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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将会非常有效，投入特种部队的人员损失风险是可以控制的，他们是正确。而布什总统无疑看到了这样做以及采取些行动的紧迫性，越快越好。绝不能做不必要的拖延。
但是，资深的陆军专家强调，需要大规模军队，一个或两个美军师来承担决定性的任务，这也是正确的。事实证明，塔利班政府的迅速垮台，使得美国无法及时部署必要的增援部队。一个重要的战机被错过了，这也是五角大楼计划偏好的令人不安的前奏，这种偏好引发了2003年伊拉克战后稳定中的诸多问题。
但是，这并不是错过的唯一的机会，甚至不是反恐战争中的第一次失败。它还出现在国际外交层面。9。11事件后的一段时间，全世界人们都对美国表示了强烈的同情，但是，我们却浪费了一个机会，美国可以籍此建立一个全面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强有力的国际联盟，而不是局限于纯粹的军事力量，而且，建立联盟也有助于分担一些反恐斗争所承受的巨大的政治、外交和经济负担。一开始，美国的行动就没能在联合国争取到合法性。虽然，联合国通过了谴责9。11恐怖事件的决议，但是，美国却一直没有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例如，将可疑组织列为罪犯、构建新的国际反恐法律体系等等。相反，联合国却强烈谴责了作恶者并表示了哀悼，随后，它还支持切断某些恐怖组织资金来源的行动。
真正的战争：恐怖主义北约组织也被遗忘在一边
北约组织也被遗忘在一边，尽管美国是其重要的成员国。在北约秘书长的极力主张下，北约宣布，9。11事件符合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所述情形，即对美国的攻击就是对所有北约成员国的攻击。而实质上，北约被告知，美国一旦做出任何决定都会立即通知它。盟国对美国给予了援助，几架装有北约机载警报和控制系统雷达的飞机被派往美国，但是，美国却没有将北约盟国和机构纳入其计划之中，布什政府最终将它们排除在外。正如布什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告诉我说，“没有人将会告诉我们应该炸哪里，不应该炸哪里”。对许多美国的亲密朋友和盟国来说，这是令人痛心的时刻，这也是一个策略上的失误。
9。11事件之后的几个星期中，在联合国与全世界范围内，对美国的同情持续高涨，这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契机，国际社会、国际法和北约盟国的坚定承诺本来都可以参与到反恐行动中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相反，在阿富汗，当美国努力扩大战争范围，使其超越纯粹的军事行动的时候，它主要采取双边形式与其它国家开展合作，它们彼此交换情报，深化在识别与追踪恐怖分子上的早期协作，努力确定并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邦调查局与其它联邦机构逐渐转向这类错综复杂的联络工作，他们认为，最好是通过双边渠道来解决。
但是，采取这一方式的困难几乎立即显现出来。首先，各国法律不同，因此，国与国之间对认定犯罪证据的定义和要素也不相同。另外，许多国际网络本身并未参与恐怖主义活动，而是给予各种各样的后勤和通讯网络支持，对于这类活动，很难成功地提起诉讼。对电子证据，例如，通过电话监听和无线电截听获得的谈话内容，法律程序的处理方式也有所不同。这些困难还搀杂着情报共享的老问题，诸如利用“敏感渠道和方法”获取的情报，或者有时还包括东道国所反对的情报收集活动等。
结果，一些非常明显的基地组织嫌疑犯仅仅被拘留起来，或者拘留后就释放了，在德国和西班牙更是如此，因为在这些国家，法律体系更为缜密。然而，对于一些国家，比如我们的盟国，美国不能选择动用军事力量，而基地组织成员则隐藏在这些国家，密谋和实施针对美国及其民众的军事行动。
曾经出现过一种局面，人们呼吁建立类似北约组织这样的统一机制。但是，各国不愿承受昂贵而又艰难的重担，如修改法律或诉讼程序，或者详细调查本国的居民。利他主义和友谊并不足以使其它国家全力以赴地反对恐怖主义。与之相反，他们的国际行动遵循着国内的政治议事日程。这正是北约组织的精妙之处，在北约内部，由于政府必须面对国内选民来确定自己的立场并保护选民利益，这样，国际问题就转化为国内政治问题。布什政府反对其它国家通过北约完全参与反恐行动，这既是对自身实力的过高估计，也反映了某种美国式的傲慢，同时，还缺乏对其它国家制度和政治程序的尊重。
美国只能与一百多个政府进行双边较量，这样，有些事情相当难办，与反恐战争一样复杂和敏感。因此，在一个松散的联盟内，那些在上层听起来容易的事情，在政府的基层，执行起来证明是相当的困难，因为要承受沉重的负担。结果，尽管在全世界有数以千计的基地组织嫌疑犯落网，但是，恐怖网络并未（现在也没有）被粉碎。
与此同时，在国内，美国首次采取行动，在情报和司法执行部门内部实现了信息共享，查找恐怖分子的踪迹。在爱国者法案和FBI行动程序变动的授权下，美国开始实施严格的信息分享，交换了上万名被怀疑的恐怖分子名单，并且与数据库信息进行了搜索和比对。国防部和情报部门拥有资料，它们与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等部门协同工作。这样，反恐行动以几乎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广度迅速展开了。
在同一时期，白宫的国土安全部负责领导各个政府机构，尝试处理更广泛的问题。迫切需要的是，在联邦、州和地方一级实施系统性的行动，而不仅仅是确认和拘禁潜在的恐怖分子，同时，还要降低社会面对恐怖袭击的脆弱性，强化袭击发生后的应变能力。国土安全部的首要任务是，评估并优先考虑机场、其它基础设施、船运集装箱、边境、互联网、生物危害等领域的脆弱性，同时，组织预防和应对措施，并提供相应的资源。这是一项庞大的任务，它涉及几十个机构、成千上万的人员和数十亿美元。
最初几周，依靠借来的工作人员、有限的资金，国土安全部组织那些遭到袭击的部门成立委员会，研究问题与相关政策，并且提出一些解决办法，忙得筋疲力尽。这些事件极为重要，对于每一个问题和行动，似乎都需要一个相当庞大而完整的工作班子来处理。在2002年度总统国情咨文的准备过程中，国土安全部工作人员要求掌管一些事务，获得相应的资金，但是在内阁中，这些早期的尝试遇到了挫折。同时，尽管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但国土安全部继续利用紧急拨款的资助，建立一些示范项目并进行了试点。
而布什政府似乎把精力放在了未来对伊拉克的打击上。这仍然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和“一次性解决”机会之类的老观念，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伊拉克是9。11事件的支持者。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预示着一次具体而令人瞩目的军事行动，它依靠现成的手段，即美国的武装力量。如果还有恐怖分子认为，美国人是软弱的、不愿意还手，那么好吧，这将是一次有力的打击。在长达十年的严厉经济制裁下，伊拉克已经被削弱了，看起来，成功地对其实施打击肯定是有把握的。在伊拉克使用武力也会带来其它机会，如突破波斯湾地区十年之久的“双重遏制”政策；对该地区其它国家施加压力；在任何针对美国的重大威胁出现之前，在盛产石油的波斯湾，解决对美国地区性主导地位的潜在挑战。
2001年11月，我又来到五角大楼，有机会与一位高级军方参谋人员交谈了一会儿。是的，我们仍计划攻打伊拉克，他说。但是，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这仅仅是作为五年战争计划的一部分来讨论的，他说，总共还有七个国家，从伊拉克开始，然后是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伊朗、索马里和苏丹。因此，我认为，这就是他们谈到的“釜底抽薪”的含义吧。这是以色列固有思路的延伸：恐怖主义必然有一个“支持国”，由于有足够的信心拿下它，因此，与追踪单个恐怖分子、查找模糊不清的组织和暗中勾结相比，打击一个国家要有效得多。
在交谈的时候，他对反恐构想的广度、对构想的愚蠢给予了斥责，几乎持怀疑态度。我转移了话题，那不是我想听的事情。而且，也不是我希望看到的发展方向。
我仔细琢磨，尽管恐怖主义的确来自这些国家，但这也是大错特错的！好吧，可能真是伊朗在背后支持黎巴嫩真主党，暗中串通叙利亚对哈玛斯和真主党提供援助。但是，真主党和哈马斯都没有以美国为目标。为什么把哈玛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牵扯进来呢？假使我们先考虑某个对我们构成威胁的国家，那么，伊朗当然首当其冲，他们正在实施化学和生化武器计划，有明显的核抱负，并有组织良好的全球恐怖分子组织。
但是，对于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国，如埃及、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这些恐怖分子的真正来源国，又该如何对待呢？难道首先不是这些国家的高压政策，其次是腐败和贫穷，使众多愤怒的年青人沦落为恐怖分子的吗？对于沙特阿拉伯激进的意识形态与直接的资金援助，又该如何处理呢？他们难道不是共同在支持激进的伊斯兰运动吗？我们的北约盟国又怎样呢？他们的城市难道不是变成恐怖组织的集结基地和策划指挥部吗？我们没有直接打击基地组织，而是实施一系列军事冒险去颠覆外国的政府。
真正的战争：恐怖主义布什政府四面树敌的策略
在我看来，布什政府正把我们引入一个四面树敌的策略之中，这一策略看起来像是在鼓动一种“文明的冲突”，而不是赢得反恐战争。对于直接处理袭击美国的恐怖分子，颠覆这七个国家毫无用处，但是，它却使我们成为该地区每一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大多数群众的夙敌。打败恐怖分子是办法是消除他们的民众支持。应该单独以恐怖分子为目标，使他们丧失发动袭击的能力，将其组织连根拔起。我想，最好是把恐怖分子驱赶到不得不支持他们的几个国家，然后，迫使这些国家停止支持，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一开始就以一系列国家为敌，把恐怖分子分散到越来越反美的伊斯兰民众中，这是一种冒险，真是愚蠢至极。
而且，军事上的可行性也是一个问题。虽然伊朗会构成挑战，它有七千万人口，比伊拉克大得多，然而，要解决这些国家的常规武装部队，我们也许毫不费力。但是，我们进驻这些国家后又会发生什么呢？战后计划是什么呢？我们将如何管理和发展这些国家，为什么会认为，与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西岸相比，我们在这里能更好地防范恐怖分子活动呢？
1982年6月，以色列人在几天之内就一路攻入贝鲁特，但是最终陷于失败，随后是持续了18年的撤军。我们已经设法解决了索马里问题，但感觉并不令人愉快，在城市中，妇女、儿童和非正规武装在战斗着，这让人苦不堪言、举步维艰。
如果我们想打击那些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为什么不先到联合国，提交打击基地组织的证据，并建立审判国际恐怖主义的特别法庭呢？为什么不形成决议，它将使我们的反恐行动获得国际法效力，使我们获得反对任何可能支持恐怖分子国家的重要手段，然后，利用国际法并提供证据，支持我们的想法，说服有细微分歧的欧洲参与进来，并且，继续保持与伊朗和其它国家公开的贸易往来呢？
那天下午，带着深深的忧虑，我离开了五角大楼。我希望那位参谋弄错了，或者政府会恢复理性。
2001年秋天，打击伊拉克的军事计划显然已在策划之中，它与美国政府最高层的政治倾向是完全一致的。到12月末，总统的演讲撰稿人已接受任务，要求“以一两句话阐明我们打击伊拉克最有力的论据”，为总统的国情咨文做好准备。而在总统发表了2002年度国情咨文后，政策便已牢牢地锁定了。
总统说，“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阻止那些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威胁美国，或者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在9。11之后，其中一些国家非常老实，但是，他们的本性我们是清楚的。”总统也粗略地提到了北朝鲜和伊朗，但是，严厉的指责是针对伊拉克的，按照总统的措辞，伊拉克继续“炫耀其对美国的敌视，并且支持恐怖主义……密谋发展炭疽、神经毒剂和核武器……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