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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我走进他的卧室，期待往日那种微笑。但是，他刚把脸转向我，就由于突然的冠状动脉血栓而死去了。他睁着眼，但没有一点眼神；一切都停止了活动。这就是死亡。我自己在书中描写过数次，现在有经验了。
巨大的打击迫使我行动起来。我打电话告诉孩子们，我不得不作出安排。我的头脑只有一半在工作，另一半已经凝固了。
葬礼一结束，我就来到花园的尽头，把丈夫的骨灰撒在我俩经常一起散步的地方。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了死亡的结局。我变得形单影只了。良心发现的两个女儿，一下子成熟起来的儿子（他将在几个月里做父亲了），都没能说服我和他们一起去住。他们想让我从极度紧张中恢复过来。
我回答他们：不，我要住在这里，在自己的家中打发以后的岁月。要忍受的痛苦，就由我一个人来忍受吧。我要使自己面对着这里熟悉的物具，我要使自己记住，这不是司空见惯的战争期间的短暂分手，而是永远的别离永别！
为了减轻精神上的痛苦，我继续使用他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我穿着他的衬衣，坐在他的写字台前，用他的笔来答谢一封封的吊唁信；我千方百计地寻找他接触过的东西，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和他更接近一些……
夜晚多么难熬啊。喝咖啡、放方糖、吃两只红肠面包，晚祷告他童年时代养成的习惯，我们结婚后一直保持着以及晚安的吻别……我依旧继续保持着，因为我深深地感到，这是一种安慰。
我常常哭泣，我抑制不住涌出的泪水，也许从某种超乎我理解的意义上来说，眼泪能够帮助愈合心灵上的创伤。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想，人死后在另一个世界还能不能生活？我想，我丈夫一定和他已故的前辈重新相聚了，一定和他在二次大战中死难的战友重新相聚了。我想，在那儿，痛苦和灾难已经荡然无存，他理解了难以形容的欢乐，即他引用过的境界“超乎一切理解的寂静”；而活着的人，没有一个能够理解这一点。
有一句古老的格言：“时间能够治愈一切伤口。”然而，只有当伤口内洁净无脓时，这句格言才是正确的。过于悲伤会使伤口化脓溃烂。
因此，我要忠告那些过分悲哀的人：把每一天都看作是一种挑战，看作是对勇气的一种考验吧！渐渐地，你就会从先前看来难以克制的剧度悲痛和孤独中，获得新的力量和新的希望。
我记得在我们结婚那天，主持婚礼的那位仁慈善良的神父，曾把我们行将乘坐小船去度蜜月，同结婚本身联系起来。他说：“你们就要在平静的大海上、在晴朗的天气条件下起航了。但是，航程中并非永远是这样的。你们会遇到风暴，你们能够战胜风暴。千万不能丧失勇气。最后，你们就能抵达安全的彼岸。”今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回想起这一告诫。我相信，即使我单独驾驶起生活的航船，我也不会迷失方向。
几个月转瞬即逝，季节在更叠变换。寂寞打破了。虽然熟悉的脚步声再也不会重新响起，房间外面再也不会有人把我呼唤，但是，空气中似乎还回荡着充满相亲相爱气氛的、一个活生生的人所发出的声音。我说这些，丝毫没有鬼魂作祟的感觉，头脑中也已经完全摆脱了幻影和幽灵。就好像一个人以某种模糊不清的方式，分享到了没有痛苦的另一个世界的自由和宁静，有时甚至分享到了欢乐。
希勒＇（Healer）＇：主张信仰疗法的基督教科学派的实践者译者注）说：“升天的都是过于悲痛的人；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得到安慰。”这种脆弱而又可爱的精神，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将发现它已成为你的一部分，并且会唤醒你的内心世界。这样，你就不会为孤独、黑暗而感到胆怯了；因为你已经征服了最后的敌人死神。
译者附记：达夫尼·杜·穆里埃，英国著名女作家。她的长篇小说《吕蓓卡》在我国读者之中颇有影响。此文选译自作者的新著《吕蓓卡笔记和回忆》。译文略有删节。
Number：4510
Title：唐人和《金陵春梦》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9期
Provenance：《湘江文艺》
Date：1981。1
Nation：
Translator：
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香港《新晚报》的编辑主任、《金陵春梦》的作者唐人先生，去年11月因病在北京去世。唐人是著名报人与作家，生平著作之多，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也是少见的。
唐人先生本名严庆澍，“唐人”是他的笔名。原来他在写完《金陵春梦》第一集“郑三发子”之后，报纸准备连载，排字车间催着要名字，他偶然想起《侍卫官杂记》的作者是宋乔，有“宋”必有“唐”，就起了“唐人”这个名字。
不熟悉唐人先生的读者，见他这么熟悉蒋介石的底细，总以为他是蒋介石的什么人。其实，唐人与蒋介石全无渊源。在蒋介石执政的几十年中，他没有出入过总统府的大门，就连蒋介石的面也只见过一次。那么，他的《金陵春梦》究竟是怎样写出来的呢？
自从宋乔的《侍卫官杂记》在香港《新晚报》连载并出单行本以后，读者反映强烈。认为把蒋介石的昏庸无能和霉烂腐朽的生活写得很生动，很有趣。但又觉得不够，难道蒋介石就仅仅如此么？《新晚报》主编认为最好能再写一篇，塑造一个“真正的蒋介石”，使读者对蒋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当时正是1952年，大陆刚解放不久，人们对蒋的厉害，记忆犹新，对蒋的丧权辱国的行径和倒行逆施的政策切齿痛恨，写这本书，已成为当务之急。
《新晚报》开了几次会，谁也不接受任务。推来推去，任务落到了年仅33岁的唐人身上。其理由是：他在蒋介石发迹的上海住过，又上过抗日战争前方，到过内战前方，还到过台湾等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当时任务不重，每天写稿只有两三千字，时间充裕。
写这样的书，不同于写一般小说，面壁虚构是万万不行的。既要真实，不真实使人认识不了蒋介石，失去了写书的意义；又要有艺术性，否则，味同嚼蜡，不会有人看的。当时，他手头资料很少，仅仅只有一份友人送给他的五页“八行笺”。这份五页“八行笺”是一位真正的蒋介石的侍从室侍卫官退休回香港后写的，上面记载的情况是他奉蒋介石之命在重庆监视蒋的兄长郑绍发的经过。有了这几页材料做为“骨架”，再根据蒋的家谱、浙江地方志、风俗习惯、蒋的传记资料作参考，便开始写《金陵春梦》第一集郑三发子。他翻阅了大量关于蒋的若干书籍和资料，案头堆积如小山。但是，牵涉到蒋介石德行方面的资料却寥寥无几。蒋逛窑子是尽人皆知的，不写出来，就不会是一个“真正的蒋介石”，蒋的形象也就会单薄，不够“立体化”。尤其是蒋在上海做生意这段时间，还没有大发迹，没有记载，时间又过了那么久，资料委实难寻。唐人每日在街上奔忙，找遍大小各书店、书摊，经常是空手而归。最后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本石印的楷书文言《三十年歇浦沧桑录》。这是一本当年“十里洋场”上海“风月场中”怀旧兼导游的小册子，时间从清末到接近北伐，与蒋在上海做生意那段时间恰好吻合。这本小册子上对上海当时的妓院的分级、“规矩”、陈设、“制度”乃至名妓的花名、绰号与特征等等都记载得相当详细，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十分可靠的依据。事有凑巧，文章在报纸上连载之后，又接到一封具名罗高的来信，说蒋介石逛窑子时，他偶也在场，可以提供材料。唐人大喜过望，当即找到了这位年过九旬的老先生。此人原是中国第一代小说家包天笑老先生，他当年在上海《晶报》工作，由于业务上的需要，按照时俗，有时也到高级妓院去应酬，所以时常见到蒋，但不能成为朋友，因为蒋当时还没有发迹，与包老先生比较起来，还是无名鼠辈。包先生不仅指出文中之误处，还提供了外人从不知晓的材料，排除了写作《金陵春梦》中最恼火的障碍。
《金陵春梦》出版后，在读者中的反响远远超过《侍卫官杂记》，但香港某些亲蒋分子极为不满。唐人的案头上偶尔也收到几封匿名信，有恫吓的，也有威胁的。唐人只是付之一笑，他说：“我不怕，因为我描写蒋介石的全是事实，没有冤枉他。”
一天，唐人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有一位从台北来的老友要会他，约好到报馆后的大同酒家楼下饮茶。席间，这位老友有意把话题引到《金陵春梦》，他问唐人为什么要写这部书？是不是为稿费而写作？是不是蒋介石与他有私仇？唐人说：“我确为生活写过稿。但写《金陵春梦》却不是这个目的。我与蒋家没有什么私仇，写《金陵春梦》决非私人攻击。如果贵总统能以大局为重，以中华民族5亿同胞利益为重，马上宣布国共和谈，中国统一，那我一定另写蒋的情况。”临别时，他还要那位老友转告蒋经国先生：“他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不要太固执了，希望让我有机会为他写一部有关民族大团圆的小说。”
这是唐人实实在在的心里话。他盼望祖国早日团圆，结束内战。几十年以来，这位爱国老作家笔下的作品，无论是《金陵春梦》、《伏牛山恩仇记》、《北洋军阀演义》、《大地沉浮》、《蒋后主秘录》，都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
唐人的艺术造诣很深，同时又是一名勤奋的高产作家。一次，有人问他已经发表的作品有三千万字否？他笑笑说：“那不止，你算算，我从31岁开始写《金陵春梦》起到50岁的20年当中，每天平均写作一万字，这就有七千多万呢！当然这其中有些不是文学作品，是报上需要的论述和报道。”他说，他曾经用过50多个笔名，在全国各省市出版社和香港已出版了中长篇小说有50部，还有35部将要整理出版。除此之外，还有已拍摄的电影14部和几部戏剧。
在用笔名“唐人”发表的作品中，他最喜欢的是《金陵春梦》。
（摘自《湘江文艺》1981年第1期摘编）
Number：4511
Title：隆美尔元帅之死
作者：金永华
出处《读者》：总第9期
Provenance：《书林》
Date：1981。5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在纳粹德国，隆美尔是法西斯军人的偶像，被誉为“大英雄”，说他是上帝赐给德国的“一位名将”。因为他的赫赫战功，希特勒在三年之内就把他由上校提升到了元帅，并亲自授予他陆军元帅的权杖。说来也奇怪，隆美尔的形象在他的对手英国人的心目中也极为高大。英国人说他“具有一种急就的天才”，“只有拿破仑的形象可以和隆美尔相提并论”。
然而，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第三帝国的元帅之死，却是一出完美的悲剧。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发动了迄今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两栖作战行动。此时，隆美尔任西线“Ｂ”集团军司令，肩负着希特勒“寸土不让”、要不惜一切代价“驱敌下海”的重托。就在隆美尔实际指挥着西线德军，与盟军进行着殊死搏斗的紧要关头，两件不测事件如同晴天霹雳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7月17日下午，当隆美尔从诺曼第前线返回总部的途中，他的座车被盟军飞机炸中，脑壳破裂，险丧生命。两天之后，德国统治集团内部又发生了谋刺希特勒的政变事件，是为7月20日事件。案发后，希特勒进行血腥报复，大约七百名军官被处死。案件也牵连到隆美尔。
隆美尔躺在前线野战医院害怕落到盟军手里，请求希特勒准许送他回德国老家就医疗养。希特勒马上同意，并回电说：“元帅，请你接受我的好意，我希望你能够早日恢复健康。”殊不知此刻希特勒正准备对隆美尔下毒手。
9月7日，希特勒下令逮捕隆美尔的前参谋长斯派达尔中将。
10月1日，隆美尔上书希特勒，为他的僚属说情。此前，他曾多次上书希特勒，提出战略战术上的不同意见。这次却不同了。信的结尾是这样说的：“我的元首，你当然知道从1940年的西欧战役起，一直到19411943年的非洲战役，1943年的意大利战役，1944年的西欧战役止，我每次都是怎样的竭忠效力地作战。我经常只有一个思想，就是如何为你的新德意志而战斗，而去获得胜利。”摆了一长串战功，与其说为他的部下开脱罪责，不如说为他本人说情。
10月13日，隆美尔接到一只长途电话，说是明天有两位将军前来晋谒元帅，商量他的“新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