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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舞台是郊外的一面山坡，他的乐队成员是挂在树枝上的一大排盛水果的篮子，他的指挥棒是顺手折来的一根树枝。在他身边的岩石上放着一台小小的录音机，发出立体的声响，好啦！这些足以使他在妄自的想象中去指挥美国的爱乐、德国的德累斯顿或别的什么乐队。
他在高雄读完初中，来到台北念高中。暑假是挣钱的好机会，他去帮农民采果子。歇息时，他就做梦，形象的或抽象的梦。在那如梦的年华，人类文化大厦敞开的窗口，对一颗稚嫩的心灵充满了诱惑力。他崇拜贝多芬，喜欢舒伯特，而对兼有贝多芬的严重和舒伯特的缥缈的瓦格纳更佩服得五体投地：“瓦格纳的每一句话都把我‘吓’个半死！”
他醉心于抽象的语言艺术，更喜欢抽象的思维方式。
那毕竟是过去的事了。……
二
他只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却不知道往哪里去。
他的老家在四川巫山县，父亲是国民党军队下层的一个文职官员。三十多年前，他的父母飘洋过海来到台湾，一家人在南部的军队驻地落脚。1956年10月1日，他生在高雄，他的童年时光是在兵营里度过的。兵营里有许多从大陆来的老兵，他从小就跟这些胡子兵们厮混。
每天早上，他端着一只大人的搪瓷缸，夹在人群当中，在兵营食堂的窗口排队，领馒头、打豆浆。放学归来的路上，看见老兵们扫卫生、推拉圾车，他便跑过去帮一把，为了好玩，也为了从垃圾堆里寻找有价值的东西。夜色降临，老兵们常常是他家的座上客，聚在一起谈天说地。
老兵们总离不开一个话题：家乡般般好，台湾样样差。一股浓郁的乡愁潜移默化，使一个生长在台湾的孩子没有忘记自己的根。
归去来兮；
青春将芜，青春将芜，
当年离开家乡她才二十五，
挥一挥衣袖是多少寒暑？
想要再见一面要走上多少路？
春去秋来，整整三十五，
想要再看一眼要等多少年？
……
这是他后来写的一首校园歌曲，取材于一个老兵的故事。
有一个老兵是胶东人，在老家成的亲。结婚第二年带着妻子进城去看电影，散场后在门口被国民党军队团团围住，懵里懵懂地被抓去当了兵，后来辗转来到台湾。当年离开家乡时妻子才二十五岁。这个老兵怀恋故土，相念妻子，多少年过去了，返回家乡成为一场无法实现的梦。
老兵们在台湾的处境多很凄凉，这个老兵也是一样，每天靠帮人打零工才有一点积蓄。有一天他来到候家，对候德健的母亲说：“大娘，俺要结婚了。”侯母说：“恭喜呀，你太太多大年纪？”他憨笑着说：“她才二十二岁，比俺媳妇还漂亮呢！”这件事来得蹊跷，正如别人所预料的那样是一次骗婚。老兵落得人财两空，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带着手里剩下的一点钱跑到台北，过了几天花天酒地的生活，便投河自尽了……
“那是一个疯狂的世界。”侯德健说：“可悲的是人们并不认识自己的痛苦。”
他曾把这个故事写成剧本，拿去请教一位教授，教授看过说：“你不要命啦！”后来他又写了前面那含蓄而凄婉的歌词，灌唱片前奉命送到台北新闻局文化艺术处审查，也一直没能通过。
候德健是台湾校园歌曲的创始人之一，他在青年中成为一个著名人物是大学二年级时的事。
台湾校园歌曲直接抒发人对社会事物的感受，拥有广泛的听众。从形式来看常常是一个人自弹自唱，或有小乐队伴奏，旋律单纯、节奏鲜明、唱法朴实。歌手们不一定受过专业训练，有的哑嗓子，有的扁嗓子，有的尖嗓子……总之更象普通人的嗓子，更象说话那样自然。这种歌曲缩短了和听众之间心理的距离，在人们听来，艺术更接近于人生的本身。
音乐是语言的延伸。自从人类出于表达感情的需要发出第一个乐音以来，音乐一直沿着两个系列向前发展：专业化的音乐和民间的音乐。巴赫为欧洲的专业化音乐奠基，此后经历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印象派、现代派等许多辉煌的层次。在这同时，各民族也有自己的民间歌手和独特的音乐，如同音乐山野中奔腾的溪流，充溢着清新的活力。这两者间并行不悖又互相渗透，如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等都曾从德国的民歌中直接汲取音乐素材，而民间歌手们也从专门家那里取得借鉴，丰富自己的技巧、韵律和音响。台湾的校园歌曲融合了美国、日本、东南亚的外来因素，虽不同于纯粹的中国民歌，但仍以中国的五声音阶为基础。
侯德健在台北政治大学读的是商科。学商是台湾青年的普遍心理，跻身实业界的捷径，一窝蜂地涌向这个热门儿。侯德健以名列前一百名的成绩考取了名星大学的名星院系。在大学里，除了几门必修的课程，其它课程可以由学生选修，侯德健更热心于哲学、文学和音乐。在写作《龙的传人》之前，他在“人渣窝”里已创作过几首校园歌曲。
三
1978年12月16日，他从“人渣窝”走到校门，有一个同学跑过来，慌里慌张地说：“小侯，我从收音机听到美军调频电台的广播，说是和我们断交了！”这个消息一个小时后便得到证实，校园里一片阴沉的气氛。
从那一霎间起，他的眼前好象电影慢镜头似地，掠过一张张教授们的脸，有教政治的、经济的和外交的，那些学者们的滔滔宏论全都以“美国是我们最坚定的盟友”为前提。忽然来个“定格”他看到一张张尴尬的面孔。
他的眼前又掠过许多同学们的面孔，有的掩面哭泣，有的挥着拳头在嘶喊：“我们被人抛弃了！”他看到一张张恐惧的面孔。
他走回“人渣窝”去，陷入了沉思，只觉得这一张张尴尬的面孔和一张张恐惧的面孔都非常可耻……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
他的名字就叫长江，
遥远的东方的一条河，
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虽不曾看见长江美，
梦里常神游长江水，
虽不曾听见黄河壮，
澎湃汹涌在梦里……
他写着，1840年以来中国近代史的一幕幕浮现在脑海里。他想，中国人不是很聪明吗！在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之后，为什么还没学会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掌握民族的命运，自己创造美好的未来，而仍然把一切寄托在洋人的身上？想到这里，他的耳边仿佛响起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
巨变前夕的深夜里，
枪炮声敲碎宁静的夜，
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
多少年炮声仍隆隆，
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
永永远远地擦亮眼。
只用不到半个小时，他就写好词和谱。这时，“人渣窝”的伙伴们回来了，大家拿过一看就唱起来，一遍又一遍不停地唱下去……
有的同学拿出去复印散发，几天后台湾《联合报》发表了这首歌的歌词。侯德健收到一千多封来信向他索要这首歌的曲谱，十位同学自愿帮忙，油印了一千封复信，忙了两个星期才寄出去。《龙的传人》就这样唱开了。
侯德健成了名人，广播电台请他去录音，《联合报》辟出整版的篇幅刊登他写的七首校园歌曲。他到唱片公司去兼职，取得优裕的收入，同时从商科转到中文系。
他的歌从台湾传到香港、东南亚，也传到了大陆。他曾到泰柬边境的难民营去组织上千人的合唱队，全是华裔侨胞，站在山坡上黑鸦鸦地一大片，齐唱《龙的传人》，那壮丽的场面使他至今难忘。
台北的文化官员曾把侯德健找去，设宴相待，要求修改这首歌词。他说：“你们要写可以另写一首，不必改我的。”后来，那位文化官员亲自动手，在他的歌词后面加上“庄重自强，处变不惊”等口头禅，重新发表，招致大学生们的抗议。台北官方立刻组织文化围剿，来势汹汹，侯德健索性跑到日本经商去了。
当他再度返回台北时，校园歌曲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侯德健叹道：“校园歌曲是既可爱又可怜的小媳妇，做不了自己的主，只好嫁人。最后还是嫁给了美国公婆，唯美国音乐是唱，唯美国音乐是听……”
“人渣窝”也发生了变化，这是个过于执着又过于放纵的小天地，留下的四个同学当中有两个精神失常，一个自杀未遂。他曾到精神病院去看望旧友，那个伙伴呆滞地望着他，悄悄指了指身后说：“这里面的人都是疯子！”
他听了这半痴半醒的话语，心在发出颤抖……
四
如今，侯德健来到了祖国大陆。
他第一眼看到长江是在四川的江陵，他的目光被码头上两个正在玩耍的小女孩吸引住了。他去和他们聊天。
“你是姐姐么？”
“是。”姐姐显得很活泼。
“长大了想干什么？”
“想当电影演员。”
“妹妹呢？”
妹妹躲在姐姐的身后，显得很腼腆。
姐姐代替回答：“她跟我一样，也想当电影演员。”
侯德健笑了，笑得很开心。
他走过许多城市，看了许多名胜。新的山，新的水，新的人。有的令他喜欢，有的从情绪上排斥。他给每座城市都打了分，打分的依据是某地人的脸拉得长，某地人的脸笑得圆。
问到今后的打算，他说：“十年之内我的目标是明确的，把现代中国的声音弄出来。”他又说：“我很情绪化，必须有一条缆绳把自己拴起来，拴得很紧、很稳，才好。”
他来自海峡对岸，在那里他和别人不一样，在这里也不可能和别人一样。难得的是，他看过许多前人的书，看破历史的和现实的许多东西，数典而不忘祖，珍存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未来的憧憬。
他一路走，一路写，一路唱。他刚刚写完一首歌词：
而今我相信，
终有一朝我们都会老，
只希望到那时候，
我们仍然爱笑……
Number：2672
Title：口译二三事
作者：齐锡玉
出处《读者》：总第30期
Provenance：翻译通讯
Date：1983。11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五十年代后期，英国共产党前总书记波立特同志来我国访问，应邀在北京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开会的地点在天桥剧场，主持人是彭真同志。那天，我刚动了一个小手术，临时得到通知，匆匆从医院赶去当翻译。
彭真同志讲话声音洪亮，条理清楚，而且每讲一小段就停下来，很好翻译。但是，波立特同志在掌声中走向麦克风的时候，却突然停下来对我说：“我讲话有个习惯，必须一口气讲完，不能中途停下来。所以，在我讲话过程中，请你不要打断我。”说完，他不等我回答，已经走到台前，口若悬河地讲开了。我无可奈何，只好掏出纸笔站着记，等他讲了将近一个小时回到座位以后，才对着字迹零乱的一叠笔记开始翻译。
那次会议以后，不止一次有人说我的“记忆力强”。其实，我在刚开始担任口译工作的时候，也同很多同志一样，每当讲话的人一次讲过三分钟，就会心慌意乱，翻译时不是丢三落四，就是一再请求讲话的人重复。因此，我那次之所以能勉强完成任务，决不是因为我的记忆力强，而是因为唐笙同志（在联合国干过同声传译工作）和我的其他几位口译老师指引我找到了加强记忆力的途径和方法。
手指串珍珠
周恩来总理有一次宴请外宾时，即席发表讲话，由冀朝鼎同志（当时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秘书长，现已去世）翻译。总理那次讲话比较长，而且没有像平素那样每讲一段就停下来。在场的同志不免为冀朝鼎同志担心，以为他即使尽力作笔记，也难免会有遗漏。不料他根本没有用纸和笔，而只是聚精会神地听总理讲话，注视总理的表情和手势。总理讲一会儿，他屈起一手指；再讲一会儿，他再屈起一根。等总理讲完，他的左手恰好捏成拳头。然后，他不慌不忙地开始翻译，译完一段，伸一根指头；再翻译一段，再伸一根，等整个译完，左手又恢复了原状。在热烈的掌声中，一位同志脱口而出地评论说：“今天的讲话和翻译都是世界第一流的！”
事后，我向冀朝鼎同志求教，他回答说：“谁也无法用双手抓起成百颗散在盘中的珍珠。但是，如果用细丝绳把珍珠串起来，那么一根手指就能拎起。”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冀朝鼎同志的手指就是串珍珠的细丝绳！
语言“画面化”
一位老同志曾经教我另一种加强记忆力的方法把听到的话“形象化”或“画面化”。
我第一次试用这种方法，是解放初期听一位来自殖民地国家的外宾讲他们国内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时。他讲得声泪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