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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的守护
巴西最权威的医生之一，阿洛伊西亚·方塞加和他的同事们断定：詹姆斯活下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说，即使活下来，也要完全瘫痪，康复似乎根本没有可能。
艾伦娜急迫地对儿子耳语道：“詹姆斯，证明他们说的不对，动一下你的脚趾头。”
没有反应。
艾伦娜又重复了一次她的请求。这一回詹姆斯眨了眨眼睛。“他听到我的话了！”艾伦娜哭叫道。她又转而求助于医生，坚持要他们给詹姆斯服用抗菌素，以消除他肺部的炎症。
“这简直把我急疯了，”艾伦娜回忆说：“我不许他们放弃对他的希望，无论如何也不行！”
哈罗尔德和艾伦娜片刻不停地注视着给他们的儿子输液的管子。他们俯身在他的面前，恳求道：“和我们讲话，詹姆斯，你能说点什么吗？”他努力张开嘴，却发不出声音来。终于，哈尔德听到了几个微弱却令人心碎的字眼：“疼，爸爸，疼。”
艾伦娜为詹姆斯做了一块纸板，上面写着几句简单的话：“疼”，“我冷”，“我热”。她指点那些句子，詹姆斯眨一下眼睛表示：是；眨两下表示：否。这证明了他的大脑还是完好无损的。
发狂的母亲追着小救护所里已经劳累过度的护士们，迫使她们去检查詹姆斯的血压，调整输液管的速度，做诸如此类使她们保持关注的事情。她轻轻地擦掉他干裂的嘴唇上的食物的碎屑，以鼓励他坚持进食。在寸步不离地守护了八九个小时之后，艾伦娜终于筋疲力竭，歪倒在地板上，睡着了。哈罗尔德怕自己也睡着了，一刻也不敢坐下来。
整整六天，哈罗尔德和艾伦娜紧紧地守护在儿子的身边。一个护士教会了艾伦娜如何从詹姆斯的胸腔里吸出脓液。詹姆斯的神志时而清醒，时而又陷入昏迷。在他的身上出现了大面积严重的溃烂。严重的胃出血使他在入院的前三个星期里不得不输入大量血浆。
每当艾伦娜躬身去亲吻儿子凹陷的面颊时，詹姆斯的眼圈都会微微发红，但他却从不让泪水流出来。“他总是尽力克制自己，他的天性就是默不作声地与困难搏斗。”艾伦娜说。
带着半条生命返回家乡
到11月上旬，哈罗尔德通过美国领事馆安排好了用一架美国空军救伤直升机送詹姆斯回国的各项事宜。方塞加大夫再次对詹姆斯残废了的躯体作了检查；之后，他第一次说出了稍稍给人以希望的话：“詹姆斯的病情非常严重，我不能担保他会活下来。但是，也有可能不致造成全身性瘫痪。”
11月28日，救伤直升机来了。医生给詹姆斯服了镇静药，又把他放进一个铁架里以固定住他的身体。由于高热，詹姆斯时而全身滚烫，时而又冷得发抖。他醒着时，疼痛与恐惧使他的眼睛睁得老大；而他睡着时，看上去面容枯槁，瘦骨嶙峋。当飞机终于降落在亚特兰大时，他已经和死人并无二致了。
詹姆斯被送进了当地一家医院的特护病房。医生把他缚在一架能转动的病床上，使他既能固定住，又可以减轻因检查身体的各个部位时转来转去所带来的痛苦。进行一次检查就需他连续两个小时面朝地板伏在床上，艾伦娜便钻进床下，举着一本杂志让他读。“他的身体已经残废了，”她说，“但我不允许他的头脑也变成那样。为了救活他，只要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就尽全力去做。”
此时，詹姆斯正经受着逐渐加剧的肝炎和肺炎带来的痛苦。他不断地吐血，体重由165磅锐减到80磅左右。他的仅存的半条性命正在完全瘫痪和脚趾微微蠕动之间徘徊着。
艾伦娜不停地对他说着。“伸出手来，詹姆斯。动一下手指，动啊！”她坚信他得努力这样做，否则他就会彻底垮下去了。
一点一点地，詹姆斯开始蠕动他的手指和脚趾了。他能轻轻动一下手腕了。手可以在床单上移动一、两寸了。医生每天都用针刺他，并问他：“你能感觉到吗？”回答是眨了两下眼睛：不能。随后的一天，一个护士正在用湿毛巾为他擦脸的时候，艾伦娜发现他的眼睛突然一亮。“你感觉到了吗？”她问道。詹姆斯眨了一下眼睛，他咧咧嘴唇露出一个歪歪扭扭的微笑。艾伦娜冲到电话机旁，向哈罗尔德报告了这一喜讯：“感觉恢复了，詹姆斯有感觉了！”
家里的一个朋友告诉艾伦娜，丹佛市的克雷格医院在治疗脊椎损伤方面有特殊的方法。于是，艾伦娜执意要把詹姆斯转往那家医院，尽管她的儿子的身体极其虚弱：他的膀胱严重感染，由于贫血需要大量输血，另外，他的肺炎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
飞往丹佛
1974年1月9日，哈罗尔德飞往丹佛市，征询克雷格医院的大夫们是否同意为他的儿子治疗。当晚，他返回亚特兰大。“这次转院是冒风险的，孩子。你想去吗？”詹姆斯无力地笑了笑，耳语般说道：“是的。”
2月初，詹姆斯又被缚在另一个人体架上，开始前往克雷格医院的旅行。当他到达那里时，疼痛使得他的面孔扭曲了。医生对他的父母说：“这个小伙子的情况很糟。但他或许还能恢复部分躯体的控制能力。”
两天之后，医生们已经使詹姆斯的病情稳定住了。随后，开始活动他的手指，为他的关节按摩，强迫他一次欠起一点身来，直到他气力衰竭，昏迷过去。随后，他们又把他弄醒过来，迫使他一次再一次地进行练习。
在那次不幸事件的4个半月之后，詹姆斯的体重开始增加。他强使自己坐了起来。一个叫卡西·考克斯的职业治疗学家对詹姆斯发生了特殊的兴趣，詹姆斯的脸上重新露出了微笑。在一个天晴气爽的日子里，卡西扶着他离开了轮椅，然后抽身退去。詹姆斯自己站住了。“我还记得我一次站起来时的情景，”詹姆斯说，“妈妈和爸爸站在那儿，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知道他们不敢开口，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就都会放声大哭了。”
“从那以后，我开始像一匹马似的吃东西，体重也迅速增加了，”詹姆斯继续说，“卡西和我一起锻炼，使我的肌肉重新长出来。我们每天锻炼8…10个小时，直到累得支持不住才停下来。但她却从不允许我放慢锻炼的进度”。
终于，1974年6月13日，詹姆斯准备出院了。医生坚持要用轮椅送他到医院的前厅。到了那里，他站了起来，把活动轮椅折叠起来，交给了他的父亲。“我不再需要它了。”他说。他拄着一根拐杖，推开前厅的大门，得意洋洋地走出去了。
故事并未结束
艾伦娜决心帮助其他的脊柱受伤者。从1975年到1982年，谢泼德夫妇为脊椎受伤者在亚特兰大医院租用了一个侧厅。之后，1982年5月，一个有40张病床的“谢泼德脊椎医疗中心”在亚特兰大开业了。这个医疗中心有8名医生，一批经过特殊训练的医护人员，200多名专业顾问和治疗学家。这家现已拥有80张病床的简易医院是全美17个这类脊椎治疗中心之一。艾伦娜为中心筹集了绝大部分款项，哈罗尔德力劝佐治亚州公共健康部门的计划者们赞助此事。詹姆斯则出任董事会的主席。
当“谢泼德脊椎治疗中心”还仅仅是一个设想时，詹姆斯曾向为他治疗过的卡西医生发出邀请，问她可否到此地来工作。她的回答是：行。不久之后，詹姆斯向她求婚，她的回答仍然是：行。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詹姆斯已经恢复了健康，走路时凭借一根铝制拐杖和一个长的护腿架。由于他的勇敢和他在创立“谢泼德脊椎治疗中心”的工作中所作的贡献，1985年他被美国青年会提名为“全美10名杰出青年”之一。
Number：1647
Title：贝多芬一生
作者：袁厚春
出处《读者》：总第61期
Provenance：《内蒙古青年》
Date：1983。11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距今150多年前，一位虽不能说听不见雷声，但已聋得听不见大型交响乐队演奏自己乐曲的57岁的倔强的单身老人，最后一次举拳向着咆哮的天空，然后逝去了。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德国伟大的作曲家，以其丰富的充满热情和英雄气概的创作，代表了当时进步阶层在神圣同盟反动统治下的反抗精神和变革愿望，给予欧洲音乐艺术的发展以重大影响；不仅如此，他的艰难坎坷而又光焰夺目的生平，伟大的人格，超人的毅力，也同他的音乐一起启迪着后人。法国著名文学家、音乐史家罗曼·罗兰称他为“胜利的普罗米修斯”，“正直与真诚的大师。”“依着他的先例，我们应当重新鼓起对生命、对人类的信仰！”
一
1770年12月16日，贝多芬生于德国波恩莱茵河畔一所破旧的阁楼上。祖父是当地大公的乐长，父亲是一个不聪明而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仆，一个厨子的女儿。一开始，人生对于他就显得是一场苦斗。父亲想开拓他的音乐天分，不惜用暴力迫使他学习。4岁时，他就被整天地钉在键琴前面，或和一架提琴一起关在家里，几乎被繁重的作业压死。经济生活的重担过早地压在这个少年的身上，他不得不为怎样挣取每日的面包操心。11岁，他加入戏院乐队，13岁，他当大风琴手。17岁时，他热爱的母亲死于肺病，贝多芬从此成为一家之主，负起两个弟弟的教育责任。他不得不羞惭地要求父亲退休，因为他酗酒，不能主持门户──人家甚至不能把养老金交他本人收领。这些可悲的事实在贝多芬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若干年后他曾说过：“不知道死的人真是一个可怜虫！我15岁上已经知道了。”
轰轰烈烈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了，很快波及全欧，吸引了贝多芬的心。当时的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集中点。1789年5月14日，他报名入学，听有名的奥洛葛·希那哀特讲德国文学──他是雅各宾党的一方首领。当波恩得悉巴士底狱被攻陷时，希那哀特在讲坛上朗诵一首慷慨激昂的诗，鼓起了学生们如醉如狂的热情。大革命征服了世界，也征服了贝多芬。后来虽然他居住的奥国与革命的法国关系很紧张，但贝多芬仍和法国人有亲密的来往。他拥护共和的情绪愈加坚定，这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发生了有力的影响。
在这期间，他从幼年培植起来并得到良师指点的音乐才能成长起来。1795年3月20日，他在维也纳举行了首次钢琴演奏会，崭露头角，他对自己的意志和力量充满信心。1796年，他在笔记中写道：“我的天才终究会获胜……25岁！不是已经到临了吗？”他显得很高傲，但他的最亲密的几个朋友知道，他藏在骄傲的笨拙之下的是一颗慈悲的心。他写信给密友韦该勒医生报告他的成功时，第一个念头是：“譬如我看见一个朋友陷于窘境，倘若我的钱袋不够帮助他时，我只消坐在书桌前面，顷刻之间便解决了他的困难……你瞧多美妙。”
二
正是他该大展宏图的青春盛年，痛苦开始叩门，并且一经附在他身上便永不退隐。1796~1800年间，他的耳朵日夜作响，听觉大大衰退。在戏院里，他得坐在贴近乐队的地方才能听清演员的话。这对一位音乐家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在好几年中，他一直隐瞒着，连对最心爱的朋友也不说。他避免与人见面，使他的残废不致被人发现。直到1801年，他才绝望地告诉两个朋友──韦该勒医生和阿芒达牧师：“我的最高贵的部分，我的听觉，大大地衰退了。……我不得不在伤心的隐忍中找栖身！”“要是干着别的职业，也许还可以；但在我的行当里这是可怕的遭遇啊。我的敌人们又将怎么说，他们的数目又是相当可观！……”
在肉体的痛苦之上，又加了另一种痛苦──爱情的挫折。1801年，一个有魅力的姑娘闯入了他的生活，这就是贝多芬曾题赠著名的《月光奏鸣曲》的琪丽哀太·琪却尔第。她爱他，他也爱她。可是这段爱情却使贝多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首先，爱情使他格外感到自己的残废和境况的艰难，以至他无法娶他所爱的人；其次，琪丽哀太的风骚、稚气和自私使贝多芬苦恼。1803年11月。她嫁给了一位伯爵。这打击是摧残心灵的，尤其在贝多芬由于疾病而使心灵变得虚弱的时候，狂乱的情绪更有把他毁灭的危险。他给兄弟卡尔与约翰写好了遗嘱，注明“等我死后开拆”，他差不多要结束他的生命了。
但是此后贝多花还活了25年。他的坚毅的性格使他不肯在磨难中屈服。他在给韦该勒医生的信中写道：“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