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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书中，我实在找不出中国男人有多少罗曼蒂克的气质，所以，根本上，严格说来，他们形式上的「爱情」也简直不成其为「爱情」。吴伟业、陈其年歌颂的「王郎」、曾国藩歌颂的「李生」，我总恶心的感到，这些都是变态，不是爱情。一如「红楼梦」里演戏过後的柳湘莲，被薛氏之子误为相公，而要按倒在地一样。你不能说这些是爱情，爱情不该这样陈旧、这样粗鲁、这样拙劣。只要稍用水准、稍讲情调，你就会发现：过去中国式的爱情，实在不及格、不及格。中华文化复兴吗？在爱情的范畴里，我们能复兴到什麽？
十一月五号报上说，台北西门闹区的情杀案，是「在某单位服役的中尉军官庄水昆，因情感纠葛愤而行凶，他先在部队内杀死了一名卫兵，并将这名卫兵的体藏放在车辆底下，然後拿了一支枪从新竹赶至台北，到自己一见锺情的部属妹妹许美月家中，将许美月击毙、击伤她的哥哥，并纵火焚屋，然後畏罪饮弹自杀」。看吧，又来了！中国式的爱情！随便一个例子，就显露给我们多少病态、多少粗鲁！但你别忘了，这种行为并不是「某单位服役的中尉军官」个人的行为，这种行为是陈旧、拙劣爱情传统的反映，只有根本不懂爱情为何物的人，才如此焚琴煮鹤、如此赶尽杀绝、如此霸王硬上弓。真正的爱情绝不这样，这样不漂亮的、不 脱的，绝不是真的爱情！
现代的中国人，必须练习学会如何走向现代化，用现代化的水准与情调，开展现代化的爱情。迷恋秋雨梧桐，何如春江水暖？感叹难乎为继，何如独起楼台？在罗曼蒂克的爱情上，中国文化和乡土都无根可寻、无同可认，虽然本是同根生，无奈土壤不对，对现代的我们实没好处。
觉醒吧，中国的情人们！大情人正等我们来做。此时不做，还待何时？难道真等地老天荒吗？别迷糊了！地老天荒只能做大浑蛋，绝非大情人。要做大情人，可得趁早呀！
「中国时报」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日〔附记〕
刘声木「艾楚斋四笔」卷二有段文字记朱彝尊的「风怀诗」，他说：
吴县张应南户部藏有朱彝尊风怀诗手稿，与刻本不同涂改满纸，均有「颠倒鸳鸯」小印钤记，前後有名人题跋甚多。其妻兄吴县曹君直孝廉元忠曾亲见之。太仓某家藏有「鸳水仙缘」弹词一种，记风怀诗及洞仙歌词曲本事。吾乡姚庚甫大令景衡，年七十馀，尝为後学讲风怀贰百韵隐事，语语有证云云，语见桐城萧敬甫徵君穆庚子札记。
声木谨案：秀水朱竹坤太史彝尊，诗在我朝，虽为一大家，而风怀一诗，实为全集之玷，亦无庸为之穿凿附会，务必牵合及于某某而後已。纵使太史自暴其恶於众，後人更不必为之穷形尽象，刻画无盐，吾不知为之笺证者，欲师其事乎？抑欲师其诗乎？未免两失之矣！这段很有趣味的老夫子文字，更可反衬出朱彝尊的大勇。
（本文转录自「李敖祸台五十年庆祝十书」第六册的「君子爱人以色」）
李敖研究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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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道与是非
我读「列子」这部书，其中有一段话吸引了我，为了醒目，我把它排成新诗的样子：
列子师老商氏，友伯高子。
进二子之道，乘风而归。
尹生闻之，从列子居。……
列子曰……
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
叁年之後
心不敢念是非，
口不敢言利害。
始得夫子一盼而已。
五年之後
心庚（更）念是非，
口庚言利害。
夫子始一解颜而笑。
七年之後
从心之所念，庚无是非，
从口之所言，庚无利害。
夫子始一引吾并席而坐。
九年之後
横心之所念，
横口之所言，
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
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
亦不知夫子之为我师，
若人之为我友。
内外进矣！
对这段话，大义理家或大考据家，自然纷纷有他们的解释，我懒得研究他们是怎麽解释
的，我只想照我自己的意思，给它来一番「李氏新解」。
我的「新解」是，这段话的妙处，乃在它把一个学生的受教育的历程，做了一番有意思
的比喻。它描写学生在老师的「春风化雨」下，对「是非」「利害」观念的层层演变，从「不敢念是非」一变为「庚念是非」，再变「庚无是非」，最後变为不知人我的是非。而这种演变，做老师的，自然随时从旁奖掖或示以颜色，老师看到孺子可教，遂由一盼到一笑，由一笑到「排排坐，吃果果」，最後浑然一体，师徒一致，形成了一个「学网」，在「学网」之中，他们谈的只是辈分和名分，谁跟你谈是非？
重名分，是中国传统的特色。子曰：「必也正名乎？」於是，在正名过程里，师生是其
中一个强而有力的名分。但是，孔子似乎觉得，老是「名分至上」、「辈分第一」，似乎也不太好，至少在「仁」面前，「名分」「辈分」应该让一让，所以他说：「当仁不让於师。」所谓「当仁不让」的「仁」字，大义理家和大考据家们又纷纷有他们的解释，我认为这个仁字可以解释做一种对「是非」的观念，一种对「是」（真理）的固执，一种对「非」厌恶。如果这样解释，我认为「当仁不让於师」一句话，实际上就是说：「在真理和是非面前，不能因为有师生的名分就马马虎虎。这是不能让的，就便是老师，我们也要批评。」读过亚理士多德的「尼可马堪伦理学」（Ethica Nicomachea）的人，都会在第一部第六章里，看到他批评他的老师柏拉图的话，他指出真理和师友都是亲爱的，但在不可得兼的场合，他选择真理。
孔子说「当仁不让於师」的本意，就是在此。仁是真理，信奉真理的人是「不忧」的，
因为真理可以使自己「内省不疚」，「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所以，信奉真理的人，才会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但是，问题来了，就是一旦真有一个「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的局面出现了（比方说，这个局面是一个大学的文学院），以「仁者不忧」自命的人，是不是要表现一次「是吾忧也」的气概呢？
照孔子的说法，是要表现的。因为孔子说「仁者必有勇」，仁者应该表现出「当仁不让」的勇气。
但是孔子没有想到，这种表现有实际上的困难，它不能发衍为一种使人遵行的传统，原因很简单 它触了另外一种传统。
另外一种传统就是中国的「名分」传统，在名分传统底下，一个讲求当仁不让的「是非」传统，是无法发荣滋长的。换句话说，传统跟传统打了架，结果呢，「师生」的名分传统胜利，「不让於师」的是非传统投降。
这种矛盾的冲突与胜负，是这位两千四百年前的老教育家压根儿没想到的，其实这该怪他自己，怪他为後人铸造传统的时候，竟不小心弄成了「两统相斗，必有一伤」的局面。
这种局面，老教育家自己就碰到了：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
从是非传统来讲，叶公那边是对的：爸爸偷羊的「是」，做儿子的，除非说谎话，是无法「非」掉的；但从名分传统来讲，孔子显然牺牲了是非，他主张把「是」予以「隐」掉，唯有「隐」掉，才算「直在其中矣」！
这样看来，孔子所转引的「直道而事人」，所赞叹的「直哉史鱼」，其中所谓的「直」，并不是依靠在对「是」（真理）的固执上，而是一种对名分的屈服。屈服的结果，所谓「直道而行」云云，只不过是说着玩的，并没要你真的拿来实行。这种「直」，只能在你心「中」去实行，不能冒冒失失的搬到罗斯福路叁段来实行。
分析到这一步，我们才能明白孔老夫子的心眼里的意义，才能明白「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大道理。
这种名分前面不论是非的做法 ，孔子本人便是第一个实行家 。他作「春秋」，尽管称赞「直」笔的董狐，但他自己却不敢「直」笔。例如鲁国四次弑君，他不写；一次逐君，他不写；一次戕於外，他不写；狄灭卫，他不写；晋侯传见周天子，他改写。……这种不肯说真话的态度，就是我们圣人的态度。这是什 麽？ 这是「曲」笔、这是伪善、这是曲道其外，「直道其中」！
写到这里，我们总该明白了：在中国传统内，名分底下无真理、辈分底下无是非、师道底下无直道。唯一「当仁不让於师」的牌子，只是能看而不能摸，更不能摘下来耍。凡是傻头傻脑，硬将「论语」的教条拿来实行，不想「托诸空言」而要「见诸行事」的，那他一定是傻瓜， 一定要被围剿。
＊ ＊
＊
但是，信奉真理的人还是不要失望，还是要读「论语」。
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一个问题，他怀疑的问：
觚不觚。觚哉？觚哉？
翻成山东白话，他是说：
觚是有六个角的酒 呀！现在觚没有六个角了哇！俺倒要问问：这是啥子觚呀？这是啥子觚呀？
这是孔子的「正名主义」。这个主义的特色是使A恰如A、Ｂ恰如Ｂ，使万物各得其分，觚要觚、君要君、臣要臣、父要父、子要子；觚不要不觚而觚，君不要不君而君，臣不要不臣而臣，父不要不父而父，子不要不子而子；觚而不觚者，「觚哉」？君而不君者，皇帝哉？臣而不臣者，大臣哉？父而不父者，老子哉？子而不子者，小子哉？……如此类推，可得下式：
〔文言〕师不师。师哉？师哉？
生不生。生哉？生哉？
〔白话〕老师不像老师。这难道是老师吗？这难道是老师吗？
学生不像学生。这难道是学生吗？这难道是学生吗？
这种逻辑，年羹尧把它引申出来写成对联：
不敬先生，天诛地灭；
误人子弟，男盗女娼。
在这里，年羹尧用爽快的意思表示了做学生的和做老师的各应遵循的尺度，凡是不遵循这个尺度的，一概剥夺他应有的名分。
这样，我们又可得到一个新解释：凡是「老师其外，误人其中」的老师，都不能算是老师，都应该剥夺他应有的名分、应该走开。
凡是有这种新颖认识的人，他不会再有一种「狭义的师道迷信」，认为老师是永远不可违背的、不可批评的。
章太炎是打破这种「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所以他写了一篇「谢本师」来反抗他的老师俞樾，为了俞樾的保守。
周作人是打破这种「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所以他也写了一篇「谢本师」来反抗他的老师章太炎，为了章太炎的落伍。
周作人的学生也是打破这种「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所以他们也写出了一篇「谢本师」来反抗老师周作人，为了周作人跟日本人合作。
任何有点进化头脑的老师，都不该为自己学生的「背叛」感到惊骇或难过，因为这种「背叛」，乃是一种对进步的督促。
任何有点好汉作风的学生，都不该为「背叛」自己的老师感到内疚或不安，而觉得这是什麽大逆不道的事。梁启超当年为了他的老师康有为的缘故，不能「背叛」，只好看别人去革命，自己做了保皇党。可是在内心里，他始终不痛快。所以民国成立後第六年，康有为、张勋等搞复辟，梁启超终於「背叛」了，马厂誓师以後，康有为恨他入骨，骂他是「贼」，感慨「鸱枭食母獍食父」、认为「逢蒙弯弓专射羿」，可是梁启超顾不得了，在真理面前，他只好把康圣人「谢」掉。
任何识大体的人，都不会责备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叛师」举动。不但不会责备他们，反倒会肯定他们是对「师道尊严」的坚强的拥护者。
为什麽呢？因为老师对学生的最大意义是在传授真理，就是所谓「传道」。这种「道」，进一步跟名分、身教等揉合起来，就是所谓「师道」，也就是「经师」「人师」的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