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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下旬，一位自称是台湾驻南朝鲜大使馆的“官员”和一个台湾特务到72联队找到李大安。
那位“使馆官员”对李大安说：“现在板门店谈判很激烈。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战俘问题。你们要在战俘营里来个刺字运动，然后再写份血书，由我负责给你们转送到板门店去。”
然后，那位“使馆官员”又问李大安：“刺字的有没有共产党员？”
李大安说：“现在还没有。”
“你们要给共产党员刺上字。多一个共产党员被刺上字，就减少敌人的一份力量。”
从此，在战俘营里开始了强迫刺字的高潮。他们公开宣扬：“不愿刺字者以倾向共产党论罪。”他们发动已刺字的人对不愿刺字的人进行毒打，不愿刺字的人白天不给饭吃，晚上不给被子盖，以及进行连续几天的“疲劳审讯”，许多人被打昏后被强行刺字。就在动员全体战俘刺字的那天，72联队当场就被打死两个人：曾玉田被打昏过去，挖去肛门，剧痛而死。张克武被打得口吐鲜血，小便溺血，又被毒打致死。李福清被打昏过去，绑在木桩上刺字，大队长王育民用冷水把他泼醒，说：“你死了，也得带着‘反共抗俄’的字去见阎王。”
战俘营里一片白色恐怖。许多被刺上字的战俘彻夜痛哭，有的人回去后马上忍痛用刀片把字削去，有的人上吊自缢。以后，败类们把被强迫刺字的人的裤带收去，但仍有不少人吞食玻璃片者碎刀片等自杀。许多战俘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回忆起这段日子还满腔怒火，放声痛哭而不能自己
叛徙、败类们为了胁迫志愿军战俘背离祖国，用强制手段在许多人身上刺下了“反共抗俄”、“杀猪拔毛”的字迹。在第八联队的六千名志愿军战俘中，有两千人身上被刺了字。他们控诉了敌人的迫害经过，痛恨敌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耻辱标记，坚决要把违背自己意愿的字迹从身上割下来。
在战俘营里，一没有手术器械，二没有麻醉药品。他们咬紧牙关，忍着疼痛，互相用刮脸刀片，把刺了字的那块约六厘米长，两厘米宽的肉割去，有的人痛得满头是汗，有的痛得晕了过去，醒来后还让战友们继续割。很快，两千名被强迫刺上字的战俘无一例外，全部割下了自己身上的那些字迹。
1952年10月，济州岛战俘营第三联队“闹鬼”了。有人传说，这个“鬼”是“红头，红身，披红发”。一到晚上，吓得没有人敢走动，吓得美国兵不敢站单岗。
几天以后，美国兵在夜晚打死了一个志愿军战俘，说他抓着铁丝网乱叫。早晨，人们走过去一看，他的脑门正中间被抓烂了，血已经凝固，赤裸的上身也是红一块、紫一块的。透过血痂，还能够看出他的脑门正中被刺着一个国民党党徽。
原来，他被骗到“不愿遣返”战俘营之后，天天念叨着“我要回家”。败类们打他，吓他，他还是照样说个不停。几个败类合计着，要在他头上刺个国民党党徽，“看他还敢说回家”。
这天，他被绑在大队部的帐蓬杆子上。先由一个打手在他脑门子上用油彩笔画上一个大圆圈，然后一笔一笔往里填画着什么，还不时退后两步看看是否画在正中间。那模样，倒像在画什么壁画，或在进行什么创作。王顺清在一旁看着，对他说：“签着你的名字的血书已经登了报，现在又刺上这玩艺儿，就是放你回去，共产党也得砍了你的头。”
他哇哇痛哭，开始大骂，继而求饶，然后又是大骂，但这都无济于事，他的脑门子上清清楚楚地被刺上了一个国民党徽。
他被松绑。他一阵风儿地跑了出去，像一头受惊吓的鹿。
一连几天，人们抓不到他。有人说他在厕所边，有人说他在伙房旁……他见到人就跑，啊啊地乱叫着，自己抓得满头满身都是血。
他疯了。
他死了。
他用自己的血盖住了那个被刺在他肉体上的国民党党徽。
鲜红的心
交战双方和谈开始了。大部分志愿军战俘强烈要求回国，台湾国民党特务指使败类大打出手，在非法进行的强制性“甄别”中，对爱国战俘残酷屠杀。
恐怖之夜，是由李大安割人肉拉开序幕的。
李大安满面狰狞来到七十二联队一大队，他拿着一把特制的刀子牙刷柄上绑着的刮脸刀片。他二话没说，把十八岁的志愿军小战士郑伯涛拉出来。郑伯涛曾经被李大安强迫在胳臂上刺了“反共抗俄”四个字。李大安一刀下去，小郑胳膊上露出了骨头，郑伯涛惨叫一声昏死过去。李大安把那块人肉往煤油灯上一烧，放进自己的嘴里，边嚼边说：“美国人说了，你们吃了联合国军的饭，要走得把肉留下。”
接着，他又接连割下十几个人胳膊上的肉，用细麻绳串成一串，提在手里，大声叫着：“要回家的，把肉给我留下来！”
他又来到二大队，集合全体人员看他割人肉。他把志愿军某部英语教员林学甫胳膊上的肉先割一刀，然后往下一撕，鲜血立刻喷涌而出。林学甫满脸是汗，咬紧牙关，一声不吭。“还回家吗？”“回！”他又补了一刀：“好小子一会再收拾你！”
七十二联队七百多名战俘被押到“自由大礼堂”里，这个平时牧师讲《圣经》的地方，现在变成了屠场。七百人被分批带进来，谁也不能抬头。在昏黑的礼堂里面，手拿凶器的打手早已布置好。进来一批打一批，鲜血流满礼堂的地面。
二大队的林学甫被败类们拉出来。王顺清亲自审问他：“你说，你到哪？！”
“回祖国，回大陆！”
“你为什么回大陆？”
“我生在祖国，祖国有我的父母和亲人。”
王顺清气得答不上话来，喝令打手狠狠地打。一阵棍棒之后，王顺清又问：“共产党对你有什么好，你跟着共产党有什么好处？”
林学甫的父亲林乔根先生，是国民党四川省乐山县的参议员，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全国解放时，林学甫是四川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一九五一年，朝鲜战火燃起，他怀着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参加了志愿军。当时他的父亲正被我人民政府劳动改造。父亲写信支持他参军。母亲把他送上火车，自己挑起了抚养七个孩子的担子……
“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希望，跟着共产党中国才有前途！”
“打！”打手们一拥而上，林学甫倒在地上，他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李大安听到林学甫的喊声，走过来拔出匕首一刀刺进胸膛，问道：“去哪？”
“回祖国！”
又是一刀刺进去：“跟谁走？”
“跟共产党……！”
一刀，又是一刀，一连刺了三十多刀，林学甫倒在血泊中。
李大安用刀剜出林学甫的心脏，挑在刀尖上嚎叫：“看清了没有？这就是要回大陆的榜样。谁还要回大陆？我要先看看他的心脏是黑的，还是红的。”
林学甫不是共产党员，他是国民党人的后代，他在永别这个仅仅生活了二十个春秋的世界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共产党万岁！”
Number：2802
Title：一得录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73期
Provenance：
Date：
Nation：
Translator：
杀鸡给猴看的结果往往使猴子也学会了杀鸡。
站在山顶和站在山脚的两个人，虽然地位不同，但在对方的眼里，同样地渺小。
我有时被自己对自己说的谎言感动得热泪盈眶。
旭日和夕阳同样地不那么耀眼，因此，要比较它们，非得等一会不可。
月亮是聪明的她能借助太阳发光。
假如是乌鸦，不管它是报喜还是报凶，人们都不会再喜欢它。
人类剥削了可怜的小蜜蜂再来赞美它。
朋友，让我们握握手吧，噢，但不要握得太紧我的手受过伤。
Number：2803
Title：爱的艺术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73期
Provenance：
Date：
Nation：
Translator：
真诚地爱一个人意味着爱所有的人，爱世界，爱生活。要是我能够对某人说，“我爱你”，那末我必定可以说，“我通过你而爱每个人，爱整个世界；同时，也通过你而爱我自己。”
爱意味着勿需山盟海誓的承诺，意味着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于人，希望自己的爱能在所爱的人的心间激起爱的波澜。爱是信心的活动，缺乏信心，爱也不会深厚。
爱是人积极能动的力量，它打破了把人隔绝的围墙，使人与人和谐相融；爱使人克服孤独感和分离感；然而又让他仍为他自己，依然伫立于其整体性中。
爱是唯一的求知途径，我通过它而与人相融，由此领悟了奥秘。我奉献爱，我捧出我自身，我融入他人，由此我找到自已，发现自己！我发现了我与你，发现了人。
Number：2804
Title：吞噬
作者：陈仓
出处《读者》：总第73期
Provenance：人物杂志
Date：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这便是中国。
这是一片可怕的沙漠！科学家在这里得不到寄托的沃土，艺术家在这里沾不着滋润的雨露！有的是手令和训词、世故和人事，不少的学人和专家便在这风沙的大漠上，现实生活的八阵图中，人为的诈毒的罗网里摸索、挣扎、哀鸣，以至于倒下。
一
周先生是山东西南部人，哪一县已经记不清了，家境相当富裕，因此才能幸运地从家乡到达北平顺利地考入了清华大学，那时，周先生不过十六岁左右。
他的天资很高，而且又肯用功，所以成绩很好。约在民国六七年间（1917年至1918年），学校选送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周先生就是这批学生中的一个。
周先生当时一切是太幸运，也太顺利了，正所谓“少年得志”。他满意地跨上了东渡的洋船，热烈地接受亲友们的礼赞，兴奋地踏上了新大陆的土地。
抵美后，他就读于世界闻名的麻省理工学院专攻航空工程，同样以优良的成绩毕了业，而且入了研究院，他的勤奋有了收获，得到了博士学位。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二十多岁的周先生当时的心境是多么快乐呵。
他本来是打算回国的，无奈当时国内的局面非常不安，军阀互相攻杀。他站在太平洋的彼岸，遥望这一片喧嚣和烽烟，却步了。他沉恋着彼邦的科学环境，他挚爱着他的师友和学校，他留下了。这一留，便是长长的近二十年。
他先后担任教授和工程师的工作，后来取得了“注册工程师”的资格，在一家飞机制造厂内任工程师，负责重要的工程。
他和一位美国姑娘结了婚，先后生了三个孩子，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在长期异国情调的感染中，他的生活习惯全部“美化”了。长期科学工作的浸渍，使他变得出奇孤僻。他疏于（甚至从不）和国人来往，家信也懒得写了，在华侨中也绝少交游。他学会了提琴，在弓弦的旋律中，遣送工作的疲劳。
虽然如此，周先生并不曾一刻忘怀他多难的故国。抗战前，中国向美国一次次订购飞机，经办人员往往不懂飞机机械，于是就近请周先生义务代为检查。他率领着技术人员，拿着试验的仪表，细心地探测飞机各部的结构。他抚摸着每一架飞机的机翼和机身，象叮咛一群远行的孩子；他想象着那些螺旋桨不久后将搏击着祖国蓝空上的白云，座舱内乘坐着祖国年轻的飞行员，他那被激动了的心，便随着喧腾的马达声，不止一次的回归到久别的祖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位科学家恬静的心田沸腾了！可以想象，他是如何热情地向异国的夫人倾诉一个被凌辱民族的一分子胸中的积郁，如何坚决地对他的孩子们诉述祖国抗战必胜的信心。那时的周行功，沉浸在天真的兴奋中；他强烈地作着回国献身的打算，憧憬着祖国光辉的远景，希望明天……然而因为家庭的顾虑，迟迟未能成行。
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有位高级官员，不知“养病”呢，还是“考察”，也到了美国。酣游之余，便顺便发表了一通谈话之类，说什么祖国需要科学家，海外青年皆应投奔祖国抗战神圣大业，云云。堂堂皇皇，慷慨激昂。天真的周先生听到了这些“号召”，马上增添了勇气，打消了心中一切迷茫和矛盾，决意回国了。
他把这些意图全盘告诉了他的妻子，说要只身回国。无疑地，她最初的反应是阻扰和挽留，甚至索性劝他申请加入美国籍；他坚定的意志却丝毫不受撼动，柔情牵不住他的归思，眼泪浇不熄他报国的烈火，他毅然抛弃了他许多年来幸福和安祥的生活。这一决定，就是周先生生命的分水岭。
分手的日子，周行功怀着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对祖国的冀望，向他的妻子庄严地宣称：
“中国是有希望的，比你的美国还有希望，将来和平了，我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