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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儿子的英语长进不少，放学之后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图书馆，不时就背回一大书包的书来。问他一次借这么多书干什么，他一边看着那些借来的书一边打着微机，头也不抬地说：“作业。”
这叫作业吗？一看儿子打在计算机屏幕上的标题，我真有些哭笑不得——《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这样天大的题目，即使是博士，敢去做吗？于是我严声厉色问是谁的主意，儿子坦然相告：老师说美国是移民国家，让每个同学写一篇介绍自己祖先生活的国度的文章。要求概括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分析它与美国的不同，说明自己的看法。我听了，连叹息的力气也没有，我真不知道让一个10岁的孩子去运作这样一个连成年人也未必能干的工程，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只觉得一个10岁的孩子如果被教育得不知天高地厚，以后恐怕是连吃饭的本事也没有了。
过了几天，儿子完成了这篇作业。没想到，打印出的是一本20多页的小册子。从九曲黄河到象形文字，从丝绸之路到五星红旗……热热闹闹。我没赞扬，也没评判，因为我自己有点发懵，一是我看到儿子把这篇文章分出了章与节，二是在文章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我想，这是我读研究生之后才运用的写作方式，那时，我30岁。
不久，儿子的另一作业又来了。这次是《我怎么看人类文化》。如果说上次的作业还有范围可循，这次真可谓不着边际了。儿子很真诚地问我：“饺子是文化吗？”为了不误后代，我只好和儿子一起查阅权威的工具书。费了番气力，我们总算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的反反复复的折腾，儿子又是几个晚上坐在微机前煞有介事地作文章。我看他那专心致志的样子，不禁心中苦笑，一个小学生，怎样去理解“文化”这个内涵无限丰富而外延又无法确定的概念呢？但愿对“吃”兴趣无穷的儿子别在饺子、包子上大作文章。在美国教育中已经变得无拘无束的儿子无疑是把文章作出来了，这次打印出来的是10页，又是自己的封面，文章后面又列着那一本本的参考书。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说：“你说什么是文化？其实特简单——就是人创造出来让人享受的一切。”那自信的样子，似乎他发现了别人没能发现的真理。后来，孩子把老师看过的作业带回来，上面有老师的批语：“我布置本次作业的初衷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活跃思维，而读他们作业的结果，往往是我进入了我希望孩子们进入的境界。”问儿子这批语是什么意思，儿子说，老师没为我们骄傲，但是她为我们震惊。“是不是？”儿子问我。我无言以对，我觉得这孩子怎么一下懂了这么多事？再一想，也难怪，连文化的题目都敢做的孩子还有不敢断言的事情吗？
儿子6年级快结束的时候，老师留给他们的作业是一串关于“二次大战”的问题。“你认为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去结束战争？”“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如果是两年前，见到这种问题，我肯定会抱怨：这哪是作业，分明是竞争参议员的前期训练！而此时，我能平心静气地寻思其中的道理了。学校和老师正是在这设问之中，向孩子们传输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引导孩子们去关注人类的命运，让孩子们学习高屋建瓴地思考重大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在课堂上都没有标准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孩子们用一生去寻索。看着12岁的儿子为完成这些作业兴致勃勃地看书查资料的样子，我不禁想起当年我学二战史的样子，按照年代事件死记硬背，书中的结论明知迂腐也当成圣经去记，不然，怎么通过考试去奔光明前程呢？此时我在想，我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重复前人的结论往往大大多于自己的思考。而没有自己的思考，就难有新的创造。
儿子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地在图书馆利用计算机和缩微胶片系统查找他所需要的各种文字和图像资料了。有一天我们俩为狮子和豹子的觅食习性争论起来。第二天，他就从图书馆借来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拍摄的介绍这种动物的录像带，拉着我一边看，一边讨论。孩子面对他不懂的东西，已经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答案了。
儿子的变化促使我重新去看美国的小学教育。我发现，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要让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
有一次，我问儿子的老师：“你们怎么不让孩子们背记一些重要的东西呢？”老师笑着说，“对人的创造能力来说，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所需要的比他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既不会让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聪明，这就是我的观点。”
我不禁想起我的一个好朋友和我的一次谈话。他学的是天文学，从走进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第一天起到拿下博士学位整整5年，一直以优异的成绩享受系里提供的优厚的奖学金。他曾对我说：“我很奇怪，要是凭课堂上的学习成绩拿奖学金，美国人常常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可是一到实践领域，搞点研究性题目，中国学生往往没有美国学生那么机灵，那么富有创造性。”我想，他感受的可能正是两种不同的基础教育体系所造成的人之间的差异。中国人太习惯于在一个划定的框子里去施展拳脚了，一旦失去了常规的参照，对不少中国人来说感到的可能往往并不是自由，而是惶恐和茫然。
我常常想到中国的小学教育，想到那些课堂上双手背后坐得笔直的孩子们，想到那些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严格的考试……它让人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与束缚，但是多少代人都顺从着它的意志，把它视为一种改变命运的出路。这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它或许有着自身的辉煌，但是面对需要每个人发挥创造力的现代社会，面对明天的世界，我们又该怎样审视这种孕育了我们自身的文明呢？
Number ： 9299
Title ：讲台上的幽默大师
作者 ：郭济舫
出处《读者》 ： 总第 179期
Provenance ：周末
Date ：1996。2。24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第一节课——请吃长生果
林语堂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英文课的时候，开学第一天，上课钟打了好一会儿他还没有来，学生引颈翘首，望眼欲穿。林先生终于来了，而且夹了一个皮包。皮包里的东西装得鼓鼓的，快把皮包撑破了。学生们满以为林先生带了一包有关讲课的资料，兴许他是为找资料而弄得迟到了。谁知道，他登上讲台后，不慌不忙地打开皮包，只见里面竟是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
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课堂变成了茶馆。但学生们并不敢真的吃，只是望着他，不知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林先生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开宗明义，大讲其吃花生之道。他说：“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说到这里，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 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
学生们哄堂大笑。
林语堂微笑着招呼学生：“请吃！请吃！”
教室里响起了剥花生壳的声音。
林语堂宣布下课，夹起皮包飘然而去。
林语堂痛恨上课点名，但他的学生却从不缺课，不像其他课，老师点名后，居然还有人乘机溜课。他上课时，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座无虚席，甚至连别班别校的学生，也往往会赶来旁听。一则因为他的名气响，他编了《开明英文读本》和《开明英文文法》等，俨然是一位英语教学的权威专家。再则他的课讲得确实有水平，德国莱比锡大学毕业的语言学博士算是货真价实的。
学生来不来，悉听尊便；上课讲什么，怎样讲，则悉听林语堂之便了。他从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上课用的课本也不固定，大多是从报章杂志上选来的，谓之《新闻文选》，生动有趣，实用易懂。他也不逐句讲解，而是挑几个似同而异的单词比较。比如他举中文的“笑”为例，引出英文的“大笑”、“微笑”、“假笑”、“痴笑”、“苦笑”等以作比较。学生触类旁通，受益无穷，大感兴趣。
他的脑子里似乎也没有多少师道尊严，不像有的先生摆出一副俨然神圣的架势，装腔拿调 ，他则笑颜常开，笑语连篇。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从不正襟危坐，他说太累，他受不了。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讲着。在讲台上踱来踱去，有时就靠在讲台前讲。讲着讲着，一屁股就坐到了讲台上；有时也坐在椅子上讲，讲得兴浓，得意忘形，情不自禁，居然会像家居那样，将两只穿着皮鞋的脚跷到讲台上。学生们先是大愣，后来也就习惯了。
考试绝活——“相面打分”
林语堂还有一种绝活，就是“相面打分”。他的英文课从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考试。每当学期结束前，要评定学生的成绩了，他便坐在讲台上，拿一本学生名册，轮流唱名，唱到的学生依次站起，他则像一个相面先生一样，略为朝站起的学生一相，就定下分数。难得有几位他吃不准，心中没十分把握，便请他们到讲台前，略为谈上几句，他便测知端详，然后定分。他说：“倘使我只在大学讲堂演讲，一班56个学生，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认不得，到了学期终叫我出10个考题给他们考，而凭这10个考题，定他们及格不及格，打死我我也不肯。”于是他反其道而行之。他的记性特好，一个班的学生，几节课下来，他便能直呼其名了。他在课堂上总是随时指认学生起立回答问题，未及学期结束，每位学生的学力和程度，他已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和印象了，这就是他敢于“相面打分”的秘诀。据他的学生们回忆，林语堂“相面”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计分的方法，同学们心中无不服帖。
天生口才——把讲台变舞台
林语堂从小便有了登上讲台的愿望。很小的时候有人问他长大之后要入哪一种行业，他的回答是：一、做一个英文教员；二、做一个物理教员；三、开一个“辩论商店”。所谓开一个“辩论商店”是漳州当地的一种说法，而不是指一个真正的行业。通常说你开一个商店，参加论战的一边，向对方挑战，像称一件白东西为黑，或称一件黑东西为白，这样向人挑战，同人辩论。林语堂从小便以辩才著称，兄弟姊妹们都称他为“论争顾客”，退避三舍。
林语堂的口才在读大学的时候终于发展成熟。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他领导了一支讲演队参加比赛，击败了不少对手而获银杯。他登台领奖，令全校轰动。那一次他一人独得了三种奖章，还有讲演队的银杯。
大学毕业以后，他便赴清华担任了一个地位并不高的英文教员。教了三年，获得一份赴美半官费奖学金。1923年回国，又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校教书近四年，此后，他便没有在大学担任专席。东吴大学等处，也不过是兼兼课，打打擦边球而已。算起来，林语堂活跃在大学的讲台上，总共不过七八年时间。然而，林语堂并未从讲台上退出，相反，讲台是他热恋的战场，陶醉的舞台，讲演贯穿了他的一生，也记下了关于“幽默大师”的无数的笑话。
在巴西的一个集会上演讲，他说了一个轰动世界的玩笑话。他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