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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我脸上带着微笑，说道：“密密，恩轧马，委委，基殊。”往往都能表情达意。我是肉，你是刀。
“才怪，”一个女人笑着说，“你才是刀，我是肉。”
我说：“西西，恩轧马，姆毕利。”我们都是肉。
有时候，只需意会，不用言传。在非洲，跟一个女人独处，就意味着两人有完全的自由。她也许不会说：“咱们上吧。”她说不定一点声响也没有。她的沉默与微笑，就说明了她的意愿。过去，我感觉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受到压抑。而今无须任何协议，真是教人宽慰。如果，我碰到一个喜欢的女人，我很快就会提到性。在我看来，对方也总有同感，我提议要做的事，跟玩上一局桥牌一样，没什么要紧，也犯不着拖拖拉拉的。
维迪亚曾经对我说：“我已经禁绝房事了。”如此声明，奇妙地引我遐思。我从这项隐私揭露的观点出发，来看待帕特，发现她的羞怯与饥渴，以及一丝关于脆弱而容易受伤的情感的暗示，往往使她益发可人。
我们一同散步，还经常落单独处，不过，我始终找不到话来提起这个话题。我毫无技巧，也知道单刀直入只会坏事。她对我，就是过于有礼，谨慎周延到我不知该如何对她莽撞直言。我暗自期望她能帮帮我，不是坦白地拒绝我，叫我死心，就干脆助长我的欲念遐想。她的礼貌，反而像风骚女子的反应，变态地吸引着我，就像我同样受到她精巧的脸庞、淡蓝湿润的眼眸所吸引，还有她那头可爱的秀发──她不过三十三岁，发丝却已经银灰耀眼，更进一步挑动我的情思。
第一部：非洲恋慕朋友妻（2）
有一天，她凑巧看到我盯着她，目不转睛，当下就自觉地忸怩起来。她辩解着：“我衣服缩水得好厉害。”一边还用她纤细的手指头扯扯衣裳。收紧的长裤，收紧的衬衫，还有她漂亮的嘴唇。凡此种种，从未逸出我流连忘返的凝视目光，不过，我对朋友妻的情欲绮念，每次在我和帕特散步或是开车兜风回到旅馆，面对维迪亚之时，总感到衷心的愧疚。直到过了许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当时正在写作的书里，维迪亚的印度叙述者──主角，娶了个英国太太，多少跟帕特有些神似（书中还用了一整页的篇幅，说明把玩她那对乳房的情趣），她与一个年轻的美国男人有一段出轨恋曲。叙述者只是袖手旁观；让他绿云罩顶的那个美国人，“对我稍嫌过度热心了，我对他无所介意，对他只感觉自己像个父亲一样。”
艾尔朵瑞特有一家嘈杂的酒吧，位在一条后街，店名叫“高地”。虽说店里乐声震天，里面其实没多少人，大部分都还是附近地区的女人，皮肤黝黑，来自湖畔的基苏木镇上。一天晚上，我将帕特送回旅馆以后，就去到高地酒吧。我坐上吧台边的一张椅子，见到附近一个非洲女人对我微笑。她的脸庞，在差劲的灯光照明下，像铁面一样辉映。
“葛唔虾因。”
我请了她一根香烟，用斯瓦希里语问她：“你想不想喝杯酒？”
那女人说：“好啊，你买单的话，我要一杯彭贝（pombe，斯瓦希里语的啤酒）。”就过来跟我坐在一起。
我问道：“那么，你都在做些什么？”
她说：“我一直在等你呀。”
我想，事情本来就应该如此，因为我知道，那不是“如果”和“什么时候”的问题，只是待会儿，我们该到哪里找个没人打扰的安静所在。
紧要关头你要怎么办？
奈波尔夫妇在离开坎帕拉之前，就已经买了车子，一辆棕褐色的宝狮汽车，在东非一带是很受欢迎的车型，经常充当丛林出租车，因为车体的悬吊系统扎实，引擎又稳定可靠。阿格瑞是他们的司机，他的英语不灵光。他经常用斯瓦希里语对我说，他想跟老爷沟通的一些事情。每当维迪亚被他惹毛了，他就会央求我跟他说明，老爷为什么又生气了。我从来就未曾细解维迪亚的乖张脾性，而且，他闹起别扭来，一次总要好几天才消散，仿佛俄国小说中，主仆之间的怒火纷争。而当双方僵持不下之际，维迪亚就自己开车，叫阿格瑞坐在后座。严酷的角色逆转，再加上维迪亚开车不守规则──之前，他从来就没有自己的车──这对降谪为乘客的司机而言，更是羞辱；困坐在传统上属于老爷的位子，而老爷横冲直撞地替他开车。
就维迪亚而言，整个东非只是一块叫人着恼发狂的地方，不过，任何一位东非居民都知道，东非是由三个泾渭分明的国家组成的。乌干达保护国已经和平转移到独立。坦桑尼亚，变态地崇尚意识形态，整个20世纪60年代，举国上下都是极“左”思潮的大实验室：领导身着中山装，鹦鹉学舌地高喊着的标语口号。当时，肯尼亚是个部落割据的动荡国家，差异两极化的政党搅和在地域与民族的深仇大恨当中。茅茅冲突，人们记忆犹新，暴力狂飙，国家因而分裂崩离，充斥着仪式性谋杀、嗜血祭典与凶残的食人行径。肯尼亚一度为杀戮战场，现在则统领在狡猾又爱说教的老战士裘莫·肯雅塔之下，而他不时向外国政府与印度商家强索献金。肯雅塔政府有钱好办事，不过，有时商家也会踌躇缩手，不让官方予取予求。
维迪亚住在卡塔加山寨的时候，六名印度商人因拒绝付款，被强制递解出境，驱离肯尼亚。维迪亚发问，了解到我们一向知悉的史事，奈洛比的印度人曾经协助领导肯尼亚人迈向独立。他们遭到英国人歧视，不准居住在某些地方，禁止种植现金作物（Cash Crops），同时也禁足于俱乐部门外。“乌乎鲁”（uhuru，独立）之后，肯雅塔政府卑劣地对待他们。接下来，就开始驱逐某些印度商人了。
维迪亚是个显而易见的穆兴迪，印度人。即使他说自己在赤道骄阳之下，已经晒黑了好几阶色度。他的丛林帽与手杖遮掩不了什么。而今，他住在一个不欢迎穆兴迪的国家。“该死的亚洲人”不过是肯尼亚的非洲人提到印度人时，比较不刺耳的称呼之一，而卡塔加的佣人私下彼此交谈时，就将维迪亚喊做穆兴迪。
维迪亚意志坚定，他反击的方式跟他在乌干达的时候差不多。不论何时，只要他在肯尼亚遇到印度人，他就盘问人家，执意要对方交代，万一情况出了差池，他们的应变计划如何。他管那种时候叫“紧要关头”。“很好，”在初次相见，彼此招呼之后，他就会说，“碰到紧要关头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他呼吁他们前往印度或是英国，而且要把他们的钱都带走──给那些非洲人一个教训。他引用《福歌》，他说：“你一定要行动！”不过，他们只是不安地微笑，说他并不了解。他决定要带着帕特和我一同前往奈洛比，晋见印度的高阶行政长官以及美国大使，当面研讨这项议题。
第一部：非洲恋慕朋友妻（3）
我们开车通过大裂谷前往奈洛比的路上。“你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的话吗？”他跟我说道，“要仇恨压迫者，不过，永远要留意被压迫者。”
我认出他进行中的小说里，主要角色讲话的腔调。那也经常是维迪亚自己说话的音调。似乎，维迪亚与他的英雄在大部分事情上的看法如出一辙。他们甚至引用相同的说法，或是“措辞”，正如，他们都会说些：“迩来”、“紧要关头”、“一小段时间”。
“关于这趟奈洛比之行，我已经思索了一小段时间，”维迪亚说，“对，一小段时间。”
接近大裂谷绝壁的时候，我们看见一块招牌上写着：“胡参有限公司羊皮外套特卖。”维迪亚说，他想见见他们，虽然，我心中狐疑，他可能不过是想训诫胡参先生一顿而已。外套很便宜，既厚又重。胡参先生替我们量过身以后，说他可以接受订做外套。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可以送货到府。
我们付钱之后，维迪亚质问胡参先生道：“那么，碰到紧要关头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胡参先生说：“我有计划。”一边暧昧地摇头晃脑。
我们又回到路上的时候，维迪亚说：“他在扯谎，当然，”又说，“我不晓得自己是否撑得起来？”
他是指那件羊皮外套。
帕特坐在后座开口说道：“你当然撑得起来。”她总是扮演这么正面激励的配偶角色。
维迪亚说：“也许要去苏格兰的时候吧。”
远处，三两头长颈鹿，漫步踱过山谷，一群低头吃草的斑马，以及三五群集的瞪羚。
“降霜的天气。下雪。我看到那时候，外套就派得上用场了。可是，我不知道我撑不撑得起来。我想我的肩膀不够宽阔。”过了一会儿，他说：“保罗，你一定要到伦敦来。见一些真正的人物。带着你的羊皮外套来。”
打探消息
奈洛比是个街道宽阔的小镇，富有殖民地的气氛。维迪亚说：“都在模仿。”不过，他喜欢诺福克饭店，喜欢饭店里的干净、舒适。我们登记住房之后，他说，他手上有个尼日利亚人的住址，那人跟肯尼亚人打了多年的交道。一开始，维迪亚还在推敲，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了──帕特早已决定待在旅馆房间里休息──不过，他的好奇心逐渐旺盛。屡试不爽，他的好奇往往战胜了他的犹疑。那个尼日利亚人，在最低层次上，都应该能以西非观点剖析局势。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出身豪沙（Hausa），来自他祖国的北部地方。他在他公寓门口迎接我们，身着一件蓝色细条直纹双排扣西装。维迪亚率先自我介绍。
穆罕默德说：“太好了。”他领着我们登堂入室，房间里立着一架大书柜，他问我们要不要喝茶。
维迪亚说：“喝点茶非常好。”
“要不要放点音乐？”
一个架子上叠着满坑满谷的唱片。
“音乐就不用了，不用了。”
“太好了。”
我们喝茶的时候，穆罕默德就向维迪亚说明印度人在奈洛比遭到迫害的情况。不过，维迪亚不但不讯问他，反而言简意赅，无端不耐烦起来。我只是看看书柜里的藏书。但见《北回归线》、《南回归线》、《爱经》、《裸体午餐》、《洛丽泰》、《棒棒糖夫人》、《爱人手记》以及其他书种──同一主题的不同变调。
维迪亚站起身来，“我们得走了。”
穆罕默德，话头被截掉一半，说道：“太好了。”
坐进车里，维迪亚说他深感恶心。
“哪里不对劲吗？”
他对着穆罕默德的住所做了个呕吐的鬼脸，说道：“手淫者！”
他过了好一会儿，情绪才逐渐平静，不过，在他眉头稍霁之后，我对他说：“我要去见汤姆·霍普金森。”
“霍普金森？那个编《邮报画刊》的家伙？他也在邦戈─妄戈？”
“没错。你要一起来吗？”
“本人一点兴趣也没有。”
第一部：非洲恋慕朋友妻（4）
我送维迪亚回到旅馆以后，跟汤姆·霍普金森一块儿消磨了一个下午。他是个知名的编辑与记者，而他一手擘画，获得高度成功的《邮报画刊》一直是英国出版界对美国《生活》杂志旗鼓相当的响应。当时，正是霍普金森活跃的半退休时期，他在奈洛比主持一所新闻学院。我希望他能拨冗前往坎帕拉，在我即将组织的一个年会上，发表有关新闻自由的演说。高瘦而满头华发的他，友善而不拐弯抹角，同时，他显然是一位伦敦绅士：打着领带，长裤笔挺，发亮的黑色皮鞋，对肯尼亚来说，他是盛装过度了。我们谈到小说──他自己也出版了两部。他说自己太忙，无法赴会演说，只不过，我猜想，应该是乌干达境内暴动的传言，阻却了他的意愿。大部分住在肯尼亚的人，还是拿乌干达当作丛林地带。
当天晚上，在诺福克酒吧里，维迪亚说：“跟我说，跟我说，快跟我说！”他没多说什么，不过，我知道这是他探问霍普金森的方式。
我说：“他在写一本小说。”
“喔，天哪。”
“那是他的第三本。”
“喔，天哪。”
“他说，他搞砸了先前的两本。他太赶着出书。这次，他可要慢工出细活。”
维迪亚嘴里的茶吐了出来，然后，放声释出他整个肺腔的笑浪，他宏亮的烟枪笑声，四处回响。
“他只是在玩弄文字而已。”
我说：“他也是乔治·欧威尔的朋友。”
“本人也经常跟乔治·欧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