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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建党有九十年吗?
国民党大张旗鼓,要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庆祝建党九十年”了。国民党建党九十年的算法是由一八九四年兴中会创立时起算,由一八九四到一九八四,正好是九十年。国民党把这九十年的长寿,分为五个阶段:
一、兴中会——一八九五年(中华民国前十七年)起算。
二、同盟会——一九○五年(中华民国前七年)起算。
三、国民党——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元年)起算。
四、中华革命党——一九一四年(中华民国三年)起算。
五、中国国民党——一九一九年(中华民国八年)起算。
照这五个阶段,连结起来,是有九十年没错,但是,帐不能这样算法——不能一网兜收、好事全归给自己这样算法,这样算法,就未免“贪天之功”又“贪人之功”了。半个世纪前,革命元勋章炳麟(太炎)为《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写序,他就愤怒于“知当时实事者已少,夸诞之士,乃欲一切笼为已有。”已经明明指出国民党在历史上动手脚。到台湾后,国民党在历史中“自我涉入”(ego…involvement)的范围越来越大,他们的丰功伟业越来越多,多得如今不但长达九十年,并且一切丰功伟业都是他们一家的了,这种“一切笼为已有”的不要脸,是我这种历史家兼正义之士绝对看不过去的。因此,我要在国民党“庆祝建党九十年”的前夜,赶写这篇文章,泄泄他们的底、漏漏他们的气,把历史真相与革命实情,来一番大翻案,使大家恍然大悟不要脸的国民党怎样在捏造不要脸的历史,这种恍然大悟,对多年被国民党密集安打的宣传受害人而言,自当有暮鼓晨钟的启发作用,下面就是我的大翻案。
国民党宣传它的寿命已九十年,从一八九四年起算,其实一八九四年只是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兴中会并不等于是国民党前身,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什么叫“国民党”,包括孙中山自己在内。檀香山兴中会开会时有邓荫南、何宽、黄华恢、李昌、刘寿、郑金、程蔚南、钟木贤、刘祥、刘卓、李禄、宋居仁、曹彩、黄亮等人,谁也不是国民党,他们的革命之功,又何能算在国民党帐上?后来北京兴中会开会时,朱和中、胡秉柯、魏宸组、贺子才、史青、黄大伟、陈宽阮、孔庆睿、刘荫茀、李仁炳、王治辉、胡铮、李藩昌、喻毓西、程品之等人,谁也不是国民党;柏林兴中会开会时,刘家佺、宾步程、马法润、王发科、陈匡时、周泽春等人,谁也不是国民党;巴黎兴中会开会时,唐豸、汤芗铭、向国华等,谁也不是国民党;横滨兴中会开会时,冯镜如、赵明乐、赵峄、冯紫珊、谭发、温遇贵、温芬、黎炳垣、梁达卿、郑晓初、陈才、陈和等人,谁也不是国民党,……他们的革命之功,又何能算在国民党帐上?如今事隔八九十年后,国民党翻掌一扑,一律不由死人分说,把会吞下、把人吃光,天下滑稽之事,还有过于此吗?
国民党吞下兴中会、吃光兴中会会员,由于这些会员好歹与孙中山有点来往,一吞一吃,看在孙中山的面子上,或许可扯上一点边儿,但是若说到了同盟会时代,还要靠孙中山的面子而又要吞又要吃,那就更胡来了。因为同盟会的成立,是靠当时许多革命团体的成员,这些团体主要有辛丑年(一九○○)横滨郑贯一、王宠惠、冯自由、冯斯栾等的广东独立协会;壬寅年(一九○二)东京章炳麟、秦力山等的支那亡国纪念会、秦毓鎏、董鸿祎、周宏业等的青年会、上海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等的中国教育会;癸卯年(一九○三)东京叶澜、秦毓鎏、程家柽等的军国民教育会、上海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等的爱国学社、云南临安周云祥等的保滇会;甲辰年(一九○四)武昌胡兰亭、黄华亭、刘静庵等的日知会、长沙黄轸(黄兴、黄克强)、马福益、刘揆一等的华兴会和同仇会、上海龚宝铨、蔡元培、陶成章等的光复会。这些革命团体的成员,成立同盟会时,日知会、华兴会、光复会不但成员众多,并且都是比兴中会风光的大会,而兴中会那时候,已五年之久,没有革命动作了。一九四○年一月二十日到二月五日,老革命党冯自由在《大风半月刊》第六十、六十一期上,发表《记中国同盟会》,就坦白指出: 吾国革命党人之提倡逐满建国,始于兴中会。然兴中会自庚子(一八九九年)秋惠州革命军之败挫,及广州史坚如之谋炸抚署二役以后,党中健将如杨衢云、史坚如、郑士良、黄福诸人先后斫丧,元气实力为之大伤。故从庚子秋以至乙巳(一九○五)夏之五年间,兴中会实无如何之军事动作可言。
冯自由这些话还是事后回忆,在早期的记录中,我们也可看到兴中会的早已没落。一九○六年,章炳麟在《民报》第六期有《演说词》,就说他壬寅年(一九○二)在日本时,见到孙中山,但“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二个人。其余偶然来往的,总是觉得中山奇怪,要来看古董,并没有热心救汉的心思。”宋教仁《程家柽革命事略》也说程家柽当时去日本,访孙中山,本来以为“孙文革命首魁,所党必众”的,但以“所谓兴中会,以康有为之煽惑,率已脱入保皇党。孙文惟偕张能之、温秉臣、尤列、廖翼朋者数人,设中和堂于横滨,其势甚微。”并说当时“东京留学不过二百人,无有知革命之事者,惟言维新而已。”可见当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的兴中会已是没落的团体。同盟会的成立,实在是其他革命团体对兴中会的振衰起敝。冯自由回忆开会时情况说: 及留东各省革命党同志第一次集会期届,兴中会员孙总理、梁慕光、冯自由三人自横滨莅会;各省同志之由黄兴、宋教仁、程家柽等通知到会者,有张继、陈天华、田桐、董修武、邓家彦、吴春旸、康宝忠、朱炳麟、匡一、鲁鱼、孙元、权道涵、于德坤诸人;由冯自由通知到会者,有马君武、何天炯、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刘道一、曹亚伯、蒋尊簋、但焘、时功玖、谢良牧诸人;由胡毅生带领到会者,有汪兆铭、朱大符、李文范、张树柟、古应芬、金章、杜之秋、姚礼修、张树棠诸人;由宫崎寅藏通知到会者,有内田良平、末永节诸人。计莅会六十余人中,与孙总理属旧相识者只程家柽、马君武,张继、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冯自由、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等十人,其余皆新同志也。
当时幸经德高望重的黄兴义薄云天,提议把“古董”孙中山“公推”为“本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孙中山才成了同盟会的领导人。要不是黄兴这样够味儿,六十多人的大会中,仅识十人的孙中山,恐怕要靠边站了。虽然兴中会与同盟会的衔接真相,不过如此,可是有些革命志士,还是不承认它们之间有嗣续的关系,如老革命费邓家彦,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一日的《中国一周》上,以《由同盟会说到南京政府》为题,就公然表示同盟会“本是一个开天辟地创造的革命大团体”,而决非兴中会的后身,兴中会也决非同盟会的母体;又如老革命党徐锡麟,他是光复会的老人,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说他“志大心雄,不欲依人成事”,根本就没加入同盟会。徐锡麟后来行刺满清大吏恩铭,成仁就义,如今国民党一网兜收,最近在报上大打马虎眼,俨然是本党先烈了,国民党的不要脸,真要加三级。《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说徐锡麟根本就“志在光复,而鄙逸仙为人。”如今“逸仙”的同志竟不由分说,硬把徐锡麟给国民党化,徐锡麟九泉有知,真要死不瞑目矣!
非但兴中会,同盟会和今天的国民党牛头不对马嘴,即使一九—二年的国民党,也都无法硬加衔接。一九一二年的国民党是同盟会和统—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的产物。而那时的同盟会,主体乃是中部同盟会。中部同盟会是武昌起义的功臣,革命成功的是这个会的同志。“革命尚未成功”的孙中山虽然在武昌起义后回来做上总统,但他在一九一四年写信给邓泽如,自称“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张。”为什么是“木偶”呢?因为他早已大权旁落。(他在《孙文学说》中自言“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施行。”)那个国民党,可是别有个性的国民党,不是今天这种尊他为总理的国民党!一九二九年,陈希豪写《过去三十五年中之中国国民党》,书中明说当时那个国民党孙中山“始终未尝过问”,就是指此。把彼国民党硬接上此国民党,严格说来,是不通的。今天的国民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它在一九一九年成立时,照《国父年谱》所说,“加上中国二字者,所以别于元年之国民党也”,显然在和“元年之国民党”划清界线。“其性质则元年之国民党为五党所合并者,今之中国国民党则中华革命党所递嬗而来者也。”当年党同伐异,界限唯恐其不分明;今天捏造历史,寿命又唯恐其不延续,国民党之可笑,竟一至于此!
至于中华革命党,严格说来,它跟一九一二年的国民党没有衔接性。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政党的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领袖一人》演讲里,明说“二次‘革命’失畋,逃亡至日本的时候,我就想设法改组,但未成功,因为那时,各同志均极灰心,以为我们已得政权,尚且归于失败,此后中国实不能再讲革命。我费了很多的时间和唇舌,其结果亦只是中国即要革命,亦应在二十年以后。那时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重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凡入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可见连孙中山自己,都认为中华革命党不是原有的国民党的“改组”,而是“重新组织”的新东西,它们之间没有衔接性,已很显然。
虽然今天国民党的建党,实在只不过是一九一九年的事、只不过只有六十五年而非九十年,但国民党为了把功劳“一切笼为已有”,就不得不把历史拉长上溯,但纵使这样,程度上也有今昔之不同。
一九二三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也只是说“吾党组织,自革命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由秘密的团体而为公开的政党,其历史上之经过垂二十年,其奋斗之生涯,荦荦大者,见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同年十月武汉之役,癸丑以往倒袁诸役,丙辰以往护法诸役。党之精英,以个人或团体为主义而捐生命者,不可胜算。”
虽然字里行间,已在“一切笼为已有”,但也只拉长上溯到民国前七年的同盟会而止,还没拉长到民国前十七年的兴中会,可见这种越拉越长、越上溯越远的搞法,是今天国民党小朝廷变本加厉干的好事!
今天我们在台湾被国民党作为吹牛的对象,整天看这些窃国大盗和败军之将吹他们过去的光荣史,实在洗耳无从、痛苦不堪。
因此,惹得性起,只好翻出历史,以为反击,祭起火牛阵,直朝国民党的牛屄冲去。
我这篇文章的写作,就是这种反击的一项示范。
写完以后,身心大快,临文有诗,以为结束:
党生九十古来稀,
岂容他们把人欺!
半夜手执春秋笔。
冲破老K大牛屄!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晨四时半
李敖研究网发布
蛋蛋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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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公民投票”卖国学
——外蒙“独立”真相
——再论谁是卖国者?
我在《千秋评论》第十期发表《谁是卖国者?》揭发国民党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事。当时签这卖国条约的是外交部长王世杰,在签约之前,先经宋子文、傅秉常、蒋经国、胡世泽等在苏联洽谈细节。据国民党御用史家、并且看过国民党秘密档案的梁敬錞在一九四五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与其内幕真相》所述,宋子文告诉斯大林:
任何中国政府均不能割弃领土而存在,尤以国民政府自孙总理起,即向全国人民灌输领土完整之观念,更不能割弃外蒙古。且外蒙古如可割让,西藏问题,必立继起,英国如控西藏,对苏亦有不利。斯大林对此虽似同情,但谓不妨先立密约,俟日本投降后再行公表。又谓外蒙乃苏联西伯利亚之防卫线,如外蒙是中国领土,苏联势必不能在彼驻兵。宋子文以事 逾训令范围,必须先向蒋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