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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般是叶片频率设计有问题。”总检验师的回答毫不含糊，她的猜想被证实了。
“那么，”她还有第二个问题，“喘振在斯贝发动机上怎样表现出来？”
总检验师说，公司曾遇到过这一问题，因叶片设计频率与斯贝发动机某个状态的工作频率相同，因此叶片产生共振，常常提前达到疲劳极限而折断。这种现象在使用期较短的新发动机上不常出现，但到了一定时期就会像流行病一样大量发生。可以说，这是一种设计缺陷，而公司已通过改装解决了这一缺陷。
设计缺陷！薛其珠被提醒了。
她了解到，在中国购买这批发动机之前，英国民航也向这家公司购买过80台同型号发动机。她向英航发了一份电报。几天之后英航复电说，英航的发动机全部做过2848改装，十几年中因喘振而使叶片折断的故障只发生过1台次。英航三叉戟飞机这时已飞行4万小时，中国民航却只有1万小时。飞行时间比英航少3／4，故障比例却是十几年1台次比1季度13台次。
她了解到，此次送修，英方提出要将中国民航斯贝发动机的第5级叶片做加厚处理。如果把105台发动机第5级叶片全部加厚，中国还要付这家公司150多万美元的器材费。
她还了解到，2848改装是将4、5、6、7四级叶片加厚，而英国人目前提出的是只加厚其中的第5级。早在十几年前就收过中国民航改装费的这家英国公司，竟然丝毫不觉得他们再次伸手要钱有什么理亏之处。
她心里愤愤不平起来。一个念头固执地在她头脑中盘桓不去，而且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她想了好几天，终于，她把这个念头告诉了廖家慧。
“我们要代表中国民航提出索赔！”
四
索赔？这句话不啻在寥家慧耳边炸了一个响雷。她惊愕地望着薛其珠，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要求赔偿。他们欠了我们十几年的债，必须要还，一定要还，十几年的损失一块清算。”薛其珠自己好象也被这句话吓住了，她的声音低得像在喃喃自语。她们静静地坐着，谁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索赔岂是说说而已？远离祖国，没有得到指示，提出索赔合适吗？怎样才能让英国人同意索赔？她们会遇到什么困难？万一打不赢这场官司，事情怎么收场？回去怎么交待？要知道，两个女人面对着的是一个号称世界第三大航空发动机制造公司！
可是，十几年来，中国民航已为此承受了巨大的损失。飞机屡屡因发动机故障无法起飞，大批发动机不得不年年送回英国修理，每年耗费国家巨额外汇！为什么再次要中国民航付改装费？为什么蒙受了十几年巨大损失的中国民航就不能追究责任？
终于，薛其珠站起来，她带着一种即将走向沙场的悲壮感说：“顾不得那么多了，豁出去了。万一我们输了，回去受处分也认，倒霉也认。”
这不仅仅是金钱，不是。这是为了维护中国民航的尊严，为了维护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
她们打长途电话给中国民航航材公司驻伦敦办事处的商务代表陈连章，向他报告了这一决定。陈连章接到电话，立即敏感地意识到事关重大，因此从这时起，他就参与了这一索赔活动。他们每星期在电话中交换情况。她们查阅了大批技术资料，凡能拿到的都认真阅读摘录。她们就像两台满功率的搜索雷达，高度紧张地捕捉着每一个有用的信号。
9月18日，薛其珠正式提出索赔要求。
英国人为之瞠目。这个姗姗来迟的索赔要求，尽管迟了13年，但毕竟还是来了。
公司驻格拉斯哥翻修基地的最高长官泰勒把这份报告摆弄了半天。他眯起蓝眼睛沉吟半晌，召集基地大大小小的头头们开了个紧急会议。
会议的第二天，薛其珠和廖家慧就领教了英国人的厉害。基地为他们在生产车间设了专用办公室和专线电话，还派来两个陪同。她们不能再随意走动，要去哪个车间必须事先联系，只由车间主任出面接待。一切都彬彬有礼，却也丝毫不想掩饰他们的冷漠与戒备。薛其珠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五
英方召开第一次高级技术会议，辩论薛其珠的这份索赔报告。会议由基地产品支援经理奈特主持。
对于为什么没有给中国民航做2848改装的问题，英方的答复是“2848改装是失败的，由于增加的叶片厚度影响了进气量和输出功率，所以那种叶片已不再生产。目前的改装可以代替2848改装，而且效果更好”。
“搪塞！”薛其珠想。那么为什么中国民航的履历本上都注明2848改装已做？
英方说，公司仅生产过80台改装叶片，已全部装在英航发动机上。公司从未打算为中国民航做此种改装。至于履历本上的记载，是由于打字员工作疏忽造成的。
打字员的工作疏忽？薛其珠惊呆了。她料想过他们会提出种种技术原因来推诿责任，却独独没有想到他们会推出一个小小打字员做替罪羊。那些高高大大的“谈判对手”在她眼里顿时矮了一截。
她说话了。愤怒使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我认为贵公司欺骗了中国民航。你们向中国民航收取了改装费，却把大批有设计缺陷的库存废叶片装入发动机，卖给了除英航以外的各国客户。用这种手法，你们把这笔经济损失不光彩地转移到客户身上，是这样吧？”薛其珠的脸上明显地流露着鄙视。奈特完全没有料到薛其珠还有什么杀手锏，他有些紧张起来。同时，薛其珠的话和她脸上的鄙视也使他有点儿自惭，他用一双大手捂住眼睛，以避开薛其珠冷峻的目光。
“关于错打了型号的问题，”薛其珠继续说，“我有一点不解。英航几乎是与中国民航同时购买的发动机，为什么英航的履历本一台不错，而中国民航的100多台全部打错了？”
会场上鸦雀无声。
“看来，我们的分歧在于2848改装是否成功。你们说改装是失败的，为什么你们从来没有向中国发正式文件说明2848改装的失败？而恰恰相反，根据我做的计算，以及英航十几年的使用结果，都可以证明这一改装对避免发动机喘振是有效的。”她出示了英航的那份电报。
“最根本的问题是，贵公司为什么把有设计缺陷的未做改装的发动机卖给客户？为什么还要按改装后的价格向客户收费？”
没有人能回答她的问题。第一次会议只得草草收场。
六
几天之后，第二次会议又在她们的强烈要求下召开。
英国人这次改变了战术。他们企图先声夺人，掌握主动权，所以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几乎不容薛其珠和寥家慧有插嘴的余地。
“薛女士，事实上2848改装不可取。加厚四级叶片对发动机气动特性影响很大，我可以用计算来证明。”一个英国技术人员摆出了一串串的公式和数据。
薛其珠立即接过笔来，也摆出一串串数据，证明2848改装是成功的。
另一个英国技术人员抢过话头。他认为，中国的校验手段差，飞行员的操作也有问题，这才是发动机损坏的真正原因。
薛其珠毫不客气地截断他的话。不错，这些原因当然存在，但英方是否能讲清楚，为什么出故障的大量斯贝发动机都有相同部位的叶片损坏？而这种现象为什么从未在其它型号的发动机上发生？这难道不是设计缺陷？把这种发动机卖给客户，公司是否还有一点人道主义和职业道德？
英国人火了。他们一齐冲着薛其珠和寥家慧嚷起来，倒好像她们做了什么对不住英国人的事。
薛其珠的嗓门也登时提高了：“你们嚷什么？如果你们用转嫁经济损失的欺骗手段坑害客户，中国民航决不答应！”
气氛紧张起来，不得不宣布散会。
之后，又是第三次、第五次、直到第八次会议。她们寸步不让，用英国公司自己发的技术资料来驳倒他们。在这些会议上，对手也不顾及绅士风度了。他们大喊大叫，戳戳点点，甚至还大摔文件，全然不顾面前是两位年过半百的女性。
薛其珠和寥家慧顽强地坚持着，与她们同时努力的还有远在伦敦的陈连章。外国人不是常说“三个中国人在一起不打自溃”吗？薛其珠他们要证明，这并不是真理。
七
又一次会议。英国人又有了新名堂他们请来一位经济律师。
生平第一次和律师打交道，薛其珠觉得有些紧张。讲了一堆法律知识之后，洋律师问她们是否听懂了，他想他已经成功地“镇”住了她们。
“不太懂。”薛其珠老老实实地回答。律师脸上顿时绽开了笑容。
“可是有一点我们懂，那就是法律决不应当偏袒害人的一方。中国的法律是不保护欺骗行为的，也许英国的法律不同？”
笑容在律师脸上凝固了。
薛其珠开始为他上技术课，为他讲喘振，讲气动特性，讲叶片折断的原因。讲完之后她也反问他是否听懂了。
“不太懂。”律师回答。他的确不能全部弄懂这些技术讲解。但他不再发言，他一直静悄悄地认真地听双方争辩，中途休息时，他悄悄离去了。
她们后来再没有见过这位律师。也许，他也是为了维护大英帝国法律的公正性！
谈判极其艰苦地进行着。英国人在慢慢地退却。他们先答应免费为中国民航送修的两台发动机做现有改装，继而同意免费更换中国民航全部发动机的第5级叶片。但在赔偿十几年的损失这一点上，他们绝对不肯让步。他们当然知道，同意赔偿就是承认卖给中国的发动机有缺陷，而这可能给公司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三位中国人却决不为英国人的退却动容。他们已铁了心要干到底。
离回国不到一个月了。英国人突然热心照顾起她们来，用宴会、参观、郊游种种活动，把她们的日程塞得满满的，俨然一副热心东道主的样子。英国人希望一直拖到她们离开。
她们不去参观，不去郊游，也不去赴宴。她们牢牢盯住泰勒，只要求继续开会。
会上，英方一位商务负责人冷冷地发问：“你们是搞技术的，何必要插手商务？对不起，我们希望以后和中国民航商务部门探讨这个问题。”
10月15日，商务代表陈连章乘火车抵达格拉斯哥。他随身带来了全部合同。
八
10月16日，新一轮谈判开始。英方在座的是全班人马，有公司产品支援经理、工程经理、商务经理以及一些工程服务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中国方面增加了陈连章。
他们三个人筑成了一道长城。
英国人提出，按合同规定，只有在三种情况下且时限在1000小时之内才能提出索赔要求，即设计差错、装配差错和器材差错。中国民航不在这三种情况之内且大大超过了索赔时限，因此英方不能承担赔偿义务。
薛其珠发言。她指出发动机有设计缺陷是索赔关键，她列举了中国民航受到的种种损失。
陈连章发言。他代表中国民航商务部门指出英方在商务上的不诚实行为。他指出时限问题在本次索赔中毫无意义。他认为中国民航的损失是由英方造成的。
廖家慧发言。她指出英方的不合作态度对谈判不利。她认为除全部赔偿中国损失外，英国公司别无它路。
双方争执不下。奈特大发脾气，他居然掉过头去，把脊背冲着会场。
三位中国人筑成的长城在英国人面前矗立了三天。到了第三天，英国人感到了这长城的牢不可破。
英方技术负责人奈特悄悄溜出会场，一些技术人员也不辞而别。会场最后只剩下公司驻苏格兰总代表泰勒及基地几个头头。
双方不再说话。会场上骤然寂静无声。
泰勒作了一个要发言的手势。他将要说什么？还会提出什么理由？还要再谈多久？三位中国人齐唰唰盯住他，使他觉着浑身不自在。
“我向各位道歉，”他开口了，“并向中国民航道歉。由于本公司给中国民航在经济上造成了重大损失，我们同意用赔偿方式来解决。”
他们三人相对无言。几乎同时，大滴大滴的泪珠扑簌簌滚过每个人的面颊。
1985年3月5日，这家英国公司和中国民航在北京签订了赔偿合同，英方的赔偿数额高达304万美元。这也许是中国民航索赔史上数额最大最特别的一次索赔了。
九
事情到这里似乎应当结束了，可在采访中我发现并非如此。
据说这一索赔事件之后，那家英国公司送给薛其珠一个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