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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兰士，让脚边的溪水带走你的局促。来，看着我，把你的爱献给我。我不能再等待了，再过一刻我就会死！”
“我，我爱你，贝多芬！”丹兰士紧紧地偎入了他那坚实而有力的怀抱。
这天晚上，丹兰士答应了贝多芬的求婚，并告诉他，她早就爱上了他。
爱情赐给他快乐、幸福以及对未来的向往和奋斗的勇气。贝多芬渐渐又进入了音乐的王国，他开始构思《田园交响曲》。他凭藉着心灵的捕捉，理想的模拟，写出了优美而清新的第一乐章。
每天早晨，他俩总爱到那充满绿色乡风的田园去散步。他们躺在溪边的草坪上，望着东方天空的云彩，贝多芬想到了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想到了一个人血管里奔涌的、值得珍爱和护卫的感情和生命，想到了人类追求文明的力量。丹兰士也在想，她想到了光艳艳的太阳把一切都染上了肤色，想到了这个太阳的光辉将照耀自己的未来，于是心灵也仿佛成了广大的充满生机的空间。这时，由法朗梭阿伯爵主持，正式确定了贝多芬和丹兰士的婚约。
从初夏到夏末，贝多芬带着丹兰士去参加各种农民们的聚会，跟大家热烈地跳三拍舞和农民舞。贝多芬在第三乐章中的许多旋律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富有浓郁泥土气息的民乐的启迪。有一次贝多芬带着丹兰士来到一个隆重的乡村舞会上，他们正跟着大家一起跳舞时，贝多芬突然感到有一种强烈的创作欲冲击着自己的胸壁，他匆匆告诉丹兰士：
“丹兰士，我得马上回到我的钢琴前去，不然，我的乐思会马上飞离我的记忆，我要立刻回去。”
“怎么，你要走，那我呢？”丹兰士疑惧地问。
“走，一起走……”他还没有说完话，就急匆匆地跑回磨坊去了。
在第二、第三乐章雏形已定下来的时候，贝多芬要求与丹兰士结婚，她没有马上同意。几天以后，她收到了她母亲的一封来信，要她回维也纳家里去。贝多芬感到有一种不祥的预兆。果然，丹兰士走后一个多月，贝多芬在磨坊的顶楼上接到了她的来信：
老师：您好！
我早就抵达维也纳了，至今方给你回信，万望见谅。不知老师您近况怎样，我十分惦念！
你说的事母亲知道了，她一听就非常暴怒。她不让我给你写信，也许这一年我们不能见面了。我们的婚约……我们的婚约就此完结了。可我，我爱着你，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爱情献给了你，请……请您保重！
你的丹兰士
看到这里，贝多芬的眼里透露出一阵阴郁的寒气，他望着窗外倾泻的暴雨，十分硬朗的手指忘我地在琴键上疾速跳动，第四乐章就这样诞生了。对于他的阴郁，海顿曾经对他说过：“你给我的印象是，您是一个有着好几个头脑、好几个心脏和好几个灵魂的人……照我看来，您的作品中将始终会有一种东西，说它怪癖不合适，但确实是不平常的东西。人们在您的作品中将会发现美丽，甚至是值得称赞的地方。但是在这里或是那里，人们将会找到一种特殊的东西，阴暗的东西，因为你自己就有一点特别和阴暗，而一个音乐家的创作风格也就是这个人本身的风格。”
海顿不愧为一位伟大的音乐家，他所发现的，恰恰是日后贝多芬大大得益于此的创作源泉。就这样，贝多芬从个人生活的暴风雨中走了出来，他用自己唯一的坚强意志和勇气，走进了人生更为广阔的理想的春天。
1808年初夏，贝多芬把这一年来生活中美丽的花朵和感情的风雨连缀成一个光艳动人的花环，那就是《田园交响曲》。
不久，丹兰士又回到贝多芬的身边。此时对贝多芬来说，结婚的念头却一点也没有了。
夏日雨后的田园，贝多芬和丹兰士手挽着手在小河边清新的空气中散步。望着弯弯曲曲的小河伸向远处，丹兰士情不自禁地说：
“老师，你看这没有尽头的小河，多么明净，要不是你在我身边，我还以为是闪电留下的梦境呢！”
“闪电没有梦境，只能在记忆的土地上划一条曲折的纹沟。”贝多芬幽默而坚定地说。
“记忆的纹沟？”丹兰士不解地问。
“对！懦弱的人永远用愁苦去挖掘；坚强的人始终用奋斗去开垦。而眼前美妙无比的田园，我们应该用什么去收获呢？”贝多芬说。
“老师，亲爱的！我明白了，对大自然不竭的恋情、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就是这田园的交响诗……”
Number：2724
Title：温暖的大家庭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出处《读者》：总第71期
Provenance：周恩来传略
Date：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1919年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在天津相识的。那时，邓颖超是个15岁的学生，活泼热情，虽然年轻却很有政治头脑，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周恩来比邓颖超大六岁，当时刚从日本归国。
1920年11月，周恩来同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近两百名学生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与此同时，邓颖超先后在北京和天津教书。他们两人凭着鸿雁传书保持联系，开始主要是讨论国内和欧洲的局势，渐渐触及个人之间的问题，内容很亲密。
1924年7月，周恩来应党的召唤回国，9月间抵达广洲，担任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他把私事统统放在一边，立即投入工作。因此，回国将近一年以后才见到邓颖超。那时，邓颖超在天津除了教书，还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
1925年7月，邓颖超奉命调往广州工作。这次调动对她来说是十分合适的。她盼望同周恩来重聚。她南下时途经上海，在那里逗留了几天，于8月7日才抵达广州。
当时，广州外于革命高潮中，周恩来正在总部指挥反对香港英国当局的省港大罢工，无论如何分不开身去接她。不过，他派秘书陈赓拿了邓颖超的一张照片去码头接她。陈赓虽然很机灵，但是在熙熙攘攘的码头上却没有找到邓颖超。于是，邓颖超只好照着通讯地址自己找到周恩来的住处。那天深夜，周恩来回到家里，终于高兴地看到了自己的新娘。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正式举行婚礼。他们自己和朋友们一向认为，1925年8月8日是他们成为夫妻的日子。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突然袭击并屠杀共产党人。当时，周恩来在上海；邓颖超因为难产住在广州医院。在医生和护士的帮助下，邓颖超和她妈妈二人离开广州去上海。这次难产，使她失去了即将诞生的孩子。此后邓颖超再也没有生育。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很喜欢孩子。对那些和他们失去了的婴儿同年出生的孩子，更是特别有感情。
有一次，周恩来的表姐龚志如遗憾地说：“唉，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一个孩子。”周总理反驳说：“谁说没有？我们有十个。”他指的是他和邓颖超抚养成人的许多革命烈士的后代。他们夫妇把这些遗孤看成是自己的家庭成员。
一
李湄可算其中的一个。她是李少石和廖梦醒的独生女。李少石曾给周恩来当过秘书。1945年10月，也就是日本向中国和盟国投降的一个月后，他在重庆被国民党士兵枪杀。
人民日报社出版的《战地》增刊1980年第1期封里，以显著位置刊登了周恩来1949年写给李湄的一封信。
李湄：
7月23日来信收到。你是否应该立即工作还是继续学习，应由学校负责机关及你所属的团组织来决定，我们不应从旁干涉的。你要问我个人的意见，我不反对你工作，但工作地区不宜离开你妈妈太远。到群众中去，北方也有群众啊！你好。
周恩来
李湄13岁时，父亲遇难。1949年4月，李湄进华北大学政治训练班学习，预定于同年8月（即周恩来回信数周后）毕业。这几周是激动人心的时刻，青年人按捺不住迫切希望参军的心情，因为部队当时招收大学生和中学生在南下进军途中做政治工作。当时17岁的李湄当然也不例外。她只是担心母亲不同意。李湄有同龄姑娘所具有的一切心计。她写信给周恩来，因为她认为周伯伯有可能说服她母亲。但是，她并没有得到周恩来的支持，最后还是留下来继续学习了。
周寥两家的亲密关系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期。周恩来1924年从巴黎回国时，国共两党正在广州联合筹建黄埔军校。6名知名人士被指定来负责创办这所培养军官的学府。其中有周恩来，还有李湄的外祖父廖仲恺。廖仲恺和夫人何香凝同比自己年纪小但已崭露头角的政治活动家周恩来关系密切。
寥梦醒于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过周恩来叮嘱她不要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她服从组织决定，当了20多年的秘密党员。直到1953年才公开自己的身份。寥梦醒生于1904年，与邓颖超是同一天诞生的。她总是用广东话称周恩来为“阿哥”。这种称呼表明两家关系之密切。廖梦醒的弟弟就是廖承志。
周恩来是1924年认识廖承志的。那时，廖承志年方16，初出茅庐，是广州岭南书院的学生。一天晚上，承志问父亲，刚才那位身穿白帆布西装的客人是谁。来访者那炯炯有神的双眸和两道刚毅的浓眉，以及与廖仲恺低声的交谈，引起了承志的好奇。
“你还不认识他？”父亲说，“他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10年后，正是这位“大将”在长征途中救了廖承志的命。那时，廖承志已由周恩来在广州时见到的中学生变成了中共正式党员。
在长征途中，当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肃省和宁夏后，到了黄河边，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政委周恩来一路打听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廖承志等同志。周恩来当时还不知道廖承志已被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当作“反革命”开除出党，由保卫部门押着随队伍行军。周恩来就是在这个危急时刻偶然碰到向预旺堡镇开拔的廖承志等人的。
廖承志看到周恩来时，竟不知如何是好是同政委打招呼并敬礼呢，还是背过脸去？他不想因彼此熟悉而给父亲的老朋友带来麻烦。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周恩来走过来了。他脸上毫无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当着押送人员的面，他只是紧紧地握了一下廖承志的手，然后走开了。
那天晚上，周恩来派通讯员把廖承志叫到司令部。屋里坐满了人，张国焘也在那里。张国焘当然知道周廖两家的亲密关系。不过，他仍问周恩来：“你们俩早就认识吗？”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他，佯装声色俱厉地问廖承志：“你认识了错误没有？”
“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廖一一作了回答。然后，他叫廖承志留下吃晚饭。在吃饭的时候周恩来不理睬廖承志，只同张国焘说话。饭毕，他立即把廖承志打发走了。张国焘本来已宣布当晚将廖承志处决，幸亏足智多谋的周恩来佯装愤怒，无情地训斥廖承志，才在关键时刻救了他的命。
周恩来有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充分施展了这种才能，使许多老干部免遭一死。然而，即使是这位善于应付内部斗争的大师，有时也会束手无策。他未能救出自己的亲人他和邓颖超的干女儿孙维世。
二
孙维世出生于革命家庭。她的父亲孙炳文、母亲任锐都是中国共产党老党员。周恩来早就认识孙炳文，因为孙炳文是朱德的密友。20年代初期周恩来、朱德、孙炳文一起在柏林留学时，周恩来还是朱德和孙炳文的入党介绍人。1927年，孙炳文在蒋介石“4·12”大屠杀中牺牲。
20年代中期，周恩来夫妇同孙炳文夫妇在广州常常秘密聚会，讨论党的问题和其他政治问题。那时，孙维世年仅5岁，常常在窗户旁边为他们放哨。她扒在窗口看着外面的动静，如果有陌生人走来，她就预先告诉父亲和周叔叔。
1935年，随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愈演愈烈，任锐安排14岁的孙维世用化名在同共产党有秘密联系的两个剧团里工作，并住在那里。那时，野心勃勃的女演员江青脚踩两只船，既同共产党接触，也同国民党接触。江青设法靠拢这两个剧团。剧团有时也让她演点小角色。江青当时生活糜烂，这使任锐警惕起来。她警告女儿离江青远着点。江青因此怀恨在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孙维世到武汉，向八路军办事处申请去延安。可是谁也不认识她。况且她年龄太小。16岁的孙维世站在门口哭得很伤心，不肯离去。周恩来中午返回办事处时，惊奇地发现一个少女在门口哭。他多年不见孙维世了，一开始竟未认出她来。他终于想起了孙维世小时候熟悉的影子，一把搂住她，连声叫道：“啊，孩子！孩子！周恩来和邓颖超把孙维世送到延安，常给她写信，向她倾注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