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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他又把那小本儿还给孙犁。“我也都记下了。”他说，“你自个留着纪念吧。”
孙复不接。“既然是做纪念，理当由你保存嘛。”说得很认真。
康濯只有再次领情了。这期间，他以在晋察冀边区的生活为积累，写下了小说《灾难的明天》，1946年，拿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了。孙犁读后，觉得一个南方人，能对北方山地的生活体察得如此细腻，而且深刻，很是不易。当时他和康濯已经分手了：康濯去了张家口，他回了南皮。孙犁这就禁不住要写信表示祝贺，信中提到：
“另外，我觉得这篇凡是有关心理的描写都很好，好在它不是告诉人说：这是人物的心理呀！而是那么自然而深刻的与行动结合着，甚至引得我反复读，奇怪你为什么能弄的这么没有痕迹。”
这篇小说，还唤起了孙犁对山地生活的缅怀。读了康濯的小说，他才惊呼山地的人物、风情，原来是那般可爱！这才转过身去，把往事像捡干树枝一样，一堆一堆地拢起，写出了明净而抒情的《山地回忆》。
孙犁向来疏于保存自己的作品，半是马虎，半也是抽烟纸缺。倒是康濯，极当心地替他收存着，或是文稿，或是发表了的文字。
孙犁就有了依赖。尔后出了新著，干脆先赠康濯一册。并在封面上题明：“为康濯备存全集而送。”
孙犁和康濯，转眼便不再年轻。人民战争胜利后，他俩都进了城，且成了家，且又都成了名人。
有一阵子，孙犁住在天津，康濯住在北京。而后么，孙犁居津未动，康濯则去了长沙。孙犁陆续有《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等名篇问世。康濯也捧出了《水滴石穿》、《春种秋收》等力作。
路途远了，全凭书信使老哥俩亲近。孙犁的来信，康翟都给仔细收藏，康濯的去信，孙犁也都给妥善保管。
“史无前例”的浩劫从天而降。孙犁免不了要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他的家人，感到了巨大的慌恐。一天，便趁孙犁被揪去单位批斗的当儿，把各种文字“罪证”，都付与了一把火。康濯的全部书信，自然也在劫难逃了。
若干年后，孙犁又见了康濯，遂勾起无限的懊恼。他拉开书橱的一只抽屉，向康濯诉说：“这里本来搁的都是你的信。一年一捆，每一捆都扎得好好的呢！”下次见了康濯，似乎忘了以前已经说过，又把同样的话拿来重复一遍。
康濯呢，要远比孙犁幸运。在同一场浩劫中，他的许多珍藏也都散失殆尽，独独孙犁的信，却奇迹般的片纸无损。
倘说遗憾么，也是有的。那是战争年代的事了：1946年10月，在张家口。大军过河，骡马受惊。从一辆车上颠落了几包资料，没于流水。内中，便裹有孙犁的部分书札。
自从在天津见了孙犁的懊恼，康濯便清醒到自己仍保存着的那部分书信的珍贵，并且想到了应尽快整理、发表。
1986年底，康濯又回到了北京。离天津贴近了，面世友书的想法也愈加执著。现今，他已经公布了一批，余下的部分，也正在抓紧注释。
1990年初夏，70岁的康濯，拟去天津看望77岁了的孙犁。去时，带上点什么好呢？一天，康濯突然想到了那册手抄本。是啊，这可是他俩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的见证！于是，他便把它翻了出来，在老花镜下，仔细地摩挲着，摩挲着……
这是孙犁手订的。长不过4寸，宽不足3寸，厚只有9页。封面上方题着“民间的”，落款为“孙犁1939。7”。岁月淘洗了50年，纸张亦已焦黄，脆弱。但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小本本，在康濯眼里，却比许多精装的宏篇巨著都辉煌。
Number：5827
Title：蓄须明志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1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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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也陷落了。当时住在香港的梅兰芳下决心不为日寇演出，就在香港陷落的那天，愤然留起了胡子。一个专演旦角的明星竟然蓄起胡须来，连他家里的人也感到奇怪。梅兰芳对家人说：“我留了小胡子，日本鬼子还能强迫我演戏吗？”
梅兰芳退出舞台以后，生活日渐窘迫，只得靠变卖家产维持生活。当时有些汉奸曾以重金利诱他，他一笑置之。有个大汉奸闯进梅家，强迫他演戏，梅兰芳正气凛然，一口拒绝，还把大汉奸讥笑了一番。
不久，日军一个少佐亲自出面要梅兰芳出台演戏。看来这一次硬顶不行，朋友们便替他想了一个对策，让他的医生接连给他打了3支伤寒预防针，因为他不论打什么预防针都会发高烧。然后他们通知那个少佐，说梅兰芳重病在床，不能演戏。日军少佐不相信，派了一个军医来检查梅兰芳的病情，一量体温，果然烧到快42度，只好作罢。
从1938年到抗战胜利，梅兰芳离开舞台8年，不为敌伪献艺，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高尚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
Number：5828
Title：音乐家轶事
作者：马东风褚灏
出处《读者》：总第1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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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年，享德尔在不被人知的情况下游历威尼斯。到达后不久，他应私人朋友之邀参加一个蒙面舞会。但享德尔不擅跳舞，便坐下弹钢琴。正值意大利著名作曲家斯卡拉蒂也在场，当时两人并不相识，但他听过享德尔非凡的演奏。此时，他忽然听到美妙的琴声传来，斯卡拉蒂一下子惊呆了，他指着戴着假面具坐在钢琴旁的人大声喊叫：
“啊，魔鬼！魔鬼！那个弹琴的如果不是魔鬼，便一定是享德尔！”
斯卡拉蒂说完就冲过去掀掉弹琴人的面罩。果然，那人真是享德尔。从此两人成了极好的朋友。
斯蒂芬·福斯特是19世纪美国的一位自学成才、具有国际声誉的歌曲作家。他从小喜爱音乐，1826年生于匹兹堡，1864年于纽约逝世。福斯特的歌曲优美抒情，朴素真挚，在艺术上有着一定的成就。其中如《哦，苏姗娜》、《家园故老》、《老黑奴》等，不但在美国家喻户晓，而且在我国也广为流传。他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艺术财富，可是当他离开人世时，他的全部经济遗产只有皮夹子里的3角8分钱。
美国作曲家乔治·格什文的第一部交响乐作品是《蓝色狂想曲》，它的诞生是富于戏剧性的。当时美国最著名的斯坎德爵士乐团指挥请他写一部“庄重的作品”，但格什文承认自己对交响乐一窍不通，始终不从命。指挥先生无奈之中想出了一条妙计，他在报纸上抢先刊登了一则广告，说三周后在音乐厅上演格什文的交响乐新作。格什文看了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埋头苦干了两个星期才完成任务。谁知首场演出竟大获成功，并以此奠定了他音乐家的地位。
德国钢琴家、指挥家封·彪罗（1830…1894）生性孤僻，不好交友，尤其对不速之客随便上门打扰极为讨厌。为了能专心工作，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房门上经常挂着免见牌，上面写着：
“午饭前恕不会客，午饭后我不在家。”
肖邦初到巴黎，经济十分困难。当时巴黎还不知道肖邦，而誉满全城的是匈牙利钢琴家李斯特。
一个晚上，李斯特举行公演。大厅里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听众，按照当时音乐会的习惯，演奏过程中灯火全熄，让听众在黑暗中全神贯注地欣赏音乐家的演奏。这天的钢琴，演奏得那样深沉淳郁，没有一丝一毫追求表面效果的东西，使听众如醉如痴，认为李斯特的演奏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演奏结束，灯火重明，在听众的狂呼喝彩声中，立在钢琴旁答谢的，却是一位陌生的青年原来是李斯特在灯火熄灭之际，悄悄地把肖邦换了上来。他用这样的方式，把肖邦介绍给了巴黎听众，使肖邦一鸣惊人，被誉为“钢琴家中的第一人。”
一位女钢琴家来到欧洲一座城市演出。海报上写着“李斯特的女学生。”李斯特早已名震欧洲，即是他的学生，造诣一定很深。于是人们纷纷慕名而来。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她并不是李斯特的学生，甚至连李斯特的面也没见过。她所以冒名顶替，只是为了招徕听众。谁知就在她举行演秦会期间，李斯特也来到这座城市，而且就在她住的旅馆里下榻。当她知道后，惶恐不安，连忙找到李斯特，痛哭流涕地请求宽恕。李斯特一点也没有责备她，而是和颜悦色地对她说：“请你把演奏会上所弹的曲子弹一支让我听听吧！”李斯特当即指出她的不足，并为她示范，然后对她说：“现在我已经教过你弹钢琴了，从此以后，你完全可以称为‘李斯特的女学生’了。你开演奏会的时候，我还可以为你演奏一曲。如果节目单还没有印出来的话，请再添印一行：李斯特将亲临演奏。”
Number：5829
Title：与人为善的老合
作者：舒乙
出处《读者》：总第115期
Provenance：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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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界有几个很厉害的人，总是锋芒毕露，谁都敢批。胡风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胡风先生在晚年说过一句话：“我没骂过老舍！”看来，这很难得。不论是对胡风，还是对老舍。
老舍在胡风危难之际帮过他的忙。胡风在武汉时是靠卖文、搞翻译、编《七月》杂志为生的。武汉撤退，杂志停刊，胡风一家老小的生活来源便成了问题。胡风曾向老舍求援，要求帮他找一件事做。老舍去求搬到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伍蠡甫教授，请他聘胡风到复旦大学去任教，教“创作论”和“日语精读”。当胡风经宜都、宜昌、万县抵达重庆的第二天，老舍便将聘书和时间表交给了胡风，救了他的家，使他得以在重庆立足。
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老舍任总务部主任，胡风任研究部主任，两个人合作得很好，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到五十年代初胡风受批判的时候，老舍常把胡风拉到家里来，劝说、开导他。1965年胡风被判刑，第二年实行监外执行，但必须到四川成都去落户。胡风大悲，在离京前写下了四封信，表示告别，这四位收信人是徐冰、乔冠华、陈家康和老舍。老舍可能是文艺界中唯一的收信人。足见他们之间友谊之笃厚。所有这些，大概就是那句“我没骂过老舍’的来由。
老舍营救过不少被国民党逮捕的进步文人。现在知道的有冯雪峰、骆宾基、丰村、魏孟克、方殷等人。
作家魏孟克和诗人方殷是1940年5月在重庆机场被特务逮捕的。幸亏送行的诗人藏云远没有暴露，马上赶回去向老舍报告。第二天，老舍到巴县中学求见冯玉祥将军，冯派参谋赵力钧去刘峙的卫戍司令部，搞清了秘密关押地点，正式向国民党要人，魏、方两人方得以释放。
1982年3月在济南举行的第一届老舍学术讨论会上，老作家骆宾基送来了一篇文章，说他直到写文章的前不久，才知道40多年前营救他出狱的原来竟有老舍先生。骆宾基曾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不论是会上会下，有许多机会和老舍接触，可是从未由老舍嘴里听说过这件事。直到他在报刊上看见于志恭写的一篇文章，才恍然大悟，使他感慨的已经不是老舍帮忙营救了他，而是老舍回避这件事，不想利用这件事，极力避免朋友之间可能出现的感恩色彩。他不愿意给朋友以任何的心理负担。
老舍和作家、翻译家赵少候是老朋友，早在三十年代他们就合作过，一起合著过一篇《天书代存》的长篇小说，是《牛天赐传》的续集。老舍还向赵少候学过一点法文。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赵少候也被冲击。一次在文联大楼里开会，老舍坐在主席台上，赵少候坐在大厅的最后一排的一个偏座上。散会后，大家往外走，只见老舍下了主席台，径直走到赵少候旁边，当着众人的面，站下来，并不看赵少候，扬着头，眼睛看着前方，双手拄着手杖，慢慢地说：“少候啊，听说‘百魁’刚开张，尝尝去。”“百魁”是北京东四的一家老字号小饭馆，很会做几样独特的风味菜，老舍的意思很清楚，我们还是朋友。
石挥是中国最有才华的话剧和电影演员之一，可惜的是，1957年石挥也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以后便由舞台和银幕上消失。一次，老舍听说石挥由上海到了北京，躲在一个什么旅馆里，不愿见人。老舍找来了市文联的秘书长，让他千方百计把石挥找到，然后去订一桌丰盛的酒席，邀请他赴宴。秘书长找到石挥，可石挥不肯答应。最后，秘书长只得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