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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对夫妻双打，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两位先生各自搭配自己的太太。怪的是，夫妻“同一国”打球，经常会以吵架收场，男的指责女的，女的指责男的，两人互相埋怨，气得无法再打下去。
这时候，邻居女孩会很有经验地走过去，建议他们“换搭档”，即各自的太太换到对方那一边去，去当“敌人”继续打球。
效果如何，通常这么调换之后，两边无不“杀”得兴高采烈、满场飞腾。
Number：5642
Title：伴我同行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172期
Provenance：海外星云
Date：
Nation：
Translator：
我是巡回推销员，对这一行的职业病─与孤独奋斗─自有体会。尽管漂泊无奈，但小女儿珍妮却给了我思乡病的解药。
那是只玩具企鹅，有一对黝黑的小圆眼睛，一个红蝴蝶结，橘红的脚，高12厘米。系在它左翼上的是个小小的手写牌子：“我爱爸爸！”
从那时起，企鹅和我一起出门，形影不离。在阿尔伯克基，企鹅靠在我枕边。在波士顿，它坐在床头柜的玻璃杯上。纽约肯尼迪机场海关职员举着它说：“幸好我们对爱不征税，否则你可要破费的了。”
某晚企鹅不见了，我把它忘在刚住过的旅馆里。我开车飞驰160公里，午饭到达时，企鹅在柜台上等我。旅馆大堂里的旅人看着我们重逢，疲倦的眼神中不无羡慕之意。
如今珍妮上了大学，我出外旅行也不像过去那样频繁了。企鹅站在我的衣柜上，让我常想到爱是个奇妙的旅伴。这么多年在路上奔波，我总是把它带在身边。
Number：5643
Title：古典与现代
作者：王鼎钧
出处《读者》：总第172期
Provenance：知音
Date：1995。8
Nation：
Translator：
教授打了一个比喻，解释什么是古典，什么是现代。
他说：一个读初中的女孩发觉一个同班的男生追求她，她决定置之不理。可是有一天，她打开抽屉吓了一跳，抽屉里面的平板上刻了3个大字：“我爱你。”刀痕很深，深得教人心惊肉跳。她知道这是谁干的，就去问她的嫂嫂：“如果我仍不理他，他会怎么办？”
嫂嫂告诉她：“这要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他是一个古典的骑十，他下次用刀在自己身上刻字；如果他是个‘现代’男子汉，他下次要用刀在‘你’身上刻字。”
Number：5644
Title：安理会趣闻
作者：陈伟雄
出处《读者》：总第172期
Provenance：世界知识
Date：
Nation：
Translator：
冷战结束后，原来的热点没有完全消失，新的热点又冒出来，难怪主要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安理会变得更忙了。
会海能淹人
安理会工作千头万绪，大事小事都要管，大会小会一个接着一个，从年初一直忙到岁尾，都难得喘上口气。去年，安理会共举行正式会议165次，全体磋商273次，平均每天1。2次会议。仅1994年11月，召开正式会议达30次，全体磋商30次，通过决议12个，主席声明16个，创下安理会纪录。难怪到1994年12月29日安理会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时，一些即将离任的非常任理事国成员对尚留在安理会的成员感叹：安理会“去有牙齿的考虑”，安理会，你们就“安”心在“里”面开“会”吧！
长有牙齿的老虎
安理会决议与联合国大会决议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具有强制性。在1994年通过的决议中，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授权采取强制性决议就有24个。这意味着决议一旦通过，赞成的要执行，弃权或反对的也要执行。因此，外交界纷纷传说安理会正变成一只“长有牙齿的老虎”，日益对世界大小事务“虎视眈眈”。
会议连轴转
通宵达旦开会，这在安理会已不是新鲜事。1994年4月21日，安理会召开正式会议通过关于波黑问题的第913号决议。由于参加辩论的成员发言争先恐后，且又连篇累牍，会议从早晨一直开到次日凌晨1时10分。安理会内许多年事已高的大使、副代表实在难以支撑，纷纷离场，打道回府，只留下第三把手、甚至第四把手看守，当时，安理会几乎成了专为二等秘书甚至三等秘书设立的“平常”机构了。
表决胳膊疼
1994年3月18日，安理会在审议关于以色列问题的第904号决议时，美国代表团对部分文案有异议，安理会最后接受美国的要求，对该决议进行逐段表决。结果，安理会成员对11段文案共举手表决了11次！由于点清表决情况需要一定时间，代表们每次举手均不能立即放下。这可苦了一些患有肩周炎的大使。许多大使不得不左右开弓，轮番换手。表决结束后，大使们纷纷喊胳膊酸痛。据在场的少数在联合国“三进宫”的外交官回忆，这种逐段表决情况是近30多年来从未出现过的。
“联合国时间”
安理会开会时间没准点！此话不光是指安理会的全体磋商随时进行，没有准确时间，更重要的是指安理会的磋商从未正点举行过！在联合国工作过的人通常将其戏称为“联合国时间”。
安理会15个成员国代表团分散在纽约曼哈顿区的不同角落，彼此作息时间差异较大。就算提前出门，谁能保证没有个交通堵塞什么的。因此，只要一家未到场，其他代表就得“干等”。虽然安理会主席前一天已将会议时间安排妥当，并印发给各个成员国，但往往联合国大楼内提示开会的喇叭从开始广播“安理会将要开会”，到“安理会马上要开会”，到最后宣布“安理会刚开始进行磋商”为止，少则20分钟多则40分钟。秘书处的工作人员甚至还常常分头到公用电话室、咖啡厅、洗手间寻找一些按时抵达后又“迷途”的代表。曾有许多届安理会主席“新官上任三把火”，试图扭转这一“不良习惯”，但“法不责众”，迄今也未奏效。去年11月，安理会又做出一个决定，在会议室外安装一只电铃，由主席以铃声招呼大家及时入场就座。
自己致函自己
这是去年发生在安理会的故事。
12月份恰逢卢旺达大使巴库拉姆特萨担任安理会主席。他就任后接到国内政府指示：卢旺达副总统兼国防部长卡加梅需要向安理会通报卢旺达局势。根据安理会有关议事规则，他需要以卢旺达大使身份致函安理会主席提出上述要求，并交安理会审议通过。由于此事直接涉及主席所代表的国家，根据议事规则中有关“避嫌”的规定，他还需主动让出位置，提出申请由下届主席临时主持会议。于是12月15日，安理会上便出现了巴库拉姆特萨（卢旺达大使）写信给巴库拉姆特萨（安理会主席）申请“避嫌”的“怪事”。
一个人唱“独角戏”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与布隆迪两国总统同机遇难。卢旺达局势急转直下，内战爆发，各派争权，一时间呈无政府状态。卢旺达原驻联合国大使比齐马纳也因“无主可侍”而告退。卢旺达成立新政府后，火速将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任职的巴库拉姆特萨任命为驻联合国大使，但再也派不出其他人马。这位49岁的大使既无助手，也无“援兵”，在联合国唱了3个月的“独角戏”。巴库拉姆特萨为国家“独撑天下”的勇气与胆识，深受安理会同仁的赞叹与敬佩。
大使也有“不拘小节”时
在平常工作日，各国代表衣冠楚楚，颇具绅士风度。但遇到节假日召开紧急会议，代表们便会“原形毕露”，与平日判若两人了。那时来开会的，既有不系领带的，也有穿便衣的，甚至还有堂堂一国大使穿上牛仔裤、运动鞋“闯进”会议厅的。彼此见面当然少不了寒暄，有的说是刚从高尔夫球场来，也有的说是刚刚在钓鱼或骑马，个中“水分”就无从查证了。倒是有位官员说了一句实在话：他刚睡了一个大懒觉，从被窝里爬出来！
“大哥大”催生决议
90年代是信息时代。安理会成员国的大使们几乎每天都要向国内请示汇报，而且重在争分夺秒。“大哥大”自然就成了人们的“宠物”了。
中、法、英、美、俄5个常任理事国大使、副代表率先用“大哥大”武装起来，新就任的非常任理事国大使、副代表也纷纷效仿。于是，每逢举行安理会全体磋商，各路使节云集一堂时的第一件事就是各自掏出“大哥大”往桌上一摆。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铃声一响，大家不约而同地抄起各自的移动电话。这也难怪，误了“军机”，如何交待？
每当磋商中出现分歧，或各方对决议草案内容争执不下时，就只见大使们手执“大哥大”，在会场走廓内“哈，哈”地喊个不停。过一会儿，又都“胸有成竹”地返回会场。不用问，国内已有明确指示了。话又说回来了，要不是这些“大哥大”从中“催产”，安理会的决议草案也不会这么容易迅速面世。
“改革”难矣
安理会正式会议厅富丽堂皇，好不气派，旅游参观者对此赞叹不已。但这些“走马观花”的游客却全然不知，与此毗邻的安理会磋商室却只有“斗大”一间。该室仅配有1张马蹄形桌子和75把固定椅子。平常开会时，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每个代表团都有大使、副代表和3个助手出席，再加上秘书长办公室、政治事务部、新闻团的一批人员参加，磋商室内拥挤不堪。若遇到秘书长加利到会吹风、通报，前呼后拥又凭添了一班人马，室内往往成了“煮饺子”的局面。
去年初，安理会成员曾要求秘书处就扩展磋商室问题做一可行性研究。结果一算，需要花费100多万美元。在联合国目前经费捉襟见肘之际，此事显然无法办。于是，又有一些成员提出要求参考大学教室内的做法，将固定的椅子右侧全部配上写字扶手，以方便磋商时做笔记。然而，此事最终也未能落实。原因是安理会成员内少数“左撇子”代表对未能得到“公平对待”表示强烈反对。一件小事尚且如此多磨，由此可以想见安理会的“改革”有多么复杂困难了。
Number：5645
Title：她赢得了另一个世界
作者：马役军
出处《读者》：总第172期
Provenance：浙江日报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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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和是一位上海姑娘。几年前，她作为中国留学生，到美国马萨诸塞州蒙特·荷里亚女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为了踏出国门学习，她付出了比别人更为艰辛的努力。当时，她已经30多岁了，无论从灵气和记忆力来说，都已经落在那些更为年轻的人后面。为了让自己的愿望得以实现，她白天在街道的小工厂里和那些老大妈们一起糊纸盒赚钱，晚上躲进一间小屋借着昏暗的灯光读外语。就这样，她以顽强的毅力通过了出国外语考试。走那天踏进机场时，她忍不住放声大哭。
读硕士，攻博士，她心中有张人生的进度表。踏上美国的土地，尽管一切都是新鲜的─美丽的西海岸、让人惊叹的曼哈顿─但这一切没有使她驻足。过往岁月已经耽误了太多的时间，她要用超常的努力，赢得别人已经得到或没有得到的那一切。
然而，这个进度表刚刚翻开，袁和就被罩上了“死亡”的阴影，命运给了这个倔强的姑娘一个无情的“下马威”─美国医生诊断：癌症。袁和刚刚到美国才两个月呵！不久，再次探查的结果是：癌细胞转移。
死亡向袁和这个弱女子扑来。这种恐惧对于任何人都是难以承受的，何况一个身在异乡、孤独无援的姑娘，除了那种明知道起不了多大作用，只是延缓那一刻到来的化疗、手术，大家都束手无策。于是，有人劝她回国去，那里毕竟有亲人的照顾。也有人劝她留下来，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度，在这里可以吸毒，可以放荡，为所欲为。人之将死，不就想减轻痛苦、转移压力、多享受几天人生的快乐吗？
袁和没有回国，也没有去吸毒，去放荡。她对人说，我还想读书，想得到硕士学位。
她的同学把她的愿望告诉医生，那位美国医生连连摇头：“不可能，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按照经验，她只能再活半年。想要得到硕士学位证书，这只是一种幻想，美丽的幻想……”
袁和正是怀着这种渺茫的幻想重新走进教室，走进图书馆，走进一个新的希望……她仿佛忘记自己是一个癌症患者，一个被现代医学宣判了死刑的人。她拚命地读书，仿佛要把心中的痛苦全倒在浩如烟海的知识海洋里。
两年多的时间，她把死亡当成一支生命的拐仗，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