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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德罗一起帮助父亲审理签证申请，他们每天从早晨8点工作到次日凌晨两三点，签证申请表用完了，就用普通稿纸代替，普通稿纸用完了，就用其他纸张做签证，盖上领事馆的印章后，签上“阿里斯蒂德斯·苏泽·门德斯”这一决定生死的名字。在短短的几周内，门德斯签署了约3万份签证，其中三分之一的签证发给了犹太人。
6月20日，德军的轰炸机群出现在波尔多上空。22日法德签署了停战协议。纳粹就要来了。等待办理签证的难民陷入极度的恐惧之中。
当时，门德斯的侄子西泽来到波尔多。据西泽回忆，为办签证，许多人星夜兼程赶到波尔多。葡萄牙领事馆的楼梯上、办公室里，到处挤满疲惫不堪的难民，有的睡在椅子上，有的睡在地板上，他们甚至连饭也不去吃，生怕错过签证时间。一位教授带着4袋黄金来找门德斯，要用两袋黄金换签证，门德斯给他办了，却分文未取。
葡萄牙政府罢免门德斯的命令到了，同时，外交部还特派两位官员乘坐高级轿车前来“护送”门德斯一家返葡。当他们的车驶过法国的巴约讷城时，门德斯看见驻该城的葡萄牙领事馆外面聚集了一群难民。他下车走到执行里斯本命令的副领事面前，愤怒地说：“我没有被罢免，我还是你的上司。”于是，门德斯用副领事的印章给大批犹太难民发放了签证。
门德斯一行到达法国边境小镇昂代时，门德斯看见一群难民绝望地站在一家商店门口，他强行要司机停车前去问个究竟。交谈中，门德斯得知这些人已听说西班牙将要关闭西法边境，正愁没法获得过境签证。门德斯示意让这些人跟他到附近一家酒吧，要了些纸，为他们一一手写签证这种在外交史上或许是独一无二的没有政府印章的签证。门德斯写道：
“以葡萄牙政府的名义请西班牙政府对持本签证者予以通行的便利。葡萄牙驻法总领事阿利斯蒂德斯·苏泽·门德斯。”
两位里斯本的特派官员对此提出抗议，门德斯毫不退却地说：
“我还是总领事。”
门德斯让这些难民跟在自己的车后，然后命令司机沿小路慢慢开。不出门德斯所料，这条路通向西班牙边境的哨所只有一个哨兵，又没有电话。于是，门德斯以葡萄牙总领事的身份向哨兵担保，他送来的这些人均持有入葡的有效签证。哨兵放行了。
门德斯回到里斯本后，葡萄牙外交部以违抗命令为由将其除名，并取消他所有的养老补贴及退休金。
在获救人的心目中，门德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而在政府部门，人们都说他是个疯子，甚至连老朋友也疏远他。他向议会写信申辨：
“我所做的一切是遵守宪法，并且体现了葡萄牙人民的仁慈。”
结果毫无回音。为了养家糊口，门德斯不得不变卖家产，最后连他的别墅也忍痛变卖了。
1954年的一天，贫困潦倒的门德斯离开了人间。在萨拉查统治的年代，葡萄牙新闻界受到严格控制，所有报导大战期间救助难民的文章，无一提到门德斯的名字。
1966年，以色列当局在祭奠大屠杀当中牺牲的英烈时，首先正式承认并赞扬了门德斯高尚的英雄行为，并特制了门德斯纪念章。
1974年，葡萄牙发生政变后，门德斯的女儿乔娜曾写信给政府，请求为门德斯恢复名誉。两年后，外交部有人建议免去门德斯“违抗命令”的罪名，并赞扬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但在众多高级官员的反对下，此事不了了之。
1986年，移民到美国加州的门德斯的儿子约翰·亚伯朗茨斯写了一份致葡萄牙政府的请愿书，请求为其父平反，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多达4800人。
1987年6月，门德斯的7位家人来到耶路撒冷的正义园纪念门德斯时，受到以色列总统哈伊姆·赫尔佐克的接见。
同年，葡萄牙新任总统苏亚雷斯访美时，在葡驻美大使馆接见了门德斯一家。他说：
“我们总是委屈最优秀的儿子，现在我们要给一位过去和现在都为祖国争得荣誉的人追授葡萄牙自由勋章。”
1988年3月，葡萄牙议会投票通过决议恢复门德斯生前的外交部职位，并向其家人发放抚恤金。表决结束后，全体代表起立向门德斯默哀致敬。
Number：5814
Title：意林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114期
Provenance：
Date：
Nation：
Translator：
生活
真实生活中，重要的事情都是无声无息的发生的。不会有锣鼓声引起你的注意，让你知道你即将遇到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读到一生中最重要的文章、做一生中最重要的交谈、过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周。一件将改变你一生的事物，常常在你对它有深刻印象之前便已成为回忆。你对于它无从预先兴奋。
能力
创新而失败，远胜模仿而成功。从来没有失败过的人，不可能伟大。假如说一个人不断成功是证明他深知自己的能力所在，我们只能说，在那种情况之下他知道他的能力有限。
为人父母
世界上还有什么别的职业，是几乎谁都能够在没受过训练、没有经验、没有专门学识、而只有我们多年前所受过的影响的情况下去做的？还有哪种职业会影响到一个或多人的健康与幸福甚至存亡？我说的是为人父母的职业，我们大多数人都愉快地愿意承担这种职业，但对大多数人而言，都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经验各有不同，有的愉快，有的不愉快。
蜡烛的心
孩子说：“这蜡烛还有油，怎么就熄掉了？”
爸爸说：“蜡烛的心烧完了，当然就熄了。”
孩子说：“没有心的蜡烛不会烧，没有心的人呢？”
爸爸说：“没有心的人与没有心的蜡烛一样，不能够照亮别人。”
Number：5815
Title：健忘的教授
作者：杨晖
出处《读者》：总第114期
Provenance：海外文摘
Date：1990。7
Nation：
Translator：
教授名叫伊里奇，是贝尔格莱德大学的一个奇才。在文学理论方面，他是南斯拉夫的权威，著作等身；在绘画界，他是现代画派的代表人物，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在音乐领域，他是艺术系音乐史的教授。但人无完人，伊里奇教授有着惊人才华的同时，又有着惊人的健忘症……
1984年我在该大学文学系读研究生时，有他的一门“文学概论”课。由于入学手续的延误，开课一个多月后我才第一次去听教授的课。伊里奇教授几乎是踩着早8点的钟声准时步入教室。教授50几岁，上穿深红色圆领毛衣，下穿牛仔裤，人很精神，没有半点学究样。他看见了坐在第一排的我，“噢，新来了一个外国学生！你好，欢迎你来听我的课，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国家的？”我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向教授通报了姓名、国籍。
“啊，中国来的，那是一个创造智慧和文明的国家，我很崇敬她”。
“谢谢您，教授。”
“下面开始上课。”教授两手插进裤兜，一屁股坐在讲台的角上，然后开始一、二、三，a、b、c地讲了起来。没有教科书，没有教案，他就像一台计算机，所有内容都很有条理地从他的口中准确地“输出”。更令我吃惊的是，他讲课时凡是涉及到引语时，他竟能说出来自某书、某版本、出版年月，甚至页数。而这一切均是在他两手插兜、眼望窗外的潇洒中脱口而出的。第一课我就被这位教授征服了。
一个星期后我来上第二课。由于来晚了，第一排已没空位置，我坐在了最后一排。教授准时步入教室。他的眼光落在了最后一排的我身上：“噢，又来了一个外国学生！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国家的？”我不好意思当众提醒教授我们已经认识了，只好站起来再次通报姓名、国籍。
“啊，中国来的，那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国度。”
第三次上课时，我刚进教室，一个南斯拉夫的同学就嚷嚷开了：“杨，你今天可别再换位置了，赶快老老实实坐在第一排，否则伊里奇教授又该认第三个外国学生了。”于是我坐在了第一排。教授进来后，看见了第一排的我，但这次没有说“噢，又来了一个外国学生”。他开门见山地讲起了课，只是快下课时，教授忽然问：“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个中国学生怎么没来？”
教授健忘的笑话在我们全校广为流传。据说，他年轻时，有一天晚上把儿子放在婴儿车里推出去散步，路上遇见了一个老同学，他和人家神聊起来。两个多小时后，他自己回了家，一进家门还问妻子：“咱们的儿子睡了吗？”
还有一次，他开自己的小汽车去100多里外的诺维萨特城，办完事后他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买了一张长途汽车票乘车回到了贝尔格莱德。第二天上班时才想起来小汽车忘在了诺维萨特。
教授虽然生活上拖拉，但讲课却很吸引人。他的授课方法很灵活，经常把下一课该讲的题目布置给几个学生，让这几个学生分别回去看书查资料备课，然后由这几个学生每人分章节讲课。其他同学则负责挑毛病。这种方法很妙，讲课的同学在备课时等于精学了一遍；听课的同学由于抱着挑毛病的心理，所以分外认真听，而且课堂气氛十分活跃，有时争论起来就差“拳脚相加”了，最后再由教授“盖棺定论”。
伊里奇教授上课从不循规蹈矩，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有一次贝尔格莱德有一场国际足球比赛，上课时，同学们吵吵嚷嚷都坐不住了，纷纷请求伊里奇取消这节课。教授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安静。
“同学们，让我们来谈判吧！我先作一个假设，如果我取消今天的这节课，你们就可以兴高采烈地去看球了，而我则要一人躲在办公室里听收音机转播，你们说这公平吗？实话告诉你们吧，我也买了今天的球票，但很不幸，我又把它弄丢了，所以今天我要你们陪我一起上课，除非……”
学生们立刻醒悟，噢噢地欢呼起来。一个男生“挺身而出”，掏出两张球票：“教授，这一张是我的，另一张是我爸的，让老头儿自己在家听收音机吧，咱们一起去！”伊里奇接过球票，大家欢呼着朝门口涌去：“慢着！”教授伸手拦住我们“我得先看看这票是不是假的……”
期末考试到了。考试那天我们早早的就端坐在教室里等伊里奇教授。有个女生在胸前直划十字：“上帝保佑，最好伊里奇忘了今天有考试，现在正陪夫人逛自由市场呢。”她话音刚落，伊里奇就精神抖擞地走了进来。他看我们全都紧张兮兮，一副可怜样，便乐了：“同学们，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了，就是喜欢看你们现在的这个样子，一个个像温顺的小绵羊，真可爱。假如我有朝一日当了校长，我将规定每天都有考试！”教授话音刚落，下边便是一片涨潮般的“抗议声”。教授开心地乐了。
“安静，现在开始发考卷了。”教授打开黑皮包，翻腾了足有3分钟也没找到一张纸。学生们立刻幸灾乐祸起来。
“教授，太棒了，我们也最喜欢看您现在的这个样子！”
“教授，咱们谈判吧，取消考试，我这儿有球票。”
伊里奇教授抬头看了看大家：“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了，拿出纸笔来，我口述考题！”
填空、改错、小题、大题一共三四页纸的试题，教授竟全背了下来。一个男生对伊里奇说：“教授，您可别骗我们，没准儿您弄丢的试题比您口编的要容易呢！”
伊里奇背着手一字一句地说：“我口述的就是原来的试题，如果明天书面试题拿来与我口述的有差别，那这次考试我就都算你们优秀。”
当考试进行到一半时，教授的女儿急匆匆地推门进来：“爸爸，这是您忘在家中的试题。”
我们接到书面试题后，一对照，嘿，真神了，连标点符号都没错一个！
教授在生活中丢三忘四，但对治学却十分严谨。有一次教授组织了一次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我应邀参加，并写了一篇《文学与音乐的平行研究》的论文。论文交上去不久，伊里奇教授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杨，你的这篇论文我读过了。我知道你是搞外交的，但是我并不希望在你的论文中看到模棱两可的外交用语。既然你是在作学问，就要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它。”我一看，教授的脸绷得紧紧的，手中拿的就像不是一篇论文，而是一封检举他的揭发信。
“你看看，你文中的许多引语全是‘中国古人云’，或者‘曾说过’。这怎么能行！一定要注明谁、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