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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册-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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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烦喘急,闻人声则惊惧,感微风则战惧,辗转床褥,形体仅存。 
    
      皇帝看到这里,恻然心伤,略停一停再看下去,下面是叙他母亲的病状: 
    
      臣继母素禀怯弱,夏月得家书,忽感半身不遂之症,臣方寸已乱;八月初十日复接家信,言臣母病至委顿,四肢拘挛,转侧须人,昼夜涕泣,思臣一见面,臣闻之肝肠迸裂,呕血几绝。按京臣省亲,具有定例,臣不敢破例请假,惟是巨病势危,万万不堪供职,仰祈我皇上圣心垂怜,赐臣解任回籍,庭母子得一相见,倘臣母得保余年,臣溘然长逝,亦无所恨。 
    
      于是,皇帝朱笔亲写一道慰留的手谕,命侍读学士德格勒去颁示。德格勒是旗人,跟李光地同年好友,旗人深通汉文的不多,所以德格勒自视甚高,平时最喜欢放言高论,批评别人的学问文章,但对汤斌是相当佩服的,所以皇帝派了他这样一个差使。 
    
      等到摆设香案,跪听宣谕以后,汤斌的心情相当复杂,感激与失望交并,而继母的病况,颇为严重,考虑再三,还是要上奏辞官。 
    
      他的第二道奏疏尚未着笔,皇帝倒先传旨召见了,“汤斌,”他说:“我知道你纯孝,视继母如生母,不过你又何忍舍我而去。我如今有个两全之计,我赐你一座住宅,你把你的继母,接了来奉养,不就行了吗?” 
    
      皇帝是想得很好,无奈事实上办不到,因为轩太夫人病势很重,长途跋涉,极其劳累;加以汤斌又绝不愿利用大臣的地位,要求沿途地方官办供应,瘦驴破车,鸡声茅店,从河南一路颠簸到京师,非送掉老命不可,而且轩太夫人足迹不出里门,也未见得能服京师的水土,所以汤斌坚辞不受。 
    
      “臣母已老,万不能来。”他磕着头说:“皇上不舍臣远离阙下,臣请解职回乡,省母以后,仍旧回京。明史大事,臣愿效余生,以白衣暂领史局。伏乞皇上天恩允准。” 
    
      “我实在不能放你。暂且过几天再说吧!” 
      这一过过了十天,不见皇帝提起,在汤斌焦急无计;在余国柱等人,却当他是恋栈,看皇帝不准他辞官,大失所望,因而一不做,二不休,放出去一个极恶毒的谣言。 
    
      这个谣言是说,皇帝对汤斌异常不满,因为他不识抬举,要拿他纳入旗籍,汉人入旗,变为满军;归一旗的都统管辖,指定地方居住,等于行动失去自由,从此怕回不得家乡了。所以一时关心汤斌的人,无不大为着急。正好汤斌上朝,因为病体衰弱,由人扶着上轿,见到的人,以为汤斌是被强制执行,奔走相告,说“汤尚书入旗了!”于是有人为他掉眼泪,有人为他奔走——大多是江南的京官,集会商议,决心去击“圣闻鼓”鸣冤。后来得到消息,说是属于误传,实际上并无其事,大家方始散去。 
    
      汤斌经此刺激,病体越发不支,但在这种局面之下,惟有委屈隐忍,抱病入宫;皇太子一看汤斌的脸,大惊失色,“师傅!”他说:“你病得这个样子!” 
    
      皇太子很敬重汤斌,当天就去见皇帝,将他的情形详细奏陈。皇帝考虑之下,认为汤斌不宜再担任辅导东宫的重任务,因而一面遣御医为他诊治;一面将他调为工部尚书。 
    
      就在这一天,内阁奉旨议事,汤斌因为东宫进讲的缘故,自然不能参加,只是忘掉声明;这一下,左都御史王鸿绪便又算抓住他的短处了,指使御史,上奏弹劾。 
    
      弹章一上,照例交议,余国柱等人所拟的处分是,降二级调用——降二级实在是降七级,因为汤斌原有降五级调用的处分,特旨留任,如果此时奉准调用,当然连同前案,一并计算,立刻可以降为从四品的官员。 
    
      这是恶毒得已非常露骨的手法,蓄意要撵走汤斌,吏部尚书陈廷敬,心怀不平,要为汤斌说话,“最近刚有同样的案子,失朝不过罚俸半年,”他说:“何以独对汤斌尚书不公?” 
    
      余国柱等人不听,照原议复奏,以为这下子一定可以把汤斌打下去了。 
    
      再也没有想到,皇帝的批示是:“着即留任。”一而再,再而三地扳不倒汤斌,明珠和他的走狗们害怕了,相顾失色地表示,这不是一个好征兆,担心皇帝不是偏爱汤斌,是对他们的警告,言不听,计不从,祸将不远;同时也担心汤斌会因此报复。 
    
      确有人劝过汤斌报复。在他病中,来探望的络绎不绝,有人劝他委曲求全,向明珠说几句好话;或者托人出来,居间调解,汤斌当然不肯这么做,他泰然笑道:“我生平养命自安,如今年逾六十,夫复何求?” 
    
      再有些人是劝他采取强硬的报复行动,像郭琇就是如此,“此辈小人,不给他一点颜色看,他们不晓得利害。”他说,“此辈的阴私劣迹,都在老前辈的肚子里,何不拿它一股脑儿抖露出来?倒看看谁忠谁奸,谁善谁恶?” 
    
      “不!”汤斌不便说自己不愿多事,用轩太夫人来作推托,“老母在堂,不敢这样做!” 
    
      他是如此宅心仁厚,不肯伤人;而明珠、余国柱骑虎难下,准备找一个极严重的事由,如谋反大逆之类,掀起一场滔天的风波,置汤斌于死地。 
    
      于是首先指使国子监祭酒翁叔元,上奏指汤斌的理学是“伪学”,也就是指汤斌为伪道学。这个昧良心的奏折,为翁叔元带来了“加官之喜”,明珠保荐他升了少詹事,但也为他带来了一场传遍京师的大羞辱。 
    
      政治有是非,或者不是局外人所能了解,所以同情汤斌的人,亦无从为他声援,但学术是天下的公器,汤斌的理学以及他个人的修养实践,昭昭在人耳目,岂容污蔑?而且政治的争斗,牵涉及于学术,竟至诬指其为“伪学”,无论如何是件不可恕的事,因此翁叔元为士论所不齿,其中最不平的两个人,除了口诛以外,还展开了笔伐。 
    
      这两个人,一个就是皇帝亦久闻其名的“三布衣”之一,因为保荐误时,未能参加“博学弘词”荣典的姜宸英。 
    
      姜宸英字西溟,浙江宁波人。当叶方蔼任明史总裁时,荐他充任纂修,食七品俸禄;并特许他参加会试,他在京师是个大名士,会试的考官,都以收录这个门生为荣,照常理说,进士及第应如探囊取物;谁知姜西溟嗜酒如命,每次入闱都喝得醺醺大醉,试卷违误了规定的格式,致考官爱莫能助。 
    
      有一次倒是没喝醉,写作俱佳,格式也对,缴卷时,受卷官随手翻一翻,指出一处问道:“这两句话,有出典吗?” 
    
      “那两句话出于李商隐的诗,”姜西溟不假思索地反问一句:“你没有读过李义山的诗?” 
    
      受卷官大怒,但亦无可如何,只有暗箭伤人,把他这本卷子摆在一边,不发誊录,考官根本看不见他的文章,自然无从取录。 
    
      以后他又为明珠慕名延聘为西席,纳兰性德对他的文采,倾倒备至,殷殷向学,师弟俩极为相得,但终于为了一句话,姜西溟拂袖而去。 
    
      事起于明珠有个宠仆,名叫安三,就像明朝严嵩的宠仆严年,为无耻士大夫尊称为“萼山先生”那样,安三亦在衣冠缙绅之列,奔走其门的,不知其数,而此人附庸风雅,希望一流大名土的姜西溟亦能假以词色,增添声价。 
    
      于是纳兰性德有一天对姜西溟说:“家父素来敬重先生,却不能有所助力,我亦不便进言,现在有一个人,如果先生肯少施颜色,则无事不谐。我亦知道这话对先生说是极大的唐突,只是先生今年六十了,尚未通籍,似不妨稍作委屈。” 
    
      “喔!”姜西溟止杯不饮,“你说的这个人是谁?” 
      “是——,”纳兰性德很吃力地说:“是安三!” 
      姜西溟将酒杯一推,霍地站了起来,厉声说道:“我原以为你是纳兰家的佳子弟,不料无耻如此!”说完夺门就走。 
    
      纳兰性德天性醇厚,只以一时鲁莽,说了不该说的话;见此光景,悔恨不及,赶紧上前牵住姜西溟的衣服,哀声请罪:“先生,先生!我错了,千万宽恕我这一回!” 
    
      姜西溟掉头不顾。事后,纳兰性德千方百计想挽回其事,而毕竟不能如愿。但纳兰性德对他,始终敬礼不改;不久姜西溟倦游南归,纳兰性德做了三首词送他;第一首是自创格调的所谓“自度曲”,题名《潇湘钟》,在倦倦之情中,隐隐有请罪之意: 
    
      长安一夜雨,便添了几分秋色!奈此际萧条,无端又听渭城风笛;咫尺层城留不位,久相忘,到此偏相忆。依依白露丹枫,渐行渐远,天涯南北。凄寂!黔娄当日事,总名士如何消得?只皂帽蹇驴,西风残照倦游踪迹。号载江南犹落拓,叹一人知己终难觅。君须爱酒能诗,鉴湖无恙,一蓑一笠。 
    
      等姜西溟重到京师,纳兰性德已经以三十一岁的英年,“七日不汗”而死;而姜西溟的性情,依然如他的姓那样,“姜桂之性,老而愈辣”,他跟翁叔元本来是朋友,此时卑视其人,写了一封长信,痛加讥责,当然,从此也绝交了。 
    
      在翁叔元,这还不算难堪;最难堪的是他的门生何焯,当面投递了一封“破门”——断绝师弟关系的书信。 
    
      何焯是苏州人,寒素家风,终于出了一个读书种子;他年轻时曾帮助书商访求古籍,所以宋朝、元朝遗留下来的孤本及旧家的抄本,经他细心校读过的很不少。只是腹笥虽宽,性情偏狭,喜欢诋毁前辈;因此落拓京华,颇不得意。 
    
      当时京师文坛的主盟,算是徐乾学,以天子文学侍从之臣,权相府中的上宾,而财力又称雄厚,够资格去博礼贤下士的名声;何焯就是他门下的食客。只以他恃才傲物,当面讥斥他人的短处,毫不留余地,因而为人在徐乾学面前进谗,彼此失欢,何焯绝迹于徐家了。 
    
      这时翁叔元亦正在削尖了脑袋往上钻,颇想招致若干名士,增加自己的声势。何焯虽是布衣,声名盛于公卿之间,正是他想罗致的目标。而何焯方在失意之际,“长安居,大不易”,有人肯加以援手,不免起了知遇之感,所以自愿列名为弟子。 
    
      翁叔元的儿子,是个浅薄得不知天高地厚的妄人,何焯自然看他不上眼,彼此搞得很不愉快。等到翁叔元弹劾汤斌“伪学”的消息一传,何焯再也忍不住了,写了极长的一封信,当面投向翁叔元,表示着有这样一位老师,从此“请削门生籍”。那封信写得痛快淋漓,一日之间,传遍九城。 
    
      何焯好低毁前辈,好轻薄快意,但对翁叔元的这个举动,没有人说他不对,因为学术是非,自有公论,而何焯此举,正为公论的表现;也因为他是苏州人,而汤斌对他的家乡有大思,崇功报德,应该打这个不平——桑梓为公为大,门生为私为小,为大我牺牲小我,不算忘恩负义。 
    
      由于何焯此举,大快人心,所以一日之间,声名大起,来拜访道贺致意的,络绎不绝;其中最兴奋的,是何焯的一个门生,也是苏州人,名叫陈景云,才十九岁,博闻强记,整部《通鉴》,能够背诵。汤斌在苏州时,曾经考试秀才,拔陈景云为第一;以此知遇之感,所以凡是为汤斌不平的举动,他无不拥护。 
    
      十月间,皇帝谒陵——顺治皇帝的陵寝,在喜峰口以西,属于遵化州的凤台山,定名孝陵。谒陵事毕,皇帝由遵化南下,巡视近畿之地;指定直隶巡抚于成龙,在霸州接驾。 
    
      皇帝巡幸各地,召见守土之官,照例先问吏治民生;首先被提到的一个人,就是陆陇其。他在康熙二十二年,被授职为灵寿知县。这是正定府中最难治的一县,地瘠民贫,谋生不易,权利的冲突,异常尖锐,所以民风强悍,善斗轻生;陆陇其一到任,就接到许多命案的状子,坐堂一问,十九起于细故,甚至有为了一碗饭送掉一条命的。于是他一面推行“深耕法”,尽地力以增加农产,同时请求上官,少派差役,减轻百姓劳力的负担;革除赋税中附加的“火耗”,禁止私派,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一面反复劝导,和衷共济,化除好斗轻生的风气。这样在任四年,风俗一变;成为直隶最安定、最富朝气的一县。 
    
      “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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