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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8-维迪亚爵士的影子-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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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闻言骚动,有人怀疑他在妖言惑众,维迪亚重复阐述过他的主题之后,也有人同意他说中了一半。很明显的,我敲中了他敏感的痛脚,这下他一定跳将起来,狠狠地发作。    
    “当时,我们就知道选择研究英语,根本就在避重就轻,英语课程只是上个世纪的神学课程的延伸。不过,负笈哈佛所为何来?不过就是学着打猎,享受应接不暇的社交生活,稍后,再生产一系列没完没了的神职人员。距今约摸一百年前后,史威特教授──你知道,就是萧伯纳戏剧里的奚金斯教授的原型”(他说的是亨利·史威特,生于1845年,卒于1912年,语音学家兼语言学者。)──“他跟其他几个始作俑者奠定开办了英语课程,一种新形态的无所事事,专门用来侍候头脑简单的懒人。就这样,好似一道英语文学的皇家宣言,就像英国历史一样,就这样变成一门崭新的研究。1950年的时候,研究范围止于1830年,他们不鼓励学生再继续研究下去,其实,没几个人想再向下探索。18世纪的肤浅反而让他们安之若素。”    
    维迪亚上身端直地坐着,双臂再度抱在胸前,讲话的声音近乎咆哮。    
    “因此,时至今日,这个非科目、非主题发展到现在,已经给一些包藏着政治动机的人给把持住了。大学已经变成一个不允许自由思想的地方了,而今,你的老师不会要求你对某一部作品提出原创性的想法。不过那是一种政治路线!1950年,我们在牛津时,人家跟我们说,只有放假的时候,才是求学的黄金时段。只有放假的时候,你才会去读很多很多的书。放假就是要你去大量阅读。现代人读得非常非常少,他们的理论却越来越复杂。大学生产了整个一代人,他们不会读书,不会思想,只会鹦鹉学舌,拾人牙慧。”    
    台下观众零散地传出喝彩声。有谁听说过别人如此抨击英语系所,或是这样评估英语研究的?物理比英语重要──确实,英语研究本来就广泛低于其他所有学科。    
    “这一点尤其伤害新兴国家,较为弱势的文化,他们得花上极高的代价才能培养出一个知识分子。他们送这些精英到牛津、剑桥,他们送他们到美国的大学深造,结果,这些人回国以后,满嘴巴鹦鹉学舌,扯些先进国家的政治废话。他们都堕落了!”    
    “堕落”两个字刚刚出口,语音方歇之际,马戏团帐篷各处立即爆发澎湃的叫好声。好不容易,舞台上终于酝酿出值得撑开偌大一顶帐篷的表演,怒火高昂的小说家极力嘶吼,一个印度人变幻出正宗的绳梯戏法。    
    “而我认为,英语课程应该确认为愚蠢课程!”他高声呼喊着,“绝对不能跟物理课程,或是医学课程,或是天文学相提并论!不应该再拨经费供养英语课程,所有的教授跟所有的讲师都应该从类似的职位上连根拔起,改派担任其他工作。我也不知道,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别的事情?他们还会做什么!过去,我们会说,‘派他们去做公车服务员吧!’可是,现在我们知道了,公车服务员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游手好闲而已。”    
    对话进行到这里,我也没有必要再插嘴。我等到观众的笑声与喝彩停顿平静之后,再度匍伏潜入他的影子底下,再度提问:“那么,你认为文学系所都应该取消解散吗?”    
    “我想,文学应该在私底下阅读,”维迪亚说,“文学不是为了年轻人而存在的。文学是写给老人、历尽沧桑、遭到创伤、受到损害的人的,他们阅读文学,寻找可以跟他们的经验共鸣的地方,或是某种类型的慰藉。”    
    我说:“遭到创伤、受到损害的人。”    
    维迪亚已经开怀咧嘴,胜利式地呵呵畅笑。“丰衣足食的部族社会不需要文学。他们只要捣着山药,就开心快活得很!”    
    “可是人类不能背弃读写的能力,不是吗?”    
    “不行,你走不了回头路。你也装不来,你洗不掉脑子里学过的东西。”    
    维迪亚大笑,略为放松先前长篇大论,口诛挞伐的紧张,他说:“你是说,‘派他们去做公车车掌’那一段吗?”    
    “做了就会了,”我说。    
    “就像史魁尔斯先生说的一样吗?”    
    “还有:下乡学捣芋。”    
    维迪亚又说:“文学会给自己找出路的。终究还是会有读者的。现在,除了大学以外,你还有文学奖所产生的恐怖压力,这是种出版业界极为可怕的堕落。正如我先前说的,我出第一本书的时候,根本没有人采访,什么也没有,书就这样自己去流通,自己去找出路。假如当初有这些文学奖,我的书又没沾到任何奖项的话,出版公司不早就把我踢出伦敦了。”


第四部:逆转一场文学对谈(6)

    “不过,文学奖不过就是生意手段,促销方式而已,”我说。“有意思的是,大学也是一门生意呀。”    
    “而且也是阅读习惯养成的帮凶之一,因为大学只认可学生阅读某些文章,”维迪亚说,“有人跟我说,美国已经不教弗朗西斯·帕克曼的东西,也不再肯定学生读他了。他们不鼓励任何人去读他的书。可是,他是个伟大的作家。《奥瑞岗步径》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不过,你在美国找不到他,看不到他的书,因为,他的政治立场与当局不合。这就是那种虚伪的英语课程强加在整个文明上的残暴苛政。”    
    “所以说,阅读应该是种私人活动!”    
    “没错。一种私人活动。你的朋友跟你推荐一本书。接着你就静静地看完。你不要别人指导你该怎么思考。”    
    “可是,假设现在你又回到了牛津,你会学些什么呢?”    
    维迪亚说:“我要做些同样懒散的事情。”温和地笑笑,听起来又像个西印度群岛岛民了,“研究英语这整件事,就是一种懒散的形式,你知道。只是排遣时间而已──不必认真。就像我们需要一个减压舱一样,从青少年时期衔接到成人期。”    
    我说:“不过,牛津岁月对于你日后成为一个作家,是一段枢纽性时期。”    
    “不,不,不。牛津跟我后来写作没有关系。除非,你考虑到,或许说是独处的效应吧,或是说长期独处,或是说,长时期郁郁寡欢,不过,那也可以出现在其他地方。”    
    “你不必大老远上牛津去落单独处吧?”    
    “不必上牛津去,去落落寡欢,或是去贫寒交迫。”    
    布佛一直坐在一边,有时跟着大笑,有时看来又像是惊骇不解。他说:“早先,你讲了一些我觉得挺耐人寻味的话,就是当你说,旅行写作就是要比某些虚构小说要来得真切。请问,你现在觉得你的非小说写起来比较真诚,也比较能让自己满意吗?”    
    “确实。现在,每当我要直接撰写虚构小说,就会有一大堆麻烦,因为,我的虚构小说已经写完了,”维迪亚说,“而且,我也已经写了四十年了。我已经极力趋近完美地掌握我的经历。我不能再走回头路去写些我现在排斥的东西,因为我想知道,怎么会有人刻意要去伪造一段现实中完全可以成立的经历呢。这么说,为了戏剧效果,每个人就都得浓彩盛装的吗?上个世纪里,物换星移,江山代有才人出,来者迅速地修正了古人,作者一代修正一代,一本书修正上一本书,写作形式发展之迅速多元。我想,既然你已经可以掌握这样多彩多姿的材料了,这么多不同的文化汇集,而小说只有在处理单一文化的时候最方便──单一一种文化,就那么一套行为模式,大家都能理解,几乎就像简·奥斯汀一样。写这一类的小说比较容易。不过,当整个世界从四面八方交会冲激的时候,小说那种形态就无法绝对地呼应这种趋势,而撒谎隐瞒又如此轻而易举。每当我读到从东南亚出口的书籍,我就感到忧虑。我想,‘撒这个谎是为了什么?又为什么这是个谎言呢?’就好像你在读一本自传的时候,不断地思考着,‘这书里漏掉了什么?又扭曲了些什么?’一样。”    
    我说:“所以说,对于这种发展新形式的必要,你的反应就是《到达之谜》与《世界出路》这两本书吗?”    
    他说:“所有伟大的作品都是一种创新的形式。蒙田的散文──完全的创新。刚开始,他也是写一般传统的散文,接着他的散文形态就不断发展,他写到他自己,写到他置身其中的战争,他写到残暴酷行,他写到新大陆的发现,而他同样自我解嘲地写他自己,这个既现代又新颖的人──绝对的新颖。这也就是蒙田之所以为蒙田。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独创一格的创新作家。他们跟其他人都不一样。”    
    我喜欢他这段侃侃高言,不仅是他对于伟大作家的结论,更因为这段话透露出维迪亚自负到什么程度。他将自己视为前无古人的独创作家,而今,我终于了解他的原因了:他的榜样就是米歇尔·爱昆·德·蒙田。    
    他说:“大学院校里面,没有人教学生要创新。他们教学生要抄袭别人。抄袭赋予最高的价值。而我不晓得,你该如何去评判那些衍生的形式?我不知道,假如你的创作形式不是原创的,无法表达新的视野,你该从何评断高下呢?有人说,‘用风格来评断。用人物角色来评断。’我不知道。”    
    布佛说:“两位都出版过带着强烈自传意味的小说。可是,不管是《到达之谜》或是《毕斯瓦先生的房子》,《我的秘密历史》或是《我的分身生涯》也好,自传式的小说有个问题,也就是故事一讲过,就不再算是故事了。一讲完就没了。自传式的小说一出,接下来,再撰写类似小说的可能性也就枯竭了。”    
    维迪亚比了个专横的姿态,模仿葛雷梗的神情语气,说道:“我感觉,我想说,我不是反对叙述的基本教义派。我们一定以叙述来处理创作。没有叙述,着力点也没了。”他扮个鬼脸,想引发观众注意。他说:“所以,现在我还能对小说说些什么呢?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叙述写作,不管是用什么形式都好。或许,保罗必须投入这种自传式小说的理由,是因为他的经历一直很独特。他不是在写一个平凡的马萨诸塞州童年生活。他多年旅行,他经历了许多不同的文化,他深入探索与吸收了不同的文化。而且,因为这样特殊的经历,他必须在他写的书中定义自己。


第四部:逆转一场文学对谈(7)

    他就是不能再继续用第三人称方式叙述,含糊带过,不去定义叙述中的参予者是谁,旁观者又是谁,这个讲话的‘我’是谁,那双‘眼睛’又是谁。不然的话,读者会看着这种第三人称的叙述,一头雾水地问,‘这究竟是谁写的?’”    
    这段话听来离奇,对虚构文学失去信心,近乎于宣称小说只会误导读者,完全是子虚乌有,如果你不说小说已死的话。不过,这也不是新闻了。早在三百年前,在《鲁滨孙漂流记》的第一册上市造成大轰动之后,丹尼尔·笛福就曾经在续集中说过大致相同的话:“捏造情节、虚构故事当然是一种可耻的罪恶,这一点却甚少遭人追究。这种谎言会在你心上钻出一个洞来,接着,或多或少地,就在洞里豢养着撒谎的习惯。”这种话,不论是笛福说的,还是维迪亚说的,我都很难同意,而且我觉得,就像维迪亚一样,笛福讲这话只是给自己方便,以及迎合清教徒的心理。    
    我说 :“不过,在你的第一本书《神秘的按摩师》中,有的时候你以第三人称方式写作,有时候又换到第一人称。我认为那是最惊人的革命性创新了。在此之前,我从来没读过有类似创举的书。你当时这么写是因为──”    
    “因为无知!”维迪亚高喊着,接着大笑。“而且,不论第一、第三人称,两个人都是虚构的──也就是说,叙述者也是我笔下创造的人物。”    
    布佛问道:“我可以请教你,令尊是如何影响你的?”    
    “我们不应该谈到这个,比尔,因为有关于本人的写作──实在太深刻,也太个人了。”    
    对谈到此,几乎已经过了一个小时。布佛向我们致谢,观众鼓掌喝彩的时候,维迪亚转身再跟布佛重复一次:“我不回答任何问题。”    
    我们跟着散场人潮步出帐篷时,我说:“你也跟我住同一间旅馆吗,维迪亚?”    
    他说:“我不过夜。我这就要回威尔特郡。”    
    他神色为难──不像在台上时那么急躁紧张,却显得疲惫而意兴阑珊。    
    “那间旅馆好像挺雅致的,”我说,“稍晚,我们可以一起吃顿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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