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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人类刚进入20世纪，物理学便捷报频传：相对论、量子力学等重要成果相继问世；数学领域也传出“勒贝格积分”等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由于人们对新科学、新思想缺乏思想准备，人们的脑筋没有换过来，以致很长时间里，新积分理论创立者、法国一名中学教师勒贝格的创新思想被人斥之为“大逆不道”、“破坏传统数学的优美”。一时间，只要勒贝格出席学术会议，就会遭到嘲笑和非难。
在新旧思想更迭中，由于脑筋换不过来而悲观失望的也大有人在。荷兰物理学家洛伦兹在相对论诞生后，他昨天尚能驰骋的园地的基石开始出现裂缝，他曾提出用“长度收缩”的假说来解释新出现的矛盾，但由于难以自圆其说而悲观失望。他哀叹道：“在今天，人们提出与昨天完全相反的主张，这就无所谓真理的标准了。我真后悔没有在这些矛盾出现前5年死去。”看来，脑筋换不过来，心情是相当沉重的。
三
当今，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的年代，著名科学家也对新世纪的科学发展提出了种种预言。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说：“我对中国物理学在21世纪发展前景是极为乐观的……我坚信，21世纪中国将是物理学大国。”美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也多次指出：21世纪，“希望社会能认识到中国成为数学大国是民族的光荣……愿中国的青年和未来的数学家放远眼光，展开壮志，把中国建成数学大国。”
两位大师对中国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寄于厚望，在中国科学界引起反响，不少专家学者以加快科学研究步伐、努力使这两门学科率先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为题献计献策。
迎接21世纪的挑战已摆在眼前。回顾历史，不难发现，科学发展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新思想传播的速度。那么，有什么办法减少新思想传播的阻力呢？这一问题，可以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在以往物理学和数学革命风暴中，以及正在酝酿的新的科学革命中，科学界同样涌现出不少有识之士，他们的认识和做法很值得借鉴。以下仅举三例。
一是给年轻人引路 在这方面应向德国哥廷根大学数学系主任克莱因学习。
克莱因自己虽说是跨世纪的人，但他清醒地认识到，新世纪的国际学术竞争，应寄希望于青年。为培育跨世纪的人才，启用了24岁的新秀希尔伯特，派他出国考察，了解世界数学发展的新动向。回国后，把握时机，制订奋斗目标和赶超方向。经过10多年艰苦努力，希尔伯特在代数数域、积分方程、变分法、几何基础等领域作出贡献，尤以代表作《几何学基础》而远近闻名，并跻身于世界数坛强手之林。希尔伯特曾在巴黎国际数学家代表大会上作《数学问题》著名演讲。他高瞻远瞩地提出23个尚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成了20世纪数学工作者注意的焦点。希尔伯特的演讲与那些在同一场合下发表盲目乐观的论调形成鲜明对比。希尔伯特不负厚望，以跨世纪帅才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讲坛上，为20世纪数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是对新思想、新理论不轻率地加以评论 在这方面应向英国经典物理学大师瑞利勋爵学习。1913年，在英国的一次科学年会上，主持人请瑞利对一名年轻科学家所作的关于量子力学学术报告谈看法。当人们正期待他发表意见时，这位71岁的前辈却坦然回答：“我十分严格地遵守年轻时订的一些信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超过60岁，不应对新思想发表意见。所以我不能参加讨论。”瑞利当时是皇家学会主席、剑桥大学名誉校长，并荣获过19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科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他之所以特意说出这番话，是因为他深知自己享有的盛誉，若不经过深入研究就轻率地加以评论，则很可能对新思想的传播产生不利的影响。瑞利这般谨慎、谦虚的态度和对科学新思想的尊重与扶持，在科学史上传为佳话。
三是重视研究历史经验 在这方面应向英国当代科学史家、英中了解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李约瑟学习。李约瑟探索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成功之处及缺陷所在，指出：公元3至13世纪的1000多年里，中国科学技术远远走在西方世界的前列，有许多发明在欧洲产生过巨大影响，甚至为欧洲近代科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同时他又指出：“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不是发生在中国古代和中古代，而是发生在伽利略时代的欧洲？”这个引起学术界广为重视、促人深思的“李约瑟疑题”，1990年被中国《自然》杂志设置为征解专栏，推动了学术界的深入讨论。
诚然，14世纪以前，中国曾是世界科学大国，有过中国剩余定理、祖冲之的圆周率、解高次方程的秦九韶法、李冶的天元术、墨经的杠杆原理、沈括的声的共振实验等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光辉成果。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已经使我们失去了一次腾飞的机会，那么经过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民，又怎能对科学落后的现状置若罔闻，不努力实现重建科学大国的理想呢？
研究科学发展的历史，可以启迪人们的心智，引导人们及时换脑筋，让人们面向未来，以一种新的精神境界去开创新的工作局面，对新世纪各学科的发展作出切合实际的预测和规划。
Number ： 9121
Title ：善良的单纯
作者 ：冯雪峰
出处《读者》 ： 总第 174期
Provenance ：二十世纪文化名人散文精品——名人杂文
Date ：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这句话是从“神圣的单纯”一句话套来的。
记得在一本书上看到，在14世纪，欧洲有一位宗教改革家（我记不起叫什么名字和哪一国人了），被判罪为异端，正要被处火刑的时候，有一个信神的老太婆热诚地也取一根柴加到那积聚着的柴堆上去。看见这情形，那临死的宗教改革家便不禁呼道：“哦，神圣的单纯！”
我套用这一句话，是因为我忽然想起我的祖父及从前他对我讲故事时的情形了：“从前有兄弟两个，在冷天到山上去砍柴，那个弟弟忽然想起在故事里听到过的，住在金銮殿里的皇帝了，便对哥哥说：哥哥，做皇帝真福气，他砍柴都用金的柴刀砍呵。那哥哥听了，又好气又好笑，他骂弟弟道：你这呆鸟！做皇帝还要来砍柴么？在这样冷天里，他还有不懒在家里煨芋头吃的！”于是我的祖父就好像一切都可亲爱地哈哈地笑着，还对我解释道：“那弟弟固然想不到做了皇帝哪里还要砍柴；那哥哥自以为是聪明了，但也想不到皇帝哪里还会吃芋头呢——真是乌鸦笑黑猪呢。”
然而，我的善良的祖父，却也不知道他自己又是乌鸦笑什么吧。当我向他追问：“那么，皇帝吃什么呢？”他不自信地说：“皇帝整年吃白米饭，每餐有大块的猪肉，像我们过新年那样么。”你看，多么的单纯！当我后来走过远地，回到故乡时和他谈到贵人们吃一餐饭所费的巨数，贵妇们所穿的一双袜子的价钱够他两年的吃用，而且穿过一次就不要了的时候，他还说是我哄他，无论怎样也不相信的。
可是我却不能笑我的祖父及和我祖父同样的人们。他单纯，不但单纯得善良，也单纯得勇敢，——即举一年前一个例子罢，当他一根一根积聚起来，已经积聚了60年，准备造房子的三四百根大木材，完全被日本人焚烧了的时候，据说他像昏迷了似的睡了三天之后，就又恢复了精神，说道：“重新来过！”却完全忘记他自己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78岁了。
1943年8—12月于重庆
Number ： 9122
Title ：咖啡桌上的欧洲历史
作者 ：张耀
出处《读者》 ： 总第 174期
Provenance ：视点
Date ：1995。7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如果咖啡的渊源可以一直上溯到久远的非洲和阿拉伯古文化的话，那么今天人们印象中的咖啡馆则是一种纯粹的欧洲文化，更准确地说它甚至还是欧洲近代文明的一个摇篮和历史见证。
当17世纪咖啡从它远在非洲的故乡埃塞俄比亚，经过也门和称霸阿拉伯半岛及中东地区的奥斯曼帝国，缓慢而又不可阻挡地涌向欧陆的时候，也恰恰是动荡的欧洲告别中世纪最后的黑暗，迈向近代社会变革和民主的开端。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东方探险旅行和海上贸易的热潮，还有奥斯曼帝国数番远征欧洲带来的空前规模的文化冲突和交流，打开了欧洲的视野。1637年在阿姆斯特丹港卸下了第一批来自东方的咖啡豆，大西洋上新开辟的海航线和络绎不绝地穿过巴尔干半岛的商队，使历来被西方视为奢侈品的“君士坦丁堡迷人的金色咖啡”，跨出了以往贵族社会狭窄的圈子，成为各阶层市民共同的爱好。
咖啡馆是纯粹欧洲文化产物
1645年在曾长期隶属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威尼斯，诞生了欧洲第一家公开的街头咖啡馆。法国巴黎和维也纳也紧随其后，轻松浪漫的法兰西情调和典雅内省的维也纳式的文人气质各居一格，成为以后欧洲咖啡馆两大潮流的先导。
其他的新兴商业港口汉堡、利物浦、马赛、安特卫普、里斯本……也是咖啡馆捷足先登的滩头阵地，短短的几十年间，从阿美尼亚人和阿拉伯人创办的带土耳其风格的简易式咖啡铺，很快发展成为高雅舒适，悬挂水晶吊灯的纯欧洲式咖啡馆。它是新兴“布尔乔亚”集聚的社交生活中心，雄心勃勃的共和党人的政治沙龙，启蒙主义的信徒传播激进思想和文化的“芬尼大学”，自由报界新闻来源的俱乐部，诗人和艺术家相会的乐土。
上层社会生活形态走上街头
咖啡馆使原来上层社会封闭的沙龙生活走上了街头，在许多城市，它曾是最早的市民可以自由聚会的公共社交场所。人们在这里读报、辩论、玩牌、打桌球、看讽刺戏、听音乐，观赏和拍卖新派绘画或者刚发明的机器、远洋航行的探险家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新奇物品和禽兽……
到1700年左右，仅在伦敦一城之地就有近3000家咖啡馆，席卷欧洲各大都会的共和革命的狂热浪潮，不少也是从咖啡馆开始的。
从个性解放的自由旗帜卢梭、伏尔泰到崇尚暴力和极端的法国大革命先驱雅各宾党人，都有自己固定聚会的咖啡馆。大革命时代拥有广泛影响的政治咖啡馆，都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扮演了作为民主政治前身的“大众议会”的角色，而现实派小说的奠基人狄更斯、以批判风格著称的作家巴尔扎克和左拉、先锋派诗人艺术家卡夫卡、勋伯格、毕加索、布莱希特，直至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阿德勒和现代分析哲学的创始人维特根斯坦等一连串辉煌的名字，则把欧洲近代数百年的文化发展史大写在不同咖啡馆的常客簿上。
上咖啡馆是一种生存方式
至于世纪初享誉西方的巴黎和维也纳“咖啡馆作家”，更是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整个文学生涯。他们当时大都生活拮据，没有自己的客厅，所以每天在固定的咖啡馆相聚，讨论文学和抽象的哲学，也利用这里结交同行，感觉新的气息；跟常来咖啡馆的出版商和报纸编辑谈判稿约和合同，还能使用在当时还很稀罕的电话。
咖啡馆是他们在大都会里的生活中心、文学基地，也是最能激发创作灵感的地方，他们的不少名篇巨著，不是在紧闭的书房里，而是长年累月在文友汇集的咖啡桌上写完的。他们几乎总是在午夜关门时自己把椅子放到桌上去的最后一批客人，有时还结群再去下一个关门更晚的咖啡馆，直到第2天清晨早报上市后才慢慢回家。
著名的“咖啡馆作家”宣称自己的终身职业首先是咖啡馆常客，其次才是作家，去咖啡馆并不是为了喝咖啡，而是他们的一种存在的方式。这样的人也并不仅仅局限于文人圈子，咖啡馆的常客来自整个广义的“有闲阶级”，三教九流，各据一方，在形形色色的咖啡馆和缭绕的烟雾里寻找乐趣和知己。“绅士咖啡馆”、“画家咖啡馆”、“记者咖啡馆”、“音乐咖啡馆”、“大学生咖啡馆”、“议员咖啡馆”、“工人咖啡馆”、“演员咖啡馆”、“心理学家咖啡馆”……五花八门，各有各的气氛和风格，甚至连艺术趣味也大相径庭。
与固定的咖啡馆生死不渝
难怪注重品味的法国人有一个传统说法，在塞纳河边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