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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的日子，周行功怀着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对祖国的冀望，向他的妻子庄严地宣称：
“中国是有希望的，比你的美国还有希望，将来和平了，我再来接你们，到美丽而可爱的中国大陆上生活去……
“祖国将以神圣的工作来欢迎我，我将努力于飞机的制造和装配工作……
“勇敢的中国空军将驾着我亲手制造的飞机去和日本人作战……”
……
于是，我们年轻的工程师，辛勤的科学工作者周行功先生，便抱着满心的兴奋和希望，回到他的祖国，可爱而又可哀的祖国！
二
回到祖国后，一切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他得到的一份工作就是坐办公室。他担任了航空委员会（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属的空军指挥及管理机构）的顾问，到月终就可领到一笔不小数目的薪金。这在旁人，也许以为是最难得的幸运，最上乘的“清福”，但对于一个实际工作者的周先生，却如坐针毡。他失望极了，也痛苦极了。但他却有更多忠厚的原谅，把这一切怪现象都归罪于战时的失常。他想，以后总会好一些吧。他一天天等待，随后便是一次次的失望。初始，他忍耐地将痛苦深藏在心里，很少发泄出来，屡屡给他妻子写信，骗她说，这里一切都好，叫她不要挂念。但到了后来，从日常处事的交谈中，他处处表现出不安和愤懑了，同事们都把他看作狂人，或者以为他有意摆洋架子；他毫不介意这些嘲笑和冷眼。面对这一切恶意的奚落，他有点后悔，但倔强地坚持着。他怀念工厂，怀念机器，对于连老虎钳也没有一把的办公室，无可奈何地感到厌倦。他就这样不通“人情”和“世故”，多次请求调换岗位，都没有获准。他终于被激怒了，时常在办公室内拍桌怒骂，即使是他的长官也不留情；长官们也是不好惹的，不久以后，这位顾问就被免职了！
在祖国的土地上，他觉得生疏了，一切都变得如此格格不入。免职后的周先生，第一次感到失业的威胁，度过顺利的半生，才真正体会到彷徨和失意。他无可避免地想到了美国的家。回去吗？不能。他不能在妻子面前证明他和他的祖国如此无用。他想回家乡，而山东的老家，早隔断在层层的烽火里！
周先生正痛苦地泅泳在矛盾的漩涡中，却接到一份聘书，武汉大学请他作航空工程系的特约讲座。因为战火的逼近，国民党政府又西迁了，周先生并没有与之同行，原因是一股强烈的乡愁袭击了他。山东的家人知道他回国以后，无论如何要他设法回去一趟，周先生也觉得离家二十年，确想回去看看，但事实上又无法办到。正犹疑间，武汉保卫战展开，他只好狼狈地移居四川。
其实，他是可以重入武大执教的，然而他不。一方面他是一个实际的工作者，他的服务场所应该是工厂而不是学校；一方面因为他写中国字讲中国话已很生硬，教书颇多困难；再说，他又哪里有本事去为自己钻营自荐呢！
他只有闲住在家里。
到了这时候，周先生才真的恐慌了！
也许是饥不择食的缘故吧，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的秋天，周行功登上成都县立中学高三毕业班的讲台，讲授物理课。他的脸庞已经比以前瘦削多了，失却了往日的光泽：稀疏的白发，就是他两年来屈辱生活的标志。他以生硬的腔调，连缀着他所能搜集到的汉语词汇，许多专有科学名词只有借助于英文来表达。因此、作为一个中学生，听他的课是非常困难的事，而他的教学法也是失败的，他喜欢在黑板上画各种复杂的图形，又喜欢举机翼剖面或空气动力为例，弄得学生不知所云，对这位博士从一开始就非常不谅解。但他的态度是诚恳而热情的，不象其他镀金博士似的故弄玄虚。及至学生了解到他可悲的处境以后，便十分同情和尊敬他了！
等到他教的那班学生毕业以后，也许这校方发现了其他班级并不能接受他的教学方法的缘故，也许是一些别的什么原因，周行功便被成都县中解聘了！
他没有能耐去参加那“六腊之战”（解放前四川各地学校每逢六月、腊月向教师下发聘书，广大教师为了生计而紧张地活动以求获聘任书），也许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一行买卖，周行功这下子可真失业了。他寄居在成都一家“鸡鸣早看天”之类的三等旅馆中，噙着泪水，按捺着激跳的心，向太平洋彼岸的妻子撒着瞒天的大谎：“一切都照计划进行，不用挂虑的！”可怜他的妻子，哪想得到那封来信的邮资，竟占了丈夫当时财产的三分之一！
不幸中之大幸，周先生又接到了四川省立高级工业专科学校的聘书。对此他感到欣慰，立刻搬入东门外多宝寺校址，重操粉笔生涯。
成都县中有些同学偶尔也到多宝寺去探望他，有人回忆当时的印象说，周先生因为受刺激太深，神志已经有点失态，麻木而且憔悴，眼睛呆滞无光，头发和衣服也懒于整理，房内凌乱不堪，那把提琴已经不知去向；他还不间断地抽着劣质纸烟……
一个学期以后，他又离开了多宝寺。无疑的又是学校将他解聘，那是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秋天。
这时的周行功，真的绝望到底了。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立身之所，他艰苦地和饥饿作了几个月的搏斗，失败了。他的矜持已经动摇，理想已经烟消云散，寄居在一个同事的家里也渐感不便了。更大的困难迫使倔强的周先生不得不向他的夫人投降，决意再度赴美。正当他准备向万里外的她作呼援的绝叫时，太平洋之战（1941年12月）爆发了。
三
像一个疲惫的善良生灵躲不开猛兽的追扑，周行功实在无力跨越这黑暗现实为他预设的陷阱。他举目无亲，无力反抗，只有逃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竟吸上了鸦片烟。
他想用这强度的刺激来麻木自己的创伤，在烟雾的缭绕中得到片刻的恬静。这害人的毒物，却被周行功看成是一个柔善的抚慰者！
从此，周先生的生活全部越出了轨道，蓬头垢面，半痴半狂，随身的衣物全部送进了拍卖行。
蒙在鼓里的周夫人，由于久久得不到丈夫的信息，日益加深了她的怀念和疑虑，抵不过这些情绪的侵扰，她安顿好孩子们，便决定到中国来寻找他！
经过许多周折和奔波，她跑了许多路，问了许多人，终于找到了周行功。
站在她面前的、早已不是昔日的周行功了。他像一个才出狱的病囚，一个将死的乞丐。眼屎和牙垢，乱发和长须，一副憔悴的病容上，浮现着呆滞和麻木……这一切现实的迫害在他身上留下的创痕，标志出他数年所受的折磨和灾劫之沉重。长久的对望以后，两人都悲痛地哭泣了。但当他下意识上前与她握手表示亲热时，她退缩了，变得尴尬和难堪。一种倨傲民族的优越感，在她的潜意识中迸发了。假若在当时，她想重温过去的日子，给予周行功以足够的照顾和同情，也许周行功会从此逃出罪恶的囹圄，恢复生命的活力。然而，她不，她竟吝啬于向行将没顶的丈夫抛下一个救生圈。她有比怜悯更多的憎恶，认为有一个吸鸦片嗜好的丈夫，对她是一种耻辱，正象一个庸医一意责骂那无罪的患者，而忽略了去寻找造成疾病的原因。正需要多量的抚慰和爱怜的周先生，当他从昔日的爱人的口中听到离婚的字眼时，他的心碎了，心中希望之火的余烬，顷刻之间让这雪水般冷酷的语句淹没了。他周身战栗，久久不能说话，好半天才讷讷地说出两个字：“可是……”
在人生的战场上，此后的周行功真正的变为一个孤独无援的弱者。
从那时候起，谁也无法知道他的行踪。可怜的周行功，他的名字已经在人的字典中被抹消，而过着非人的生活。
四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早睡的成都市民已经各自回家休息，长而直的东大街，行人稀疏，路灯暗淡，更加衬托出冷风的肃杀和古城的悲凉，一个青年人挟着一些新买的旧书向四川大学的方向走去，不时还扫视着两侧的地摊，想发现一些便宜的旧货。忽然间，他被一声悠长的叹息所吸引，顺着那传来叹息的方向看去，只见在一盏摇闪的荸荠灯下蹲缩着一个衣着褴褛的老人。走近一看，原来这老人是坐在一张小矮凳上，面前摆着一张矮小的方形托架。托架上有几张红色的折纸，纸旁有墨盒和毛笔，而最显目的还是一个白色的小镜框，框内有四个歪斜的大字“相命如神”。这位青年端详这木然不动的老人，感到似乎有点面熟，他从那如银的白发和乱须中，从那高耸的颧骨和瘦削的脸庞间，从往昔的生活中去追寻，顿时，这位青年象触了电，惊叫起来。
“周先生！”
“你！你是谁？”
青年介绍自己姓向，在成都县中就读时，经常在课外向周先生请教物理，现在已是四川大学数学系四年级的学生了
“呵！”这一声喟叹，倾诉了老人多少的辛酸，“年青人眼力好，我呢，不中用了！”
“怎么了，老师，这……你怎么会……”学生指着他前面的摆设，满心都是疑问。
“梦，一场梦啊，没有说的，都不必说了，摊子是一个朋友的！呶，他回来了。”
“不，不，周先生！”他一把挽住老人的手，“分别这许多年，不也应该谈谈么！”
周先生没有回答，踉跄地随他进入了附近一家茶馆。
周行功先生怀着难以抑制的悲哀，用哑涩的声调断断续续地诉述这些年来遭遇的惨苦。
“……我抽烟，抽烟，只有抽烟。她给我的钱，不满三个月便用去了一半……后来省一点，总算一年内没有挨饿！以后便不成了，一天有时只吃一餐……忽然有一天，警察把我捉进勒戒所，我以为这下子一定死了，我想死了倒还好，闭着眼睛等，可是没有，他们又把我放了！出来没有饭吃，只好去讨。他们又不准，说大街上有碍市容，警察打我，送我进游民习艺所。方才那位算命的便是在习艺所认识的，他有空就教我，说这可以找钱吃饭。在习艺所生活并不比外间好过，又不能逃。后来霍乱闹得凶，一天死几个人，天气热得闷人，米又贵，他们便把我放了。不久抗战胜利，我欢喜得几夜没有睡，心想这一下可好了，起码也可以回家了。可是……”
老人伤心了，泪珠挂在眶边。
街上变得非常冷清，青年学生揩干泪水，站了起来。
“老师，你住在什么地方？明天好再找你！”
“呵，不不也好，明天来这里等你。”
学生把怀里仅有的三千元摸了出来，怯怯地交给周先生。周行功没有感谢，也没有推辞这善心的馈赠。
第二天，姓向的青年约来大批好友，在茶馆等候又等候，始终没能见到周行功的踪影。
后来，据说成都盐市口刘湘铜像下有一具连鞋子也没有，衣服非常破碎的尸首，伏在严冬的冷气里。看过的朋友都说像周行功。
Number：2805
Title：失踪的丈夫
作者：J．P．布兰克
出处《读者》：总第73期
Provenance：
Date：
Nation：美国
Translator：吴建雄
失踪十五年之后，他突然知道自己是谁了……
一
麦克道耐尔家住在纽约郊区的拉赫蒙特。吉姆的职业是邮差领班，他在邮局已干了25年，是一个性情温和、说话和气的人。由于长年走街串巷，他在城里有数不清的点头熟人。他和安妮1960年结婚，是一对无子女的老夫妻。
1971年3月，50岁的吉姆·麦克道耐尔发生了一连串奇怪的倒霉事：一天傍晚他出去倒垃圾，滑倒在结了冰的楼梯上，碰青了后背和头部。几天后，他驾车去上班，路上由于一阵突发的喷嚏而使汽车撞上了路旁的一间电话亭，前额重重地碰在了挡风玻璃上。不久，他在工作时又由于头晕目眩而滚下楼梯，头部再次受伤。10天后，他的车又撞上了电话亭，这次他在医院昏迷了3天，被诊断为脑震荡。
1971年3月29日，吉姆开着从朋友处借来的汽车去肯尼迪机场接安妮兄弟一家，然后把他们送到安妮妹妹的住处。当他晚上10点钟左右给朋友还车时，把装有身份证的皮夹丢在了车上。“不必开车送我回去，我这会儿头疼得厉害，走一走可能会好些。”他告别时对朋友这么说。一般情况下，这段路步行要走15分钟。
11点15分时，安妮给这位朋友挂电话问吉姆是否还在他那儿，朋友茫然不知为什么吉姆还没有到家。平时吉姆若不能按时回家，总是要及时告诉妻子的。到了凌晨2点钟，安妮终于给警察局打了电话，报告了丈夫的失踪情况。
24小时后，警察局发出了一则详细的寻人启事，并开始陆续给吉姆的朋友及亲戚发出50多封信件打听下落，他们分析每一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