 
    
      潘季驯是明朝万历年间,受张居正的支持,治河有功的名臣;余国柱拿他来做挡箭牌,是很高明的一着。只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场为工部尚书杜臻找出毛病。 
    
      “靳辅的减水坝,与潘季驯的不同。”杜臻毫不思索地接口,“潘季驯的减水坝,是放水出海,靳辅的减水坝是放水人田” 
    
      这就是说,同一减水坝,去路不同,潘季驯的泄洪道,通向海口,而靳辅所开的泄洪道,通向平衍之区,这流向的内外不同,与洪水的宣泄大有关系。 
    
      这一来变成各持一说,而孰是孰非,似乎只有身任其事的人,才能判断究竟。余国柱正好借此解除他眼前的困境,当即建议:“臣以为宣召靳辅及孙在丰到京,各陈所见,以定取舍。” 
    
      “孙在丰不必回京!”皇帝作了极明快的裁决:“他的要求,不过上游不要放水而已!如果叫靳辅去治下河,试问上游不塞,他能在下河一片汪洋之中施工吗?以前靳辅也面奏过,治下河需先堵塞上游的减水坝;如今孙在丰要这样办,他又说不可以,这不是明明有意阻挠,跟孙在率为难。靳辅应该进京,等我当面问他。” 
    
      靳辅是明珠所支持的,如今落得这样一个结果,自是对明珠的一大打击;这个打击,足以影响他的“买卖”,因为地方大员都恃明珠为护符,按时致送“平安钱”以保无事。现在拿靳辅的情形看,送了钱依旧不得保平安,那又何苦再花冤枉钱? 
    
      为此,明珠门下,余国柱及左都御史佛伦等人大感恐慌,而推原论始,都因为廷议中皇帝听了汤斌的话的缘故,真如曹操说刘备的“卿不死,孤不得安!”不但要驱逐汤斌,甚至巴不得他一命呜呼。 
    
      这些情形,汤斌并不知道,中怀坦荡,根本就不会而且也没有工夫去计较个人的得失。但是,有些人是知道的;其中之一就是郭琇,为此特地去拜访汤斌,提出忠告。 
    
      “多谢关爱!”汤斌这样笑道,“华野,我今年六十岁了,去日无多,不宜为此亲怀。诸葛武侯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道尽千古臣节,我虽愚,窃慕此语。” 
    
      “唉!”郭琇长叹,“潜公,我真替你着急。” 
      急的是汤斌那副不在乎的劲儿。君子与小人之争,君子往往斗不过,就因为这种不在乎,才处处予人以可乘之机。 
    
      汤斌当然懂他的意思,反倒安慰他说:“当今皇上,不是明朝中叶以后诸帝,偏听不明,你不必为我着急。” 
    
      这倒是实话,郭琇点点头说:“靳辅就是。” 
      大家看靳辅受皇帝洁责,以为圣眷已衰,颇有人落阱下石,说他治河十年无功,应解职听勘,皇帝不以为然。 
    
      皇帝是这样说:“治河甚难,靳辅看得太容易了;所以功效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明显。如果他这样的人要议处,以后继任的人,惴惴不安,更难着力。靳辅不必有什么处分,只责成他努力督修好了。” 
    
      郭琇由于汤斌拿这个例子来说明皇帝内心自有权衡,绝不致偏听谗言,想想不错,也就替汤斌放心了。 
    
      靳辅被召到京,由大学士及九卿先行询问,为了开溶海口,闭塞减水坝,到底可行与否?结果是如此复奏: 
    
      据靳辅云:“高邮之南两大减水坝,自正月可塞至五月;其三小减水坝,自正月可塞至三月。高邮州之北,其坝亦有可塞之处,惟高家堰,断不可塞。”其应塞之处,前与孙在丰会议时,并未议出,殊属不合,应将靳辅交与该部议处。 
    
      这是明珠与余国柱所密议的避重就轻之道。皇帝心里很明白,但他不愿说破;治河是治河,党争是党争,后者的是非暂且可以不问,免得把情势弄得更复杂,更暧昧,以致减水坝该塞不该塞的是非,更难搞得清楚。 
    
      因此,他对大学士九卿所上的这道奏疏,暂且不批,只传旨“御门”召靳辅、汤斌,及大学士问话。 
    
      “开溶下河,其要点在塞高家堰的坝,不在塞高邮的坝。上游的这个大坝不塞,何益之有?”皇帝问道:“大学士、九卿是这样问你的吗?” 
    
      不问本题,先问到问的是什么话,就见得皇帝唯恐臣下有成见,该问的不问,不该问的偏问,将是非颠倒了。而也亏得有此一问,靳辅才有机会陈述他的意见。 
    
      “大臣所问,与皇上垂询,有一处不同。”他这样答道:“大臣问:‘你如果堵塞淮水人黄河之口,令水流入七州县,则下河修治,必致迟误。’臣谓修理正河经费尚忧不足,何能更有余款,堵塞无用之口?且黄水强则流入淮河,并非人力所能禁止。臣如阻挠溶治下河,岂能逃避国法?” 
    
      “汤斌!”皇帝转脸问道:“你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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