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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之门。
我国迄今发现的HIV感染者中，男同性恋者的比例很小，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个人群在我国HIV的传播中失去其重要性。因为，爱滋病是一种潜伏期可达5~10年甚至更长的传染病，中国发现的时间较短，而且，同性恋在中国是一个极特殊的人群。
自北京爱滋病求助热线（4266958）开办后，咨询员们接到过不少同性恋者的电话：“同性恋为什么是爱滋病的高危人群？”“哪些行为是不安全的性行为？”在热线到公园举办的咨询活动上，也不断有人来问：“你们了解同性恋吗？你们对他们怎么看？”
作为一个特殊人群，作为一个确实存在、不可被忽视又不被承认的人群，我理解他们那种想探询周围人的态度的心情，他们不愿把自己与爱滋病这种世纪绝症联系起来，从而使自己本来就十分不利的地位更加不利。但是，男同性恋的确是高危人群，因为他们多数人喜欢选用某种不安全的性活动方式。
我看到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个中年人，因多年与多个同性发生性关系而感染了肛周梅毒，不得已到医院看病。医生告诉他，最好去做个爱滋病检测，却把他吓得以为自己已经得病。从此，他上班不敢随便走动，不给人警烟倒茶，不让别人用他的物品，却又忍不住要到特定场所与其他同性发生性活动。尤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下，我国的许多同性恋者都是要结婚、要生孩子的，这就更增加了他们感染继而传播爱滋病毒的机会。
当然，不安全的性行为不仅仅属于男性同性恋。有资料显示，“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妇女感染上爱滋病病毒的比率正在接近、甚至正在超过男人。”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泰国的性行为“从业人员”达80万，已有15~20％的妓女染上了爱滋病毒。对于视逛妓院为平常事的泰国来说，到本世纪末，现有的20~40万HIV感染者，或许会有16万人发展为爱滋病人而死亡，这意味着将有1/3的葬礼是为爱滋病人举行的。
随着国门的打开，匿迹中国大陆近四十年的妓女卖淫又死灰复燃。尽管公安部门时常四处出兵，穷迫不舍，但商品经济的冲出和短时间高额的收入，使大中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的暗娼屡禁不绝。据悉，北京某区的一名张姓女青年，由于接待了几次嫖客，而她自己也染上了严重的性病。据调查，卖淫者们很少使用或不懂得使用避孕套来保护自己，从而使他们极易感染上性病。根据专家经验，大量的病例或因为医务人员缺乏经验而漏诊，或因病人怕暴露不敢就医，或请江湖医生治疗而没有报告。而性病患者感染HIV的概率要大大超出普通人。
有了吸毒者，有了卖淫者，有了那些不安全的性活动，谁能保证在中国不会出现因母体而感染HIV的婴儿呢？
1987年6月
美国的一名游客在我国云南发病，被送进某人民医院后，住院病人闻讯而逃，医生护士自动离岗。美国驻成都总领事多方奔走，企图为其包租飞机回国，但没有一个国家的民航愿意合作，包括美方的飞机。
某省一名外院的学生，留学非洲时发现感染了爱滋病，被遣送回国。到达首都机场时，不论防疫站同志如何说服，校方就是不许该学生和其行李上车，说怕传染。后来将该生遣送原籍后，当地卫生部门竟然拒收。连统计人口都不把他算在内。可他还没有发病，还不知何时会死！
某大城市的一名女青年在婚前检查时发现HIV抗体阳性，她决心与医生合作，开展治疗。谁知第二天，一群戴防毒面具、穿防护衣和长统靴、戴橡皮手套的检疫人员包围了她的住宅，每人身上还背着消毒喷雾器。她只能出逃。可她还想活下去，再次求助医生，但旧戏重演，她再次逃走，从此销声匿迹。
和其他传染病一样，普通公众害怕会传染上HIV，这是正常的心理反应。但因为爱滋病几乎和死亡等值，人们对它的恐惧就达到极点。
对爱滋病人和HIV感染者始而恐惧、继而歧视的事情不仅在我们中国有，几乎在所有发现爱滋病的国家都有。在美国的旧金山，有450人爱滋病人无家可归，在纽约则达到900人。这个问题多年以来引起了国际预防爱滋病组织的高度重视。
毋庸讳言，尽管医学已如此发达，但是，不仅在我国，就是在世界也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杜绝偶发性的医源性感染。谁敢保证HIV不会在某次意外的医疗事故中降临到我们的身上！美国著名的黑人网球明星阿什，不就是在进行外科手术时不幸感染了爱滋病而最终去世的吗？在轰动世界的法国血液案中，许多无辜的病人因输入被污染的血液而血染绝症。那些因为对爱滋病的巩惧，因为爱滋病与性有关因而对爱滋病人产生歧视的想法和行为是愚蠢的，是一种偏见。同是地球生灵，我们怎么能因为惧怕自己被生命抛弃就歧视爱滋病人？我们有什么权利为保护我们的生而剥夺了爱滋病人活的权利！
歧视，历来都不是一种聪明的举动！
恐惧，永远不能抵御疾病。
到1992年12月
我听说，德国柏林的自然博物馆里有一条碎石铺就的小路。每一块石头上刻着一个名字，至今已有1000多块。法国著名作家让一保罗·阿隆、美国著名演员安东尼、霍金、由于电影《野兽之夜》而刚刚获得“凯撒奖”的法国青年导演兼演员西里尔·科拉尔等等，他们都是西方各国文化、艺术界的名人，他们都是男性，他们都死于爱滋病。这条小路被称为“沉思地”，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死亡不可避免之时，选择了沉默。除了西里尔，他用自己最后的生命拍摄了人类第一部正面描写爱滋病人生活的影片。
我们中国的爱滋病人大多数也选择了沉默。就像我的那位能忍受一切的受滋病人那样。但是，有一个青年，他不甘心就这样在生活中消失，他写了这样一封信：
“HIV给我的前途打了个永远的句号。你根本难以想象它给我带来的巨大痛苦。我不能参加学习，不能毕业，生活无着。
“我从上学的城市被送回省城又被送回县城时，我的病情已被广为传播。现在，我的父亲被单位停止了工作， 母亲被街道解雇，我既无户口，又没有身份证，人口普查也不找我。任何部门、任何人都对我拒之门外，不闻不问。我有何罪！
“我才24岁，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龄，真不想就这样结束自己。请告诉我，怎样才能使自己坚强起来？”
这是一名大学生，是一名经过无数苦读之夜和顽强搏斗才终于从小县城跨入高等学府、既而又出国留学的大学生，是一名曾经被当地引以为自豪的大学生，只是因为感染了HIV，从前美好的一切都变成隔世之梦。大学文凭、体面的职业、优越的社会地位和频频的出国机会都已离他而去。人们捕捉各种蛛丝马迹来分析他在国外的生活，是不是夜不归宿？有没有嫖妓的可能？是不是同性恋或双性恋？没有了同学，没有了社交，就连过去待地那么亲切的家乡、故友，现在也抛弃了他，甚至于到了无视他存在的地步，他感到自己与周围世界的距离正一步步扩大，他感到自己已不再属于这个现实的世界。可他也许还要活上很多年！不难想象，那颗年轻的心受到了怎样的伤害。
在国家预防和控制爱滋病专家委员会《致医务人员的一封公开信》中有这样两句话：“疾病不应是对某个人的惩罚，疾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每个医务人员应该充满爱心，用我们的双手和知识去帮助受爱滋病威胁的同胞。”
1992年12月，中国的HIV感染者已增至969人。在第五个世界爱滋病日到来之时，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新的口号：预防爱滋病一项全社会承担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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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7137
Title ：酒竹
作者 ：
出处《读者》 ： 总第 149期
Provenance ：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
在坦桑尼亚蒙古拉大森林里，有一种能酿酒的竹子，人们称为酒竹。酿酒的方法是，把这种小青竹砍成一节一节，削成竹尖，插进酒瓶中，让清泉经过竹节滴入瓶内，过了一昼夜之后，这瓶子就盛好满满一瓶佳酿，浓度足有30度，既香又醇，清甘可口，是上等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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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7138
Title ：鞭刑与坐牢
作者 ：复耕
出处《读者》 ： 总第 149期
Provenance ：法制月刊
Date ：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新加坡的鞭刑
新加坡的街道很美，宽阔的马路两旁，都是花带，真如走进了一个城市花园。我们在街上走了一阵，发现大部分商店已关门，特别是银行、珠宝店，都已停业。但是，这些关门的银行、珠宝店、商店，都是关的玻璃门，不仅不见铁门，连木板门都没有。
难道这些银行、商店都不怕有人抢劫、盗窃吗？原来，新加坡社会治安之所以如此好，主要是靠的“重典”。
在新加坡，打劫、盗窃被捉，至少要坐牢3年，打鞭5下。鞭刑，是目前世界上很少有国家使用的一种酷刑。新加坡鞭刑使用的是皮鞭，打鞭要求一鞭下去，皮肉皆开，疼痛难忍。打完一鞭后，医生便进行检查，一旦发现受刑者不能承受下一次鞭打了，便停下来，过3个月再继续打。而且，打鞭时，各家报纸的记者去拍照，第二天登在报纸上，传遍全国。
新加坡的鞭刑由国家最高法院执行。判鞭刑最高的多到25鞭，鞭刑是打昆股。
谁不怕鞭打？谁不怕把照片登在报上臭名远扬？所以，很少有人敢以身试法去抢劫、盗窃，银行、商店当然只要关上玻璃门就行了。
新加坡社会治安这么好，除法制严格外，也与他们的收入高有关。新加坡共有300万人口，其失业率仅1。9％，不是人找工作，而是工作找人，全国人均收入月薪800~1000新元（约等于人民币5000~6250元）。人们收入高生活好，当然不愿去冒险。
新加坡的死刑是绞刑，凡贩15克海洛因毒品，就可以马上判处死刑，不论是哪个国家的人。
在新加坡，还有一些重罚的法律，使人们养成了文明的社会道德。抽烟的人在新加坡最怕罚款。如果在不能吸烟的地方吸烟或乱丢烟头，都要罚几百新元，重犯还要在东海岸的公园劳作1~3小时，记者去拍照，登上第2天的头版。上公厕要自觉放水冲，否则要罚150新元，也要被拍照登报。人们怕在全国出丑，无人不自觉遵守。成人吸烟受制约，未成年人更不准吸烟，谁卖烟给未成年人谁就受到重罚。
俗话说：“治乱世用重典。”新加坡的经验也告诉了我们：严刑是可以带来社会的安定、社会的文明的。
替人坐牢
在泰国，坐牢可以找人替代。
替人坐牢，一天1千铢。当然，这笔开支都是老板的。
政府当然不允许替人坐牢。替人坐牢是暗地里进行的。老板被抓起来，还未过堂，便买通牢狱，暗地里让替代的人把老板从牢里换出来，替他坐在牢里。不过要在出庭审判前换回来，让老板自己去出庭，否则就会被发现。
泰国北部边境有个金三角地带，那里生产的毒品占了世界毒品的一半。那里是山区，人们生活水平低，毒品价格也低，1公斤海洛因才卖70~90万铢，但到日本可卖1。9万多日元。由于有高利可图，不少日本、香港的贩毒分子到泰国走私毒品。他们往往买通海关、移民局、警方的个别人，轻易地把毒品走私出去。
但是，泰国的法律是惩罚毒品走私的，泰国政府也经常围剿毒品走私。在泰国，有1支带毒品的香烟便要坐牢6个月，有两支则要坐牢3年。
杀人抵命。在泰国的法律中也遵循这一古训。如果强奸妇女，只要承认了，判坐几年牢，赔点钱就行了。如果杀了人，则很快就会判处枪决。犯罪分子由警察局审问，然后由警察局向法庭提供审问的口供，由法庭量刑判罪。泰国的曼谷和每个府都有大监牢，犯人被判刑后便送大监牢服刑。死刑的执行也在大监牢。处死后，其家属可以将尸体带回去念经、火化。
在泰国，开庭前可以暗地请人代替坐牢，判刑投入监牢后，只要坐几个月牢，就可以出点钱，买通监牢里的人，晚上回家去和老婆过夜，第二天早上再回到牢里坐牢。再过一段时间，犯人表现老实，便可以回家几天。监牢里每天早上点名，一周一次大点名，只要在大点名时去报个到就行了。
一句话，在泰国，有钱人犯了罪，是可以不坐牢或象征性地坐牢。但没有钱，就只好老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