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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题就是养汉，女人偷人养汉（笑），太狭窄了。你象琼瑶写小说，就是这个小镇的恋情。
问：写作技法上有什么新的尝试吗？
答：技法上，我认为我在处理中文的技巧上面，我觉得我太自负了。原因很简单，这分两个层面，一个文言文的阶段，一个白话文的阶段。好比说我们过去写小说，用文言文写，现在看来蛮好玩的，象《红楼梦》，不可能再用这种文体来写东西了，（它）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用白话文写了之后，从来没有人写成熟过，用白话来表达，没有人成熟过。
还有一点就是，有很多涉及画面的部分，古代没有照相，没有摄影，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所以很多部分要用文字来描写。好比说《红楼梦》描写王熙凤出场时，用了一页来描写。现在，如果小说你还用文字跟画面来抢，是错误的，这个时候你要很快地过桥，让它过去。画面不能表达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好比我举个例子，象“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这８个字，你用画面表达不出来，太抽象了。这才是文字的特色。我的小说部分就分得很清，知道什么时候发挥文字的张力跟它的优点，什么地方要闪躲，不能再碰它，因为那个是错误的。三轮车无法比赛得过汽车的。为什么艾略特讲２０世纪小说没落了呢？因为它们忽略了有些工具超过了小说，电影这种画面东西超过了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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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天安門
我的名字叫天安門，我是一大棟雄偉的建築，我不是人，人們當然也不以為我是人，但我實在是人，雖然人們不知道我會說話。
今天我忍不住了，在多少年來，多少人在我身上、在我面前，說了多少話以後，我要把所有人撇開，說幾句話。
早在七百年前，十三世紀晚期，元世祖建設京城大都的時候，我就誕生了。那時候我是大都南面正中央的城門，叫麗正門。我因為居高臨下、視野寬廣、又長命百歲，所以首先看到了元朝天下的興亡。
在我誕生一百多年以後，十五世紀早期，明成祖又建設京城北京了，他把大都的南面城牆更向南推了一公里，我身邊的元朝城牆給拆掉了，牆址變成了後來的枺鏖L安街，我由元朝的大都南門變成了皇城的紅門，改名叫承天門了。
兩百四十多年過去了，明朝的天下，又在我跟前消逝了，清世祖帶兵進了北京。八年以後，我又改名叫天安門了。這個名字，一叫就是三百三十八年了。
八十八年的元朝天下、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天下、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天下，一個個都過眼煙雲以後，中華民國的五色旗、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日本帝國的太陽旗、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以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旗，一個個城頭變換、大王備出，真令我目不暇給。雖然如此，在我眼花撩亂之時，卻有著一股神氣中的惆悵。
我神氣，為的是我老眼平生空四海，看盡了一個個朝代的興亡，固一世之雄也的天下，在我跟前，無不一個個淒涼以去，只有我巍然獨存、雄視百代：我惆悵，為的是我越老越看清了中國政局的真相，原來不是那麼簡單的誰打倒誰的公式。中國人民的眼睛，還有待進一步的雪亮起來。
遠的不必說，即以在我跟前的為中國而流血的事件而論，不論被殺的、殺人的，還是在台灣、在海外粉拳繡腿淚眼疾呼的，對他們說來，這是一個鮮紅的新聞事件的問世；但對我說來，卻是一個紫紅的歷史事件的翻版。——中國歷史在我眼前走過，我是活的歷史，我有資格下這種論斷。
你們只看到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但你們不知道，就在六十三年前，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在我這天安門前，發生過什麼事。
那一年啊那一月那一天，國民黨聯合了共產黨，在國民黨中央北京執行部的領導下，由國民黨北京特別巿黨部出面，在我這天安門前，召集了十多萬學生與群眾，舉行反北洋政府的活動，他們的囗號是：「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熱血」，「聯合起來反抗帝國主義的聯合進攻，反對軍閥的賣國行為。」在個個熱血沸騰、氣憤填膺以後，他們派出請願團，朝執政的段祺瑞的執政府請願。可是，執政府為了保護政權，終於開了槍，四十七個人被打死了、兩百多個人受傷了，成為有名的「三一八慘案」。同時通緝了國民黨共產黨要員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孟餘，認為他們煽動群罛去送死；並指摘他們「率領暴徒數百人，……叢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禦，致互有死傷。」
六十三年過去了，在我這天安門前，歷史又重演了。同樣的熱情、同樣的流血、同樣的禍首、同樣的罪狀、同樣的辯解理由。所不同的，是血流的多少、是時間的長短、是痛苦的溕睢２贿^，當毛澤枺暮勒Z——「誰去鎮壓學生邉樱恐挥斜毖筌婇y！」言猶在耳的時候，北洋軍閥死而有知，他們會向我浮Α！�
六十三年前的抗議者，如今變成了開槍者，中國人民只會被殺殺人，不會明白。只有我明白。
中國古人的賦裏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我想，中國人民必須有暇自哀，以此為鑑，知道了自己的對錯，然後抗議者和開槍者才都各得答案。否則的話，不論賢或不肖，終歸於盡。長則百年、短則數載，在我這天安門前，依舊周而復始、改朝換代而已。
多可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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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名教思想
名教一词，最早是用来描写汉朝末年的清流人士李膺的，见于「世说新语」。原文是：「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不过在「后汉书」中，并没有以名教为己任的话。所以名教云云，可能是「世说新语」作者刘义庆归纳李膺行为的话。换句话说，就是晋朝人刘义庆，以当时人的口气，说了汉朝人的话。汉朝人并没有名教的话。
名教一词，严格说来，最早见于晋朝人嵇康的「释私论」。「释私论」说：「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
嵇康是三世纪时最伟大的不合作主义者，他在魏晋之际，司马家政治集团坐大后，下乡以打铁谋生，最后还是在劫难逃，以四十之年，被诬叛乱，从容就义。俞正燮「癸巳存稿」说：「乍观之，一似司马氏以名教杀康也者，其实不然也。」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说：「司马氏实以当时所谓名教杀康者。」其实，俞正燮和陈寅恪都犯了各执一端的错误。事实上，政治瘪三杀嵇康，理由既是名教的、也是名教以外的，硬说那一种而不是另一种，大可不必。
以名教理由杀人，什么是名教呢？照嵇康「释私论」的原义，名教显然是指与道家自然思想对立的儒家名教思想而言。「晋书」阮瞻传中王戎有「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之问，足见名教是与自然相对的，换言之，名教与自然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歧义的一项主题。
所谓自然，在「晋书」乐广传中有个例子：『是时王澄、胡毋辅之等，皆亦任放为达，或至裸体者。广闻而笑曰：「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崇尚自然的人，不但在理论上上天下地，甚至在衣冠上都天体营化了，「越名教而任自然」到这种具体程度，还在乎什么礼法呢？
道家的自然思想，是上天下地的；儒家的名教思想，原始意义虽不上天下地，也相当宽，但在晋朝人的解释下，就一框再框。晋朝人心中的名教，如陈寅恪所说：「以名为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着所宜奉行者也。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适相违反。」嵇康要「越名教而任自然」，从宽处看，是儒道思想之争；从窄处看，却是标榜老庄之学，对现政权不合作。政治瘪三以违反名教理由杀嵇康，也就因此而来。
不过，从晋朝以后，对名教的解释，是不从窄处看的，它的定义，像滚元宵，有了核心以后，越滚越大。一谈到名教，它就涵蕴了纲常、名分、尊卑、礼法、人伦等等所有的仁义道德，成了总称。而这些仁义道德，是以君臣父子为主轴的。这就是袁宏「后汉纪」中所谓的「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任何有违这一规范的，都会被扣上「名教罪人」或「有伤名教」的大帽子，被斗得死去活来。这种名教思想，是中国人独有的法宝，洋鬼子是学不到的。（对名教的解释，有两个旁支：一个是顾炎武的「名教」，解做名誉与名声，这不外是「管子」中「名教通于天下」的别说；另一个是胡适的「名教」，乃专指姓名与文字迷信而言。皆非正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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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贪污思想
贪污是世界性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但是中国人的贪污思想，除了恶与人同之外，又有它独立的特色，应该特别研究。
中国人的贪污分三大类，一类是贪得无厌型、一类是政治作用型、一类是应付开支型。
贪得无厌型是指贪污所得，根本不是用来花费，只是满足个人的贪心。明朝严嵩贪污，家产可支付好几年国防预算；清朝和拔郏也芍Ц�20年全国预算。……………。这样庞大的贪污所得，当事人虽寿同彭祖，活八百岁，也花不完，所以这种贪污，只是病态的「贪污狂」而已。
政治作用型是指贪污避祸，根本不是要贪污，只是消弭人主的猜忌。汉朝萧何「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目的无他，意在告诉汉高帝我无大志，只是爱钱耳；宋朝石守信被「杯酒释兵权」后，「专务聚敛，集财钜万」、「募民軰瓦木，驱迫甚急，而佣值不给」，目的也无他，意在告诉宋太祖我无大志，只是爱钱耳。………………这样有意的贪污自污，当事人实非爱钱，但是格于人主，不得不爱它一下。此类政治作用的贪污，有的甚至是奉命的。南唐以五万两银子贿赂宋朝赵普，人主却说「此不可不受」，最后南唐派本家老弟来朝，人主除赏赐以外，秘密送来红包，打开一看，数目正与五万两银子相等！可见奉命贪污，可做为人主明察秋毫的政治作用，贪污之为用，亦大矣哉！
应付开支型是指贪污原因，根本在入不敷出。有趣的是，这种入不敷出，并不以小官穷吏为然，封疆大吏也一样。在后魏时代，根本没有官禄之制。清官贫苦异常。如高允住草屋、吃盐菜，儿子要采樵自给，才能活命。到了明清，也好不到那儿去。明朝广西道御史刘准，由进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养活母亲妻小。到了清朝，总督年俸不过一百八十两、巡抚年俸不过一百五十五两，都不能活。雍正创制「养廉银」救命，但是行之既久，物价上升，其廉也未易养，再加上财政拮据，「养廉银」也停支或减少，发挥不了作用。政府方面，一方面养廉，一方面贪污，最明显的是卖官鬻爵，做官要捐，才有官做。并且越捐越不值钱。一个知县，在干隆时要捐四千六百两才能做，到了光绪时，只要二千六百两就成交了。照许世英的回忆，一名小京官的官俸是纹银七十两，但可分到「印结费」三十两。「印结费」就是捐官晋京朝见时的「孝敬」。晋京朝见，必须同乡京官用印具结做保，被保的人，一律要出钱，汇集起来，由同乡京官公分。因为京中开支大，必须贪外官之污，而羊毛出在羊身上，外官不贪污，也不能活。于是贿赂公行，满朝皆贪污。可见这种公然的贪污，是制度使然。制度使中国人不以贪污为耻，制度腐化了世道人心。
国民党调查局在二月一日成立了肃贪处，准备大举惩治贪污，我看了很好笑。中国人惩治贪污，从明太祖剥皮到国民党戡乱时期贪污治罪条例的死刑条款，何代不严？但贪污之事，何代无之？根本的原因很多，在政府方面，制度上必须修正两点，方有起色。第一是监督工作，不能出自政府本身；第二是薪金给付，必须合乎情理。例如公务人员房屋津贴每月七百元，这种数目，连间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