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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究了。
以后，茂名杨颐放了江苏学政，竟公然在画舫狎妓，征歌宴客。吴稚晖约同学田其田，穿了四开叉裤、箭袖袍，头插松枝，扦上红萝卜，手持草纸一束，上船后故意跌了个四脚朝天，口中大声呼道：“生员叩见大人，请赏花酒三杯！”杨学政大怒，一面下令把两个疯子赶走，一面查明来历，命黄玄同将二人革去功名，逐出书院。黄玄同会同广东梁鼎芬等人讨论处分，认为生员冒犯学政理当有罪，但学政征歌狎妓不能为人师表，也该处分。此事经过许多周折，最后以停学了事。
戊戌变法后，吴稚晖的尊孔忠君思想发生了大变化，成了江南维新派的活跃分子。无锡知县以“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为题，命生员生文。吴稚晖却作了一篇白话文，登在了好友孙叔方办的《无锡白话报》上，文章说：“八股若存，中国必亡；不耕不织，咬文嚼字，又有何用？武场考试和猴戏没有分别。甲午一战，弓箭与洋枪之不敌已可分晓，为什么还要啃着狗骨头不放呢？为此，吴稚晖在国内呆不住了，就东渡日本考入了高等师范学院。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蔡锷等9人自费留学，欲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时进士官学校有两条途径：公派生先在官办的振武学校读3年，成绩合格即可免考进入；自费生须在日本成城学校（此校有“士官生摇篮“之称）毕业，而中国人进成城，是要有驻日公使出具身份证明的。当时清廷驻日公使蔡钧是个顽固守旧派，不肯给蔡锷等维新人物作保。吴稚晖、孙叔方等率领留学生20人到公使馆静坐。蔡钧非但不允，还要求日本警察厅以妨害治安罪逮捕吴、孙等人。日警方判处“递解回籍。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吴孙事件”。
当吴稚晖、孙叔方等人被押至上新桥火车站时，梁启超、吴震修、张秉彝、侯毅始等人都从横滨赶来道别。次日押至神户，吴稚晖愤怒不已，即留下绝命书，在登轮时跳入海中，以死抗议，幸被救出。梁启超为些在《清议报》著文道：“吴君之被逮也，以为士可杀不可辱，欲以一死唤醒群梦，引起国民利权思想”。这是确切的评议。此时，蔡元培恐中途再生事故，特地赶到神户陪着吴稚晖同船回国，以后又一起创立“爱国学社”创办《苏报》，鼓吹革命。
减了“疯病”，多了怪气
吴稚晖成了国民党元老，疯事不做了，但仍然是个怪人。
吴稚晖的第一个怪脾气，是一生不做官。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吴稚晖也在大总统府帮忙。孙先生要他出任教育总长，吴稚文回答说：“我愿任奔走之劳，做官我是做不像的。住了4天，就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了。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函邀老朋友去当学监，吴稚晖婉辞了。后来蔡元培做大学院院长，又请吴稚晖担任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任。他想这算不得官，且是兴趣所在，答应了下来。蒋介石掌权后，多交要吴稚晖出来做官，他回答说：“我是无政府主义者，脾气也不好，不敢当呀！”
这就有个问题，吴稚晖一生官衔多得数不清：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员、总统府资政，等等。他是一个有名的老官僚，怎么能说从不做官呢？其实，绝大多数是挂个名的虚衔。他曾对族侄吴余庆说：“开大会，把我这个所谓‘元老’请上主席台，照相让我站在前排，很像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放在橱窗里摆摆样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该是个重要的实缺，但吴稚晖并未到职。他终其一生只领一份中央监察委员的薪水，也从不去办事。监察院有紧急公文，于右任叫秘书长狄膺亲自送去，他连摘要都不看，胡乱签署，闹了乱子他一笑置之。
在吴稚晖晚年，有人说他老来得志，官运亨通”也有人说他不去争权利乃自鸣清高。他说这些话都不对，并对自己的不做官做了一番剖析：“我不过是一个闯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官场如戏场。戏班里有副对联：悲欢离合，开场日即收场日；男女老少，看戏人即做戏人。官场与戏场的不同处，一个是假刀假枪，一个是真刀真枪。蔡元培的大学院长被挤掉，胡汉民、李济深被关押差点送掉性命，这不是真刀真枪么？黄埔系、CC系、政学系、亲日派、英美派，蒋家天下陈家党，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还轮得上我这刘姥姥么？挤也挤不进去！国府主席林森死了，蒋介石找我商量，要我继任国府主席。我当时不拆穿，只是对蒋说：‘我这个人不宜当国府主席。’他又问：‘为什么不适宜？’我答：‘我最抑制不住自己的性情。当了国府主席，就要经常接见外交使节，看到有些国家的大使呀、公使呀，穿着他们本国的服装，花花绿绿像做戏一样，我会禁不住笑出声来的。那就有失国体呀！’蒋先生听后也笑了，笑过又问：‘既然你老先生不愿意，你看，由哪一位来担任才比较合适呢？’我心想，于右任和居正都可以当，他们也愿意当，蒋介石不去找他们，偏偏来找我这个并不想当的人，分明是蒋先生自己想当。我就如旨答说：‘现在抗战时期，最好是党、政、军统一于一个领袖，使事权更能集中，我看还是由蒋先生兼任最宜。’后来就由我在中常会提出，由蒋介石兼任了国府主席。有人说我清高，谈不上，我是小人。还有人说我玩世不恭，也不对，我是‘正世有恭’啊！
吴稚晖的第二怪是一生清廉。托他求情办事的人不少，没人敢送金条支票现钞，就是送书画古玩，老头儿也会当场扔出门去，叫你十分难堪。他常说：“非义之财不贪，无功之禄不受。”
吴稚晖赞成裘可桴“生不做寿、死不开吊”的主张，生平最反对做寿、开吊。1925年，吴稚晖60岁，上海的无锡帮为他庆贺花甲寿诞。大厅上红烛高烧、寿幛高挂，桌上有寿桃、寿面和各种寿礼。上海滩的头面人物济济一堂，独不见老寿星出场。直等到不耐烦的时候，才收到一封发自杭州的信：
诸位先生执事：奉赐帖感悚莫名。弟因先母早逝，故先外祖母不忍提及弟等出生之日，从未有所谓“诞”，糊里糊涂，醉生梦死地白活在狗身上，不知到今几何年。有人登报说替我庆花甲，我才知道已登了花甲，这叫做谣言处处有，中国特别多。哈哈！我虽相信我或者已登了花甲，却不敢在月份牌上拣一个茶会日子就算生日。我最反对庆寿做生日，所以没有庆寿有我去拜祝的，这是一个硬凭据，我虽登了花甲，够得上弄个华诞出来玩玩，却不敢非之人者又来有之己。敬璧原帖，并叩谢诸先生，本日弟已赴杭州，亦不能陪座，歉甚。
敬恒谨启
吴稚晖给同乡好友们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一纸怪话弄得人哭笑不得，十分尴尬。60华诞的素席只好变做无锡旅沪同乡会的聚餐了。
人们还是不接受教训。到了1945年，吴稚晖80岁了，卫聚贤教授主办的《说文杂志》出了一期“吴稚晖八十大庆专集”。老头儿极不赞成，当即申明说：“我吴稚晖是偷来的人生，出生前，祖母曾托梦给外婆，说从阴间奈何池里用秤钩钩出来这个孩子，趁阎王爷打瞌睡时逃出了鬼门关，以左臂上有秤钩钩伤的伤疤为记。此子出生后，千万不能做生日，因为是阎王的逃犯。被阎王得知是要捉拿归案的。”吴稚晖臂上确有寸把长一块黑疤，这故事听来还真像有根有据似的。
这件事，被蒋介石知道了。到农历2月28日那天，以蒋、宋夫妇的名义，给吴稚晖送去一盘大蛋糕。这当然是不能扔出门去的，恰好来了一群亲友，他亲自动手把寿糕切成小块，请大家分享。有人建议每人吃碗寿面，吴稚晖说什么也不答应。亲友故旧为他筹集的“八十大庆”基金黄金10两，吴稚晖坚决不受，后来全部赠给他家乡的一所中学做了新校舍建造经费。
乙丑牛，还债牛
吴稚晖的衣、食、住、行，是值得说一说的。
先说衣。吴稚晖一生不讲究穿着，家常衣服是青竹布长衫，外出时加件玄色马褂。偶而也穿西服，可他那身西装是用箭袖袍套改制的，不伦不类，反正都知道他是个怪人，也就见怪不怪了。衣裤脱线，他自己缝补，一边还说：“吾生也贱，能做卑事。”他似乎从未穿过新鲜的衣裳。1947年，吴稚晖去参加国民大会，家里人说无论如何要做一件新棉袍，他弟弟吴菊初是裁缝，说这件事由他来办。当时他弟弟也70多岁了，已有10多年没理本业，结果缝得七扭八牵，不成个样子。吴稚晖就穿了这件怪棉袍去南京出席国民大会，还当了主席团主席。
再说食。吴稚晖的伙食标准是“两粥一饭，小荤大素”，从不大吃大喝。宽裕时荤菜里肉多了几片，他认为是浪费，月底亲自查伙食帐，再三关照要注意节约。他平时烟酒不沾，其实能喝酒，酒量还颇大。
可是，吴稚晖家中长年都有亲戚、朋友、族人，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他家里简直像是难民收容所。有莫纪彭一家，张树声一家，邹广恒一家，还有杨凯龄、吴荫阶、储福兴等，无空不塞满，多时有50余人。他来者不拒，留宿留食，开饭四五桌也是“两粥一饭、小荤大素”。晚上还把大家召集起来，由他讲授《礼运》和《泰西通史揽要》不管人家爱不爱听。有人说他有孟尝之风，他说“我是邹二痴子养佃户。”
三说住。吴稚晖的卧室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一张旧藤椅，几把来客坐的靠背椅和骨牌凳，此外就是书报杂志和一只马桶。没有沙发，没有古玩，墙上不挂名人字画，更没有收音机、电风扇和火炉等奢侈品。食宿、看书、写字、会客以至出恭都在其间。蒋介石与宋美龄来看望他，对不起，照样在此间斗室坐骨牌凳。
在重庆时，吴稚晖著有《斗室铭》一篇，也是滑稽文字：
山不在高，有草则青，水不厌浊，有矾即清。斯是斗室，无庸德馨。谈笑有鸿儒，往来多白丁。可以弹对牛之琴，可以背癞痢之经。耸臀草际白，粪臭夜来腾（他喜到野外大便）。无丝竹之悦耳，有汽车之闹声。南堆交通（部）煤，东倾扫荡（报）盆。国父云：阿斗之一，实亦大中华之大国民。
他把这篇大作称做“癞痢经”，背得烂熟。背来背去，背得当局坐不住了，在牛角沱对岸山上为他建了一幢专用宿舍，催他迁居。吴稚晖说：“我住惯坏房子了，好比猪住在猪圈里很舒服，倘使把猪搬进洋房，说不定反而要生病的。为了保存老命，故而不迁。”直到抗战胜利回上海，他没有离开过“斗室”。
四说行。吴稚晖一生不坐黄包车，他又买不起自备汽车，未免尴尬。不妨，此公健于行。不仅上茶馆、跑旧书店、访友叙旧、出门授课，均安步当车，还偏爱登高涉水。峨嵋、青城、三峡、桂林、庐山、黄山、雁荡、华山、五台山等胜地，都留有吴稚晖的布履足迹。他对清苦俭朴却是甘之如饴的。他常告诫子侄们说：“切记切记，私欲是陷人的火坑呀！”
只领一份中央监委的薪水，不够开销怎么办？靠教书卖字。
吴稚晖的篆书很有名气。在重庆时，蒋介石请他写“蒋金紫园墓碑”。全文800余字，吴稚晖已77岁了，仍能凝神贯注，用两个半天一丝不苟完成。陈布雷赞赏说：“圆浑凝重，苍劲有力而力不外露，是楷书篆化的精品。”从1941年起，吴稚晖就挂单鬻字，终日挥毫，以供“招待所”的生活费用。胜利后回到上海，还在门口开设云林书社，钮永建、但懋新、邹鲁等数十人都开出了润笔单，一时生意兴隆，被人戏称为“书画托拉斯”。
吴稚晖始终没有脱离教书生涯，教得“疯”也教得认真。常州翰林汪洵特别称赞他的篆隶和经文，聘请他到家里去教书。有人说他是疯子，不能任教。汪说：“人疯，文章不疯。”在无锡任教时，讲商群耕战，他穿了草鞋，手持扁担，讲得有声有色。学生莫不窃笑，守旧的先生骂他是怪物，他却毫不在意。
孙中山病逝北平，吴稚晖受孙先生之托，在北平南小街创办海外补习学校，教育国民党高干子弟。学生20余人，有蒋介石之子蒋经国，还有孙中山的两个孙子。吴稚晖规定语文课要写作文，还必须用毛笔书写，孙中山的两个孙子不肯写，说用毛笔写文章是秘书做的事。吴稚晖很生气，当即写了一首唐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