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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特里昂的家
王后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阿斯特里昂。
阿波洛多罗：《图书馆》第三卷第一章
我知道人们指责我傲慢，还有说我孤僻和精神错乱的。这种指责（到了一定时候我自会惩罚他们）荒谬可笑。我确实足不出户，但是我家的门（数目多得无限①）日夜敞开，无论什么人或动物想进来都可以进来，这也是事实。这里找不到女人的美丽服饰和宫殿的豪华气派，只能找到寂静和凄凉。这幢房屋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某些人说埃及有一幢相似的房屋，他们是在撒谎。）甚至连诽谤我的人也承认房屋里没有一件家具。另一桩荒谬的事在于我，阿斯特里昂，是个囚徒。难道还要我重说一遍，这里没有哪一扇门是关着的，这里没有一把锁吗？此外，我有时傍晚上街；天黑前就回来了，因为平民百姓的脸使我看了害怕，那些脸像摊开的手掌一样平坦苍白。虽然太阳已经下山，但是一个小孩的孤苦无告的号哭和教民们粗俗的祷告说明他们认出了我。人们祈祷着，四散奔跑，匍匐在地；有的簇拥在牛角庙宇的柱座周围，有的把石块堆起来。我相信还有人藏在海里。我有一个当王后的母亲不是区区小事；我不能和平民百姓混在一起；尽管我生性谦逊，希望这么做。
①原书是“十四”，但有充分理由猜测，对阿斯特里昂说来，那个数量词代表“无限”。
事实上，我是绝无仅有的。我对一个人能和别人沟通信息不感兴趣；我像哲学家一样，认为通过文字艺术什么信息都传递不了。我是干大事的人，心里从不去想鸡毛蒜皮的、烦人的小事；我根本不去记一个字母和另一个字母之间的区别。我大大咧咧，对什么都不耐烦，所以没有读书识字。有时候我感到遗憾，因为白天黑夜时间太漫长，不好打发。
当然，我不缺少消遣。我像一头要发起攻击的小公羊那样，在石砌的回廊里奔跑，直至头晕眼花滚到地上为止。我躲在水箱的背阴处或者走廊拐角，独自玩捉迷藏。有时候我从屋顶平台摔下来，磕得头破血流。我随时随地都能假装熟睡，闭着眼睛打呼噜。（有时候真的睡着了，再睁眼时天色已黑。）但这许多游戏中，我最喜欢的是假扮另一个阿斯特里昂。我假装他来做客，我带他看看房屋。我毕恭毕敬对他说：现在我们回到先前的岔口，或者现在我们进另一个庭院，或者我早就说过你会喜欢小水沟的，或者现在你将看到一个积满泥沙的蓄水池，或者你还会看到一分为二的地下室。有时候我搞错了，我们俩高兴地大笑。
我非但想出这些游戏；并且对房屋进行过思考。房屋的所有部分重复了好几回，任何地方都是另一个地方。水箱、庭院、饮水槽、饲料槽不止一个；饲料槽、饮水槽、庭院、水箱各有十四个（也就是无限多）。房屋同世界一般大；更确切地说，就是世界。然而，我厌倦了有水箱的庭院和铺着灰石头的灰蒙蒙的回廊，便走到街上，看到了牛角庙宇和大海。开头有点莫名其妙，夜晚的景色忽然让我明白海洋和庙宇也有十四个之多（也就是无限多）。一切都重复好几回，十四回，但是世界上两桩事只此一回：上面，是错综复杂的太阳；下面，是阿斯特里昂。也许创造星星、太阳和大房屋的是我，可是我记不清楚了。
每九年有九个人走进这座房屋，让我帮他们解脱一切邪恶。我听到回廊尽头响起他们的脚步声或说话声，就欢欢喜喜地迎上前去。仪式几分钟就结束了。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而我手上没有沾一点血迹。他们待在倒下去的地方，那些尸体有助于区分回廊。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但我知道其中一个咽气时预言说我的救世主迟早会来的。从那时起，我不再因为孤独感到痛苦，因为我知道我的救世主还活着，终于会从尘埃中站起来。如果我能听到世界上所有的声音，肯定能听到我的救世主的脚步声。但愿他把我带到一个没有这许多回廊和这许多门的地方去。我的救世主会是什么模样？我寻思着。他是牛还是人？也许是一头长着人脸的公牛？也许和我一模一样？
早晨的阳光在青铜剑刃上闪闪发光。上面没有留下一丝血迹。
“你信吗？阿丽安娜？”提修斯①问道，“那个牛头怪根本没有进行自卫。”
①提修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王子，获知克里特王米诺斯强迫雅典人每年以童男童女各七名送给牛头怪享用，他靠米诺斯的女儿阿丽安娜给的一个线团进入牛头怪居住的迷宫，前去杀死了牛头怪。
另一次死亡
大约两年前（我找不到原信了），甘农从瓜莱瓜伊楚来信，说是给我寄来的一本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①长诗《往昔》也许是第一个西班牙文译本，并在附言中说，我可能还记得的堂佩德罗·达米安前几天夜里因肺充血去世。那人高热谵妄时仿佛又置身于血雨腥风的马索列尔战役；那个消息在我听来似乎是意料中事，并不感到突然，因为堂佩德罗十九或二十岁时就已在阿帕里西奥·萨拉维亚②麾下作战。1904年革命时，他在里奥内格罗或派桑杜一个庄园里当雇工；佩德罗是恩特雷里奥斯省瓜莱瓜伊楚地方的人，跟着朋友们从了军，像他们一样勇敢无知。他经历了一些混战和最后一次战役；1905年解甲归田，继续干他辛苦而卑微的农活。据我所知，他此后没有离开过本省。过去三十年，他是在离尼安开伊一两里格的一个非常偏僻的地点度过的；1942年一天下午，我在那荒凉的地方同他聊天（试图同他聊天）。他是个沉默寡言、想像力不多的人。他叙述的马索列尔战役仅限于杀喊声和凶猛；他临死的时刻仿佛又回到战场上并不使我感到奇怪……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达米安了，我想回忆他的模样；他本人的相貌已记不清了，我只记得甘农替他拍的一张照片。这件事并不奇怪，因为他本人我只在1942年年初见过一次，而他的照片却见过多次。甘农把那张照片寄给我；我不知放在什么地方，没有寻找。也不敢找。
①爱默生（1803—1882），美国思想家、散文作家、诗人，先验主义运动的代表。作品有《论文集》、《论文二集》、《代表人物》、《诗选》等。
②萨拉维亚（1855—1904），乌拉圭将军、政治家、白党领袖、1897与1904年乌拉圭民族主义革命倡导人。
第二件事是几个月后在蒙得维的亚发生的。那个恩特雷里奥斯人的高烧和临终前的痛苦使我灵机一动，认为可以就马索列尔的失败写一篇精彩的故事；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他写了一个便笺，介绍我去见指挥那次战役的迪奥尼西奥·塔巴雷斯上校。上校在一天晚饭后接见了我。他坐在天井里的一张帆布椅子上，杂乱无章而深情地回忆过去的时光。他谈到弹药供应不上，马匹疲惫不堪，士兵们浑身尘土，因得眼睛都睁不开，仿佛在迷宫中行军，萨拉维亚本来可以进入蒙得维的亚，但他没有进城，“因为高乔人见到城市就怕”，还谈到喉咙被割断的士兵的惨状，他叙述的内战情况在我听来不像是两支军队的冲突，反像是一个逃亡者的梦魔。他谈到伊列斯卡斯、图潘巴埃和马索列尔。他一件件事讲得如此生动，使我觉得这些事他讲过多次，他的话根本不需要回忆。他间歇时，我总算提到达米安的名字。
“达米安？佩德罗·达米安？”上校说。“他在我部下。是个塔佩土著，弟兄们管他叫做雇工。”他哈哈大笑，接着突然停住，假装或确实感到不快。
他换了一种口气说，战争像女人一样，对男人是个考验，在投入战斗之前，谁都说不上自己究竟是不是好汉。自以为是胆小鬼的人，可能很勇敢；自以为勇敢的人也可能是胆小鬼，那个可怜的达米安正是如此，他佩着白党的标志在酒店里进进出出，后来在马索列尔却成了脓包。有一次同酗酒的人枪战，他像是一条汉子，可是在战场上远不是那回事，战场上两军对阵，开始打炮，每个人都觉得五千个人联合起来要杀他一个。可怜的小土著，他一向赶羊药浴，突然给卷进了那场爱国战争……
塔巴雷斯的介绍使我荒唐地感到羞愧。我原指望的事情不是这样的。多年前一天下午我同老达米安谈话之后，不由自主地塑造了某种偶像；塔巴雷斯的说法把它打得粉碎。我突然领悟出达米安寡言少语、离群索居的原因；促使他这么做的不是谦虚，而是惭愧。我一再说服自己，一个被怯懦行为困扰的人要比一个单纯勇敢的人复杂得多，有趣得多，但无济于事。我认为高乔人马丁·菲耶罗给人的印象不如吉姆老爷或者拉佐莫夫①深刻。那固然不错，但是作为高乔人，达米安有责任要成为马丁·菲耶罗——尤其是在乌拉圭的高乔人面前。从塔巴雷斯的话和言外之意里我觉察到所谓阿蒂加斯②主义的粗犷气息：一种也许是无可置疑的意识，认为乌拉圭比我们的国家更重要，从而也更勇敢……我记得那晚我们万分热情地告了别。
①吉姆老爷和拉佐莫夫，分别是英国小说家康拉德的《吉姆老爷》和《在西方的眼睛下》中的人物。吉姆是水手，自认为是英雄，但在一次海难中弃船逃命，后引为终身耻辱，于是去东方一个小岛为土人做好事。拉佐莫夫是俄国学生，想当官员，出卖了暗杀显贵向他求助的同学霍尔丁，向当局告密，导致霍尔了被害。
②阿蒂加斯（1764—1850），乌拉圭将军，独立运动领袖，1815年以“保护者”称号领导乌拉圭东岸地带政府。
到了冬天，我那篇故事迟迟不能脱稿，还缺一两处情况，我不得不又去塔巴雷斯家拜访。同他一起的还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胡安·弗朗西斯科·阿马罗医生，派桑杜人，也参加过萨拉维亚领导的革命。话题自然谈到了马索列尔。阿马罗提到一些轶闻，然后仿佛自言自语地缓缓说：
“我记得我们在圣伊雷内庄园宿营，又有一些人赶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其中有一位法国兽医，战役前夕牺牲，还有一个恩特雷里奥斯的剪毛工，一个名叫佩德罗·达米安的小伙子。”
我粗鲁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已经知道了，”我说。“就是那个被枪弹吓破胆的阿根廷人。”
我住了嘴；他们两人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您错啦，先生，”阿马罗终于说。“佩德罗·达米安视死如归。那时候是下午四点来钟。红党的步兵占领了山头；我们的部队向山头持矛冲锋；达米安一马当先，大声呼喊，一颗子弹正中他前胸。他站在马蹬上，停止了呼吸，接着翻身落地，倒在乱马蹄下面。他当场身亡，马索列尔最后一次冲锋是踩在他身上过去的。他勇敢非凡，死时还不满二十岁。”
毫无疑问，他讲的是另一个达米安，我忽发奇想，问那土著当时喊的是什么。
“脏话，”上校说。“冲锋时都满口脏话。”
“可能是那样，”阿马罗说。“不过他也喊了乌尔基萨①万岁！”
①乌尔基萨（1801—1870），阿根廷将军、政治家，罗萨斯独裁时期任恩特雷里奥斯省长，1852年击败罗萨斯，1854—1860年间任总统。
我们都不做声。上校最后喃喃说：
“那不像是在马索列尔，倒像是一世纪前在卡甘查或印第亚穆埃塔①打仗。”
①1839年乌拉圭人在里韦拉将军率领下在卡甘查打败罗萨斯的阿根廷军队；1845年乌尔基萨的阿根廷军队在印第亚穆埃塔打败里韦拉的乌拉圭军队。
他大惑不解地说：
“我是那些部队的指挥官，但我敢发誓说，我第一次听说有一个叫达米安的士兵。”
我们无法让他想起当时情况。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因他的遗忘而产生的惊愕又重演一次。一天下午，在米切尔的英国书店的地下室，我正翻阅爱默生的赏心悦目的十一卷全集时，遇到了帕特里西奥·甘农。我问起他翻译的《往昔》。他说他根本没有翻译的计划，再说西班牙文学作品已经够沉闷的了，没有必要再把爱默生介绍过来。我提醒他，他给我的信里说是要寄一本西班牙文译本给我，并且还提到达米安去世的消息。他问我谁是达米安。我告诉了他，但他毫无印象。我惊骇地注意到，他听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