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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天索尼娅在给3个月的珍妮弗洗澡时，发现女儿的右脚肿得很厉害，这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查看了孩子的全身，想找到是否有虫咬的痕迹，然后怀着不安的心情，立即带孩子去找医生。
医生也不能解释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肿胀。肿胀渐渐蔓延至珍妮弗的整个右脚、右腿和右臀部，右手也肿得有正常的两倍大。在此后两年半的时间里，爱德华夫妇就像生活在一场恶梦中，虽然不断地请教专家，可总是一无所获。珍妮弗的患肢裹着弹性绷带，忍受着不时袭来的疼痛。
最后，丹弗儿童医院的威廉·戴维斯医生做出了严酷的诊断：珍妮弗得的是帕克斯…韦伯综合症。医生还说：“这是一种很少见的淋巴水肿疾病，是天生的，原因尚不明。也可以说是一种不治之症。珍妮弗还会有更坏的情况发生，虫咬或搔抓都可能引起致命的感染，她面临的是轮椅上的生活，也许还要截肢。”
索尼娅和爱德华惊呆了。诊断之后，珍妮弗接受了当时唯一的治疗方法放射治疗，并把患肢包在一种压力长筒袜中，但这些都没有减轻肿胀。
他们决心尽可能地让珍妮弗像正常孩子那样生活，可有些孩子常常嘲笑她。当珍妮弗从学校回来后，索尼娅总能看出她是否哭过，珍妮弗却只字不提这些，她鼓足勇气对待这些事，偶尔还流露出一丝幽默。
“有时男孩子们叫我‘大胖腿’或其它什么，我才不在乎呢！”她说：“我就对他们说：‘你们长着一个大头，却只有个小笨脑子。’要么我就冲他们挥着我的大拳头说：‘这是我的最好武器！’于是，他们就不能把我怎样了。”
当索尼娅带着女儿们去商店时，珍妮弗对姐姐们买新衣服真羡慕。而她因为肿胀的腿，妈妈只好自己动手为她缝裤子。而她的右脚肿得有左脚的3倍那么大，也只得买特制的鞋。
尽管有病痛折磨和受人嘲笑的难堪，珍妮弗还是勇敢地承受了这些。她很顽皮，又很爱运动。她用左侧支撑着身体，学会了骑自行车。在学校，她参加健身锻炼，坚持跑步，尽管拖着病腿老是跑在最后一名。她也花了不少功夫学游泳，她说：“在水里，我的两条腿就一样了。”
珍妮弗的祖父老爱德华，为了孙女日趋恶化的病情深感痛苦，看着她穿着特别的裤子，肿胀的腿露在外面，老人的心都碎了。他觉得没有哪个医生能给孙女以帮助。
老爱德华不断地想办法帮助孙女。爱德华夫妇已经习惯了不时从老人那里打来的电话，要么劝他们试着在珍妮弗睡觉时抬高患肢，要么劝他们用一个定型的外套阻止腿再肿大。尽管这些都无效，可老爱德华还是不断地寻找办法。
1980年春天，珍妮弗，快8岁时，肿大的右腿出现了溃疡。必须采用某些措施，否则如果发生严重感染，就得截肢。匹茨堡T·D华盛顿康复医院的迈克尔·阿历克山大医生建议，让珍妮弗来做两周的实验治疗，因为该办法对另外一些淋巴水肿的人已产生了疗效。
爱德华夫妇同意了。珍妮弗的腿被一种袖带交替缠裹住，袖带连着一个泵，这个泵按设计压力不断送出气流，以推动淋巴液流向心脏。但不幸的是，这种泵对珍妮弗效果并不大，膝部的肿胀倒是消退了，可脚和大腿更肿了。
老爱德华来看望珍妮弗。当他看见孙女用这种单压力泵时，感到难以容忍。忽然他眼睛一亮：自己年轻时，曾学过工程，而且在当经理时，曾有过7项发明专利，现在第8项专利的构思已开始形成他骄傲地称之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发明”。
他建议医生，不能把整个腿裹在袖袋里，而是从脚到大腿向上逐渐移动压力以推动液体向心脏流动。但是怎样才能做到呢？老爱德华发誓：“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会为孙女做些事情的。”
在以后的三个月中，他一头钻在地下室的工作间里。这位坚毅的老人常常工作到深夜。他对生理学知之甚少，就频繁去图书馆查阅医学书籍。其间，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两次，但他毫不理会妻子不许他过分劳累的警告。
一个新装置终于诞生了。1980年11月15日，当阿历克山大医生在自己的胳膊上试验了老爱德华的泵的安全性，便立即决定让珍妮弗使用这种泵。这种新型泵由两个专为珍妮弗设计的袖袋和电子控制系统组成，一个放在右臂上，一个放在右腿上，每个袖袋分成三部分，每部分在特定时间接受特定的压力。
爱德华夫妇虽然满怀希望，但也感到担忧：因为即使泵是有效的，也可能会有副作用，肾脏和心脏能承受得了吗？
第一个星期里，珍妮弗每天用泵8小时，效果明显，看到患腿渐渐消肿，每个人都为之振奋。
一个月后，珍妮弗的右手出现了关节外形。她的眼睛闪闪发光，兴奋地叫道：“妈妈，我手上的骨头都突出来啦！”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她的两条腿渐渐变得差不多粗细，珍妮弗和祖父愉快地分享每一点进步带来的喜悦。她学会了在自行车上重新掌握平衡，学会了不拖着腿走路。一天，珍妮弗回到家，上气不接下气地对祖父说：“爷爷，我现在跑得比班上的任何人都快！”老人的眼睛湿润了，他感到再没有哪件事比听到这些使自己更幸福、更快乐。
在获得专利后，老爱德华想让一些医疗器械公司生产这种装置，以使其他同样病的患者能使用它。但几乎没有一个公司对此做出反应。于是，他组织起自己的公司。索尼娅制作袖袋，珍妮弗在办公室里帮忙。现在，已有230多台这种泵用于医院和家庭，用户遍及全国，并远销至加拿大、意大利、巴哈马、日本、南非等。
在没有更新的方法治疗淋巴水肿前，珍妮弗要终生使用这种泵。但是，她现在一天只需使用1小时，其它时间均能正常生活。
就在老爱德华完成泵的研制工作后的两个月，他的右眼视网膜出血，加上他的另一只眼以前就有病，这样老人失明了。
索尼亚说：“是坚强的意志使他能等到泵发明完成后才失明。”现在珍妮弗以百倍的关心照顾回报爷爷的恩情。她给他读报纸，行走时总是拉着爷爷的手。
索妮娅又说：“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特别的，这种情感不是华而不实的，而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是朴实而又深厚的，这是一种超越言辞的爱。”
Number：2008
Title：动人心弦的故事
作者：耶夫根尼·博加特
出处《读者》：总第68期
Provenance：大众健康
Date：
Nation：苏联
Translator：石子
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关于两位老人的故事，也许你们会同意我的看法：在我们这个冷酷无情、实用主义的时代。生活有时却不顾一切地温情脉脉。如果说在今天有过时的言词，那么没有，也不会有过时的感情。
七八年前我开始常接到一位老年中学女教师玛尔加丽娜·多姆布罗夫斯卡娅的来信。那时她已退休。读她的第一封信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写信的人已七十多岁，然而从兴趣，从对生活的好奇心来看，却显得那么年轻。我们之间偶尔有书信往来，她回忆教师的生涯，叙述家庭情况，以及和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的友谊。
1979年她写信告诉我，她的命运意想不到地骤然发生了变化。当时玛尔加丽娜·多姆布罗夫斯卡娅七十七岁。
倘若生活这位艺术大师不是既高于我们的赞许又高于我们的谴责的话，那么这个故事就会被看做是臆造出来的了。
……在南方的一个小城市里，有一位青年爱上了一位姑娘。他默默地爱着，因而得不到反响，毫无指望。当时，他谦虚、缺乏自信，还没有在生活中站稳脚根。而她则一点也不知道他的爱慕之情。而且要是五十四年之后，他仍然下不了决心告诉她的话，她永远也不会知道。
最好还是让我们的女主角玛尔加丽娜·多姆布罗夫斯卡娅自己叙述这件事情。
“……我突然收到了一封信，笔迹生疏，姓名唤不出任何回忆。我看这封信时，连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一回事？‘我向您求婚，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曾在一起学习过。您自然已经忘记了我。您那时还不到廿岁……’接着这个人写道，他从我们共同相识的一位同志处了解到，我在1941年1月丧夫，现住在儿子家。又写了他自己的情况。他19岁，大学还没有毕业，便参加了国内战争。他复员回来，我已经不在那个城市了。他的生活很艰难：打过法西斯、当过俘虏……结过婚，也已失去配偶。他一生都在寻找我。现在他已76岁，而我已77岁。我给他回了一封亲切的信，建议他再考虑考虑，不要操之过急（在我们这样的年岁都不要操之过急！）。然而他在信中不断地描述他对我默默的初恋，恳求我做他的妻子。我心里很不好受。我终于下了决心；我要去，要去看看他，跟他谈谈。我没有对任何人说明要到哪里去，便乘上了火车到文尼察去了。
“我当然非常激动。脑海里深深印下了门牌23号。我沿着指定的街道寻找23号那栋房子，我走进了一个院子，看到一个带着草帽，手里拿着信封的小老头站在那里。我看了他一眼：‘不可能是他’，又接着往前走，去寻找门牌23号的那栋房子。……”
请允许我在这里插一段。带草帽的小老头正是他，是她没有认出他，因为根本不记得了，可是他却认出了她。当她又往前走时，他没有勇气叫她停下，然而他知道她会回来的，要知道他已经等待了她54年。几分钟与这漫长的岁月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他头戴着防太阳的草帽，手拿着这个信封，在这个院子里已经站了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他等待着……
她一直走到这条街的尽头才知道，在这条街上没有门牌23号这么一栎房子。于是她从手提包里又拿出信封看，才明白，是她记错了：不是门牌23号的房子，而是23号的单元。她又往回走，又走进了那个院子，戴着草帽的小老头迎着她迈了一步……
从此以后他们再没有分离过。
“他的深情厚意、体贴、真诚、关心使我感到温暖。我们之间没有年轻人那种摩擦。我们尽力戏谑地处理我们的一切事，甚至最重要的事。
“有许多可谈的事，因为过去的是54年，而不是54天。他曾被卷入两次战争的漩涡。他跟我讲多次受伤、震伤的情况，如何被俘后逃跑，还有战后时期经历的一些严酷考验……逐渐，他安静了下来。使我感到惊诧的是，他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却仍然还是一个善良的人，他爱上了我的儿子、孙子，我的朋友，痛恨那些在生活中曾欺负过我的人。
“您当然会对我的儿子和他的家人对我的决定持什么态度感兴趣。他们理解我。况且我很坚决，从一开始我就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命运，我的私生活，他们无权干与。
“我们也有过惶惶不安的时候、喜剧性的场面。
“我们去登记结婚时，尼古拉请求我不要说我结过婚，因为我没有证明我是寡妇的证件，我的护照就象一位未婚少女的护照一样空白。他的证件无可挑剔。可是，当问到我是否结过婚时，我不能撒谎，这样做对不起我的第一个尼古拉（第二个也叫尼古拉）。尼古拉惊慌失措地跌坐在沙发上。几乎哭了起来，因为这样一来，结婚仪式就要推迟到我获得我前夫已死的证件以后。‘我觉得我仿佛又要再次失去你，’他说，‘而且这一回将永远失去你。’然而，我们的关系终于为法律承认了。
“现在讲‘一点幽默’。尼古拉非常希望我好看，因而很关心我的穿着打扮（我自己从来不注意这些）。他突然要给我买一个假头套。天哪，这太令我苦恼了。一进商店，他就要看银白色的假头套，而我就躲在他身后的什么地方。我真走运，没买到合适的发套。有一次，商店里有个女售货员对他说：‘老爷爷，您干嘛要丑化自己的老奶奶，难道她这样不好看吗？’他仔细地看了看我，再也没有说什么。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提过假发套……”
当我读到这一段喜剧性的琐事时，我想到，世界上一切生物中人是最容易受感动和不能自持的。人有时很滑稽，很荒谬。然而，倘若你深入想想这荒谬的事，你便能在其中挖掘出某种壮丽的、异常美好的东西，正如宇宙本身一样。这就是永恒地追求幸福。
“一九八二年我埋葬了他。
“直到他死前的最后时刻，一切对他和对我来说，都是有趣的、新鲜的。”
不排除有人会把这个动人心弦的故事的主人翁称为老浪漫。我可不把他们归为浪漫主义者，而归为另一类人，他们有健全的理性，有一颗明智的，虽然疲倦了。但仍不肯安宁的心。有时，正是这些有健全理智的人会干出一些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