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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午，爱因斯坦作关于相对论的讲演。爱因斯坦滔滔不绝地讲着，什么长度和质量是随着速度可变化的，能量和速度平方成正比，时间和空间的弯曲呀等等。会场里鸦雀无声，但实际上没有几个能听懂。不过每个听众认为，能和爱因斯坦同在一个大厅里，这是自己的经历上永远难以忘怀的时刻。
讲演完了之后举行招待会。轮到爱因斯坦讲话了：
“先生们！今天我已经讲过很多关于相对论的话了。现在我给大家演奏一段小提琴名曲！这样也许比较好懂一些。或者更有趣一些。”
在这个正在讨论二十世纪先进科学的讨论会上，这位大物理学家用自己的手指奏出了协调的古典乐曲，与会者意外地获得了一种别有风味的享受。他的演奏获得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Number：1926
Title：毛泽东与儿女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66期
Provenance：今晚报老区建设报
Date：
Nation：
Translator：
上篇
在延安的时候，毛岸英就认识了刘思齐同志。到了西柏坡以后，岸英和思齐便确定了关系，并希望结婚。
他俩知道这件事还应该得到毛主席的同意。
于是，他俩向毛主席提出了要结婚的事。
毛主席问思齐：“你正在学习，学校还没毕业，现在结婚不怕影响你的学习吗？”
思齐说：“结婚后好好安排安排，不会影响我的学习。”
“岸英是一九二二年生的，思齐你是哪一年生的呀？”
“我是一九三一年生的。”
“他比你大八九岁，你知道吗？”
“知道。”
“你还不到十八周岁，着什么急呀。反正我同意你们结婚，等一等好不好？”
毛岸英说：“好，听爸爸的。”
两个人离开毛主席的住处之后，不大一会儿，岸英又回到了毛主席的房间。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今年已二十六岁了，我想结婚以后，好专心致志学习和工作，这样，就不必在这方面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让我同意你们结婚呀？”
“是的，就差几个月了，很快就到了。”
听了这些，毛主席大声地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不管你说什么，思齐还不满十八周岁，不能同意你们结婚。”
岸英可没有料到毛主席会这么跟他发脾气。转身就走了，刚走到院子里，一下子就晕倒了。值班的哨兵以为岸英得了急病，连忙把他扶到了一间房子里。
过了几天，岸英向毛主席做了检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毛主席笑着对岸英说：“很好，那样，你就是一个模范的守法者，而不是一个违法者了。”
岸英进城后，思齐也来到了北平。
一九四九年九月，岸英和思齐商量好了，决定过一些日子结婚，随后，又征求了思齐妈妈的意见。
婚期初步定下来以后，岸英就跟毛主席说了。
毛主席说：“我同意，你们准备怎么办婚事呀？”
岸英说：“我们商量了，越简单越好，我们都有随身的衣服，也有现成的被褥，不用花钱买东西。”
毛主席非常高兴：“这是喜上加喜。还是应该艰苦朴素。你们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呀，我请你们吃顿饭。你们想请谁就请谁。你跟思齐的妈妈说说，现在都是供给制，她也不要花钱买东西了。她想请谁来都可以，来吃顿饭。”
岸英和思齐经过商量，写了一个参加吃饭的名单，名单上有邓妈妈、蔡妈妈、康妈妈、谢觉哉伯伯、陈瑾昆伯伯等。
毛主席看了看名单说：“你们只请邓妈妈不行，请了邓妈妈，还应该请恩来；请了蔡妈妈，还应该请富春；请了康妈妈，还应该请总司令；请了谢老，还应该请王定国；请了陈瑾昆，还应该请梁淑华。还有少奇和光美同志也要请。弼时同志有病住在玉泉山休息，就不要麻烦他了。婚事简办，我完全赞同，就是要改一下旧习嘛。”
婚礼完毕，岸英和思齐在晚饭前就赶到了中南海。岸英穿的是在外宾场合当翻译的工作服。
思齐穿的上衣是灯心绒布的，裤子是半新的，方口布鞋是新买的，晚上七八点钟时，伯伯、妈妈和叔叔阿姨们来到了南海菊香书屋的西屋里，都带来了小小的纪念品。蔡畅妈妈和康克清妈妈送的是一对枕头套。大家欢聚在一起，非常高兴，都夸岸英和思齐是一对好夫妻。说毛主席找了一个好儿媳妇，并向毛主席祝贺。毛主席举杯走到思齐的妈妈张文秋同志的面前，对她说：“谢谢你教育了思齐这个好孩子。为岸英和思齐的幸福，为你的健康干杯。”
张文秋同志说：“谢谢主席在百忙之中为孩子们的婚事操心。思齐年幼不大懂事，希望主席多批评指教。”
饭后，毛主席说：“今天是非常高兴的一天，这喜酒和便饭，是岸英自己张罗的。他办的还可以，我要表扬他。如果办得不好，我也会批评他的。”
下篇
毛岸英不幸牺牲了！这沉重地震撼了毛泽东的心灵。他是一位领袖，也是一位感情极其丰富的爸爸。当彭德怀内疚地对他谈起没有照料好岸英时，他久久地沉默着，一支支抽着烟，抬头凝望窗外那已经肃杀的柳枝，轻轻地念叨着《枯树赋》：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他长长地叹口气，深沉地回忆了岸英短暂的一生。稍停，毛泽东昂起头，轻轻走了几步，激昂地说：“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一位普通战士，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
彭德怀默默地听着，眼里饱含泪花。他深知岸英的牺牲，对党，尤其是对毛泽东，是个无法挽回的损失。
毛泽东强忍着悲痛，把心血倾注在党和国家的大事上。然而，儿媳刘思齐每周必到的拜晤，对他简直是一场感情上的灾难。思齐每次来，都要问爸爸收到岸英的信没有？岸英为何几个月不给我来信？……爸爸总是强颜欢笑，装得若无其事地宽慰她。
无情岁月增中减。毛泽东作为爸爸，不能也不愿一直扮演世上最难堪的角色。两年后，他终于向思齐诉说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杨开慧、毛泽民、毛泽潭、毛泽建、毛楚雄；还有韶山党支部的毛福轩、……思齐越听越不对劲，朝鲜停战协定都签订了，为何岸英没寄片言只字？难道他……她不敢想下去了，反而安慰起年迈的爸爸。这天，她离开中南海时心慌意乱。
思齐又一次去中南海。毛泽东把周恩来请来一起跟她谈心。周恩来委婉地告诉思齐：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无数牺牲了生命的战士，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岸英也是其中之一！”这句话总理说得很轻，传到思齐耳内却如五雷轰顶。她痛不欲生，伏在毛泽东肩上哭呀，哭呀。毛泽东木然地坐着，脸色苍白，心潮翻滚。周恩来让思齐躺在沙发上，他的手碰到毛泽东的手，心里一惊，急忙对思齐耳语：“思齐，你要节哀，你爸爸手都冰凉啦！”思齐一愣，重又哭着去安慰爸爸……
岸英的牺牲对刘思齐刺激太大了。她寝食难安，神经衰弱。而过去一再怂恿岸英“代表父亲去朝鲜”的江青，此时却放出谣言，给思齐落井下石。思齐刚二十出头，经受不了这致命的打击，给爸爸写信了。毛泽东复信说：“谣言不足信，可以置之不理，因为不胜其理。你的心要清闲些，把身子养好要紧。”
为了学点技术，刘思齐经组织上批准赴苏留学。毛泽东也同意她换换环境。写信给思齐，要她“争口气，学成为国效力”。刘思齐在苏学习期间，常给爸爸写信，毛泽东化名“德胜”复信，给她以循循善诱。
思齐回国后，江青很快派人把她出入中南海的特别通行证没收了，还气势汹汹地说：“刘思齐不是我们家的人！”刘思齐不能去看爸爸了，内心十分痛苦。
1957年以后，毛泽东也搬离中南海丰泽园了。他常给思齐写信。请看1959年写的一封信：
思齐：不知你的情况如何，身体是否有起色，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一口气，我好，只是念你，祝你平安。
父亲一月十五日
毛泽东出巡外地。他仍掂着思齐。
娃：你身体是否好些了？妹妹（注：指邵华）考了学校没有？我比在家时好些。你愁闷时可看点古典文学，读诗句，可起消愁解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
爸爸八月六日
1961年，岸英牺牲十年了，思齐仍然孤单一人。毛泽东多次劝她找个合适的男朋友，早些结婚，他把思齐当作亲生女儿。
女儿：你好！
哪有忘记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问好。
父亲六月十三日
崖泉滴透石玲珑。毛泽东给思齐的这些信，充满了父亲的慈爱。在他的催促下，刘思齐终于同空军航校一位姓杨的同志建成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有了四个孩子。每当节假日，他们全家常去探望爸爸。毛泽东乐不可支，心里充满了无限温暖，享受着天伦之乐！孩子们喊叫爷爷的笑声，抚慰着他心灵的创伤。他对诗人李白的名句增添了新的感慨，高吟着：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Number：1927
Title：《无题集》后记
作者：巴金
出处《读者》：总第66期
Provenance：文汇报
Date：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随想录》第五集三十篇写成，我给这个集子起了一个名字：《无题》。三十篇“随想”篇篇有题目，收在一起我却称它们“无题”。其实我只是借用这个名字说明：绝非照题作文，我常常写好文章才加上题目，它们不过是文章的注解，所以最初三十篇《随想录》发表时，并没有小标题。那还是一九七八年年底的事，已经过了八年了。当初预定五年写成的书，到今天才勉强完成，更没有想到一九八二年起我又患了病。有人不相信我有病，他们认为我的生命力很强，经受十年的折磨后还可以精力充沛地做许多事。的确还有许多事留给我做，可是一旦生病，我就什么都完了。
我真的生了病，而且不止一种病，一九八二年是我生病最多、最痛苦的一年，接着一九八三年又是我治病、养病的一年。这些情况在前一个集子（《病中集》）里我已经讲过了。当时的困难比我在书中写的多，但想到“文革”十年的遭遇，我却又乐观起来。（只要“文革”不再来，我什么都不怕！）朋友们劝我少写或者不写，这是他们对我的关心。的确我写字十分吃力，连一管圆珠笔也几乎移动（的确是移动）不了，但思想不肯停，一直等着笔动，我坐在书桌前干着急，慢慢将笔往前后移，有时纸上不出现字迹，便用力重写，这样终于写出一张一张的稿子，有时一天还写不上两百字，就感觉快到了心力衰竭的地步。
我写以上这些话无非说明我的“随想”真是一字一字地拼凑起来的。我不是为了病中消遣才写出它们；我发表它们也并不是在装饰自己。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恶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我在“随想”中常常提到欠债，因为我把这五本《随想录》当做我这一生的收支总帐，翻看它们，我不会忘记我应当偿还的大小债务。能够主动还债，总比让别人上法庭控告、逼着偿还好。
帐是赖不掉的。但是这些年我们社会有一种“话说过就忘记”的风气。不仅是说话，写文章做事也都一样，一概不上帐，不认帐。今天发表文章骂你是“反革命”，过一年半载同你见面又握手言欢，好像什么话也不曾说。所以有些朋友听我说起偿还欠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