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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会，那辆“吉斯”停在灵堂前，毛主席边走向休息室，边问：“张茜和她的孩子在哪里？”
张茜领着孩子迎了出来，用手帕擦泪，哽咽地说：“主席，您怎么也来了？”
毛主席含泪握着张茜的手，悲恸地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是个好同志！”
陈毅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在柬埔寨国家元首办公厅代理主任凯密的陪同下，也心情沉痛地来了，紧握着张茜的手，劝她节哀保重。
毛主席看见西哈努克，坦率地说道：“今天向你通报一件事，我的那位‘亲密战友’林彪，去年9月13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去，但在温都尔汗摔死了。”接着，他面向众人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陈毅同志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战士，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是一个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是给中国人民立了功的。
“陈毅是我们党的一个好党员、好同志。他能团结人。他跟我吵过架，但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
听了主席对陈毅的评价，张茜泪水直流，对毛主席说：“主席，您坐一会就回去吧。”毛泽东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
在追悼大会上，臂缠黑纱的毛泽东静静地伫立在大厅中央，听着周总理致悼词，而后向陈毅的骨灰盒三鞠躬。
贺龙之死
在骨灰堂正一室正面，贺龙的骨灰盒安放在最上一层的中间，编号为81。这具骨灰盒与左邻右舍没啥两样，棕红色的楠木外罩，上面覆盖党旗，正面镂刻着主人的诞日和逝日，还有悼词；所不同的是，这是一具迟进的骨灰盒，整整迟了6年，而且应该镶嵌遗像的地方，镶的是一帧工作照，贺龙惨逝在一个无法照遗像的时候和地点。
元帅被秘密地送入冥界。
1967年1月19日凌晨，一辆小车时缓时急地行驶在北京城区到市郊某县的公路上。车上坐着71岁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和他的夫人薛明。
汽车沿盘山公路行驶到半山腰的一所平房院落前，嘎吱停了下来。驾龙下了车后，从口袋摸出火柴，点着了烟斗，八字胡一翘一翘地对薛明说：“这地方好清静嘛！”
薛明没吭声，她心里只觉得酸楚。
他们到这儿来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当时，猛烈的“文革”之火已燎进了中南海。作为政府的总理，不忍眼看烈火苗肆意地烧向老干部、老战友、决心尽最大的努力保护他们。
周恩来满以为此举能保护贺龙的安全，殊不知他自己都好几次险遭冲击。
作为与贺龙相濡以沫、患难与共几十年的妻子，薛明忘不了1969年的6月9日那一天。大约上午9点钟，糖尿病日益严重的贺龙被几个医生接到医院住院，她嚷着要一块去，医生说什么也不许。贺龙被接走后，她兀自坐着，想着想着便泪如泉涌，云卿（贺龙的字）的病本不会这么严重的，连续45天断绝水的供应，夫妻俩每日的吃、喝、洗、用就是可怜的一小壶水，理由是水源困难；可那些看护却总是大盆大盆地用水。甭说糖尿病人，就是健康的人也架不住这样的折磨啊！
下午3点零9分，也就是贺龙离开薛明后的6个小时，贺龙元帅不明不白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在去医院的路上，薛明痛哭失声。进了医院，两个孩子搀扶着母亲经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了贺龙遗体前。
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只有一条床单覆盖着贺龙颀长的身躯。晓明手指颤颤地挑开床单一角，她看见父亲的面容变了，变得目不忍睹。这是折磨的呀，不仅仅是病的折磨。唯有那扎过自己小脸的八字胡没有变，只是更长了些。
贺老总的遗体被秘密地火化了。在这之前，有人传下指示：火化时，不许亲友到场，骨灰要藏起来。此事不准传出去，要绝对保密。
到了1971年的初冬，即林彪叛逃后的两个月左右，周总理打听到薛明的下落后，当即派人专程到贵州某地，将被遣散到那儿的薛明接回了北京。
沉冤昭雪
1974年的9月底，一份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中共中央通知发到了薛明的手里，同时也发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管理处及主管部门北京市民政局火化管理处。
一天，火化管理处的处长将业务科长老赵叫到办公室，神情严肃地说：“赵德禄同，你马上去老山人民骨灰堂，将署名王玉的骨灰盒取回，送到八宝山去。”
老山是八宝山西边不远的一座小山峰，人民骨灰堂是寄存普通市民骨灰盒的处所，就建在老山上。老赵来到人民骨灰堂，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查看了所有的骨灰盒也没见到署名王玉的。他正沮丧，那位工作人员拍了拍脑袋道：“我们这儿有个地下室，记得里面有几具骨灰盒，要不咱们下去看看。”
走进地下室，老赵一眼就扫见墙根搁着一只骨灰盒。他疾步拢去，吹掉尘土一看，“王玉”两个字赫然入目，再看编号，34号，这是一只质地和做工都极不考究的骨灰盒。顶多值7元钱。老赵再没顾上多看多想，抱起盒子走了出去。老赵走进登记室，只见登记的同志先给“王玉”的骨灰换了一只较好的骨灰盒，随后拿出一个黑色塑料面、工作证一样大的“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寄存证”，在内芯的“亡者姓名”一栏里，填上了“贺龙”二字；在“寄存室”一栏填进了：西一…1；在“编号”一栏填的是81号。
贺龙，这盒子里放着贺龙元帅的骨灰，赵德禄一下惊住了。
1975年6月9日，是贺老总的6周年祭日，他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骨灰盒被从正一室借出安放在灵堂的鲜花翠柏丛中。这天，大红旗轿车从北京医院驶向八宝山，重病缠身的周总理下了车后，一边走向休息室，一边连声喊道：“薛明，薛明啊！”
总理刚一推门进去，薛明赶忙迎上前。一头扑在总理肩上。总理轻抚着她的肩膀，声音颤抖着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贺晓明见总理伤心至极，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啊！”他对晓明也是对大家缓缓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闻罢此言，场内一片哭声。
举国哀号的时刻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78岁的周总理再也不能为国操劳了，他太累了，在病床上睡着了，永远地睡着了。
北京饭店的理发师朱殿华站在液压升降式整容床前，一边为周总理遗体理发，一边哽咽道：“总理病中痛得连发都不能理，我天天盼着给总理理发，没想到现在总理走了！”说罢，轻轻地剪下了总理下巴上的花白胡须。北京医院病理科技师、著名整容师马燕龙接过胡须说：“这束胡须给我留下做纪念吧！”他打来一盆水，为总理擦净身体，穿上衣服，随后将一面党旗覆盖在周总理身上，为总理整容化妆，他将工作间布置成告别厅，四面墙壁摆满花圈。遗体周围簇拥着盛开的君子兰，脚下是一排马蹄莲。这些花都是总理平日最喜爱的，现在他要远去了，就用这花来送他上路吧！
1月11日下午4时45分，灵车载着周总理的遗体，从北京医院向八宝山驶去。
骨灰撒山川
15日下午3点钟，周总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隆重举行。邓小平用浓重的四川口音，一字一句地读着千余言的悼词。
人民大会堂正门外的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屏住呼吸，低着头，悼念着为人民劳瘁一生的好总理。
人们以为毛主席会参加总理的追悼会的。然而他们不知道82岁的毛主席此时已体弱得难以行走了。
那还是1月8日上午10点钟，中央警卫局的负责人张耀祠急匆匆来到毛主席的卧室，站在宽大的床边，低声对侧卧在床上的毛泽东说：“主席，总理逝世了！”
毛主席痛楚地点点头，一言未发。几天后，中央将拟好了的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的人数及悼词送给主席审阅。
主席的秘书轻声问道：“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毛泽东用手拍了拍微微跷起的腿，忧郁地叹道：“我也走不动了！”
悲恸的毛泽东从秘书手里接过他签字用的红铅笔，在报告上注有“主席”二字的地方，画了一个圆圈。
追悼会结束后，中外记者急忙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要抢有关周总理的骨灰处理情况的新闻。黄昏时分，四辆放下帘子的高级轿车出了文化宫大门，顺着西长安街向八宝山方向驶去。
随后，几辆毫不惹眼的吉普车跟着驶出文化宫大门。约摸晚7点50分，吉普车驶入通县机场，嗄地停在7225号飞机的舷梯前，从车上走下6位神情肃然的人，其中4人各抱着一包大约30厘米长、15厘米宽的白布口袋。口袋里装着周总理的骨灰。
8点15分，这6人进入机舱。某飞行中队的副中队长胥从焕一拉操纵杆，飞机升上云天。
按照跟机的一位首长的要求，在密云水库上空，飞机作低空飞行，在降至500米的高度时，胥从焕第一次拉动了播撒把手，一杯白色粉状物扬扬洒洒地飘落在密云水库里，接着飞机转向东南方向，在飞经天津上空时，他再次撒下了一杯骨灰。最后，当飞机驶到山东省滨州县的北镇上空时，第三次拉动把手，将所剩的骨灰全部播撒在这片黄河活土上。
并非盖棺定论
1975年12月16日，风沙聚停，狂风锐减，是京城难得的一个好天气。这天下午，一张阴冷的脸消失了，一股阴冷的风也息了。
康生死了。过了6天，他的骨灰盒被堂而皇之地送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的正一室，作为当时的中央副主席，他的骨灰盒被安放在高规格的位置上，一放就是1700多个日日夜夜。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撤销对康生、谢富治的悼词，开除这两个人的党籍。
中央关于这个决定的文件很快下发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管理处。
既然是革命公墓，八宝山只能是革命者的归宿之地。康、谢既然被开除了党籍，理所当然地要开除出八宝山。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中央作出了为彭德怀、陶铸恢复名誉的决定。当天，中央派人乘专机赴合肥，将陶铸的骨灰盒接到北京，接着又将彭德怀的骨灰盒从另一个地方取回。
24日下午3点，彭德怀和陶铸的追悼会同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后，几辆轿车驶往八宝山，停在骨灰堂门前。浦安修抱着彭德怀的骨灰盒，悲戚戚地向里走去；陶铸的女儿陶斯亮搀扶着手捧骨灰盒的妈妈曾志，也一步一步地向正一室走去。安放了骨灰盒，斯亮将一束素馨的白花献在陶铸的骨灰盒前。
浓缩的故事
陈永贵也是这年逝去中的一位。
1986年2月28日，72岁的陈永贵又重新住进了北京医院北楼的高干病房，癌细胞在无情地吞噬着他的生命。他似乎已经明白死神正向自己步步逼近。
一天，他让秘书老焦备好笔和纸，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早已想好的最后要求：“……关于我去世后的丧事安排，我请求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丧事一切从简，子女把我的骨灰运回大寨，撒在大寨的土地上。你们撒我的骨灰，不要用飞机，也不要撒在那狼窝掌，那狼窝掌多不吉利……”当焦秘书复述后，他点了点头，用颤抖不止的手，写下了平生最后一次签字：陈永贵。3月26日，留下一生功过是非的大寨人陈永贵停止了呼吸。3月29日的下午，在八宝山火葬场的一间小型告别室里，两百多人挤到陈永贵的遗体旁，向身着对襟棉袄、头扎白羊肚毛巾的遗体告别。简短的告别仪式结束后，陈永贵的遗体推进火化炉中。清明节前一天拂晓4点钟，陈永贵的子女们手捧骨灰盒，从那幢部长楼第12层走了下来。
灵车缓缓驶上长安街，向着昔阳开去，向着虎头山上的大寨开去。
八宝山是一页历史，在这页历史的字里行间，浓缩着许许多多的故事，不论逝去的或活着的，每个人都将留下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Number：6748
Title：托马斯·莫尔之死
作者：刘新
出处《读者》：总第131期
Provenance：
Date：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托马斯·莫尔（1478－1535）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乌托邦》一书（1516）的作者。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但他是怎样死的，知道的人恐怕就不是那么多了。近读英国文学史方知：这位伟大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