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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没有什么举动。”余道文说。
“是谁呀？”我马上想到他在重庆的那几个往还的女朋友，他知道我都认识的。
“你不认识的。”
“我不认识的？”
余道文忽然打开后窗叫：
“波吾！你怎么不出来？”
等我回到他左首的书房，余道文招呼我在一把藤椅上坐下，递给我一支烟。这时从后面进来一个很清秀的女人，手里拿了两杯茶，余道文说：
“这就是徐先生，这是内人，她叫叶波吾。老朋友，不要客气。”
“先让我看看新娘子。”我说。
叶波吾有非常清秀的面孔，前额很开阔，下面稍尖，眉毛浅淡，但根根见底，眼睛非常清澈，眼珠嫌小，但眼白碧清，没有一点点杂色，小巧的鼻，小巧的嘴，小小的耳朵，什么都是纤小的，但身躯不矮，只是瘦怯怯的显得纤弱。她一点没有化妆，也没有打扮，穿一件白色浅黄花的布旗袍，她递我一杯茶。
“这么漂亮的太太。”我说：“也不请吃喜酒。”
叶波吾笑了笑，坐在我与余道文的旁边，她掀动她小巧的嘴唇说：
“我们是乡下人，你不要见笑。”
“余道文是我的弟弟。”我说：“你可不要当我外人。”
“徐先生我久仰了，道文也一直同我讲起你。”
“道文，你倒好，你有这样的一个情人，一直不告诉我。”
“我同她路上才认识的。”
“什么路上。”
“你自己坐飞机回来，我是从陆路搭公路车来的。”
“啊，早知道陆路上有这样漂亮的太太可找，我怎么也不坐飞机了。”我说：“怎么，你们一见面就相爱了。”
“我们没有谈什么恋爱，抗战八年，大家都疲倦了，差不多，合得来，我们就决定结婚了。”余道文说。
“徐先生没有结婚？”叶波吾问。
“结婚，先要有这样几间干干净净的房子。”
“你上海呢？”余道文说。
“上海的房子，顶费很高，我还不是住在父亲那里，弟妹多，地方小，亲戚往还杂，我连东西都没有法子写。”
“杭州也是，房子很难找；所以我自己盖了几间，好在还有点倒下来的旧材料。”余道文又说。
“徐先生其实也可以住在这里来。”叶波吾笑着说。
“真的。”余道文忽然说：“你也可以到这里造几间平房，我们空地很多，那面倒下来的砖瓦也都可以利用，用不了多少钱。”
“那么我先要找一个太太。”我笑着说。
这时候后面有人叫波吾，叶波吾就出去了。我于是就问余道文，这是不是那次在重庆同我讲的那个房子。
“啊，我同你讲起过？”
“怎么？你忘了。”我说：“那天我们从上清寺到李子坝去，天下雨，路很难走，又碰着停电，你在路上同我讲的。”
“是，是，”他说：“不过你不要在我太太面前讲，她胆子小，现在已经常常说怕，知道这故事，她更不要住了。你知道，我出去了，她总是一个人在家里。”
“你没有孩子？”
“没有。”他说：“不过我有一远房的亲威，在这里帮忙，洗洗衣服，同她作作伴。”
“你讲的那口井，你说你表姑自杀的地方，是不是就是那面亭子下面那一口。”
“是呀，你怎么知道？”
“我刚才从那里走过来的。”
“所以我把房子造到这里来，离开远一点。”
“怎么，难道现在也闹鬼？”
“不见得，不过她们还说现在夜里也常有女人的哭声，总之知道了这件事情总有点什么，所以最好是不知道。”
“刚才我从井边走过，我去望一望，真奇怪，一转身我看见了一个女孩子。。。。。。”
“胡说八道，”他笑着说：“我都忘了，你怎么还记得我讲的故事。这一定你心理作用。”
“白天，怎么我心理作用？”我说：“那女的大概十八岁，穿一件月白竹布的短衫，黑生丝裤子，拖着两条长长的乌黑的辫子，看得清清楚楚的，又不是晚上。”
“啊，那是银妮。是我一个族妹，他们就住在那面几间平房里。这几年来她们一直在这里。”
“她家里有谁？”
“她有父亲母亲，还有一个哥哥，是军人，抗战时候在内地，胜利了回来一次，现在到东北去了。”余道文很平淡的说：“现在听说很好，抗战时候，后来汇兑不通，家里一度很苦，全靠这里种一点东西生活。”
“银妮在读书？”我说。
“去年起没有读，身体不好，一累就生病。”余道文说。
就在这时候，忽然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在后窗口说：
“吃饭了。”
余道文站起来了对我说：
“吃饭，吃饭。”他接着又说：“她就是银妮的姑姑，我们都叫她五姑，一个孤孀，住在银妮家里，现在在我们这里帮忙。波吾也幸亏有她作作伴。”
吃饭就在中间一间，桌上就只有二副杯筷。我说：
“你太太呢？”
“她同五姑一同吃。”
“这怎么回事？一同吃不好么？我又不是外人。”
“随便她们，一定是五姑不肯来，波吾也不来了。”他说：“算了，我们吃酒，她们坐着也不舒服。”
菜很丰富，我们喝了两瓶啤酒，谈谈过去在重庆的生活，老朋友在一起，辰光很容易过去；吃了饭，回到书房里，波吾还烧了咖啡出来，我于三点钟告辞，余道文说同我一同进城。不知怎么，我竟有奇怪的欲望，很想再见银妮一次，所以我提议一同到那面绕一个圈子再走。
“啊，路很难走，”余道文说：“全是破房子，有作么可看的。”
但是我坚持着要去看看，余道文于是就陪我同去。但是他并不带我向亭子走，他带我走到断墙残垣瓦砾堆前，余道文告诉我这就是漪光楼的旧址，我看到里面倒败的砖瓦斜成起伏的小山，总占了好几亩地的地方，有未倒的墙，未枯的大树，还伸在瓦砾堆上显得非常难看，我们就在边缘走去，于是走进了树林；越过树林，我们就到了那另外几间房子，余道文站住了说：
“银妮他们就住在那边。”
雨大了起来，前面的路似乎很湿，我虽然很想过去，但是余道文说：
“路很难走，我们还是从正门进去，下次你来也容易走点。”
我似乎没有理由坚持到那边房子去，就跟着余道文走了回来。
三
那次在杭州，大概又住了两天，我没有再去看余道文。回上海后，写了一封信给他，没有什么事，只是告诉他我已经回上海，因为很匆忙，没有再去看他，好像他也没有回我信。以后我们也没有什么消息来往。
可是，四月底，余道文到上海来，他突然到我家里来看我，他说他住在沧州饭店。
“你太太呢？”我问。
“她在杭州，没有来。”他说：“我不是来玩的，我两三天就要到南京去。”
当时我请他在来喜饭店吃饭，他同我谈到他不想再干那报馆的事情，钱少，人事复杂，官场交际麻烦，没有意思，他说南京有一个大学请他去担任新闻系主任，他这次就是想去看看，如果合适，他也许顺便就看看房子，他想带太太搬到南京去住。他又说到他的性格似乎还是近于教书，办报馆于他总不相宜，最后做事，如果他担任了这个新闻系主任，问我是不是肯到南京去教书。我告诉他我对于教书没有兴趣，而我正计划写几本新书，很希望可以平静地工作，只是住在父亲那里，地方小，人多事杂，总是不能写什么。吃了饭以后，我又到他旅馆去坐一回，我们谈到很晚，但不外乎社会上人事上的种种，似乎也扯到政治经济以及国际的纠纷等等，始终没有谈到别的。
好像第二天我又去看他一次，他出去了，第三天打电话去问，说他已经去南京；此后又是一直没有他消息，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有否决定到南京去做事。一直到两星期以后，我忽然接到他从杭州寄来一封信。
在那封信里他先告诉我已经决定到南京去，又说到我的生活不入轨道，总不是办法，于是他劝我搬到杭州，说他的房子可以给我住，而他相信这是一个较好写作的环境。他似乎怕我不好意思，又详细地说他虽然可以把房子顶去，但他不想那么做，因为说不定半年一年后他们仍旧又要回到杭州，怕到时候收不回房子。所以，这虽说是请我去住，实际上还是请我代管房子，如果他们回杭州，我反正一个人，住在他那里也毫无问题。于是他说到如果我不去住，他也是要请别的朋友，但他也不愿他那里住有太太及许多孩子的人家，把他的房子糟蹋了。总之，这是互助两利的事，决不是只为帮我忙。最后他说到如果我接受他的提议，先写信给他，并且于五月底以前一定搬到杭州去，因为他就要动身了。
余道文这封信写得非常诚恳，而我又十分需要一个可以写作的地方，因此我就决定接受了他的提议。他接到我的信，来信表示非常快慰，并希望我可以早点搬去，大家在那面可以叙几天。以后又来信催我早去，说他因为南京的房子关系，要早点搬去了。
我于五月二十一日到了杭州。余道文已经什么都准备好，说专等我到，他就要动身了。
现在我知道他太太叶波吾的家里在南京，叶波吾似乎也住不惯杭州，尤其是余道文的房子，叶波吾虽然不知道那里曾经闹鬼，但仍感到有点害怕；在帮忙的五姑虽然同她很好，但因为生活不同，言语隔阂，也不能十分投机。恰巧杭州的报馆有点麻烦，而南京又有机会，所以叶波吾主张搬到南京去，而她在那面，也寻到了一个职业，她本在铁道部做过事情，现在她又可以做事了。
他们同我共住了三天，余道文说五姑仍旧愿意为我管家，如果我喜欢的话。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第二天夜里余道文还备了一些菜，他请来了银妮同她的父母，为我介绍。这一次五姑同叶波吾和大家都在一桌吃饭了。
余道文称呼银妮的父母叫三叔与三婶，我也跟着称呼。三叔是一个六十四岁的老年人了，面孔很清秀，养着胡子，人很瘦，高高的个子，但一点没有屈背，精神非常健旺，三婶虽也过了六十，但胖胖的，看来似乎只有五十几，五姑则是一个有点像叶波吾的典型，但从她们面貌想象起来，她年青时候一定比叶波吾还要秀丽。三婶与五姑都很少说话，三叔则同我谈点世界的情形，他问我是否喜欢着围棋，在这里没有事可以到他那里去下棋去。
银妮自然是我最注意的人物，她有一个圆形的微扁的脸，扁薄的嘴唇似乎经常带着笑容，大大的眼睛，像都被乌黑的眼珠所占据，非常流动，似乎有点含羞，这点刚刚同叶波吾相反，叶波吾的眼珠特别小，而常常爱凝视在空虚里似的。银妮肤色很健康，是道地的乡下女孩子的颜色。她的头部说话时常爱摇动，两条长长的发辫非常有趣。这当然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典型，我想起余道文过去所讲的他们家的姑娘的传统的性情，似乎并不在银妮，而倒是在他太太叶波吾的身上。银妮很少同我们说话；但叶波吾则以很大方的大嫂的身份在招呼银妮。我很想找句话同银妮谈谈，于是就提到上次来时在井边看到她，她看见我就逃跑的事。银妮忽然张大了眼睛，堆下两个笑涡很爽朗的说：
“啊，那天就是你？”
“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我那天没有看清楚。”她说：“我只看见后影。”
“你一跑倒骇我一跳。”
“你也骇我一跳。”银妮说：“我们很少有人到那面去。”
这时三婶忽然看银妮一眼，抢着说：
“我们这里有五六个井。那面一个太远，总不去用它的。”
我也就不再说什么。
吃了饭，三叔一家就回去了，五姑忽然同银妮说：
“他们到南京去，徐先生一出门，我可只有一个人了，你可时常来陪陪我。”
银妮笑了笑，没有回答，就跟着她父母走了。
第三天夜里，三婶备了菜叫我们去吃饭，我带我上海带来的两条香烟，两匣巧克力糖去送他们。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银妮家，房子比余道文家要深大，每间前后隔成两间，完全是古老的旧式的，后窗外还有很大的园地，两面有矮平房，正面是围墙，有门，外面像还住着农家。他们的房间里面挤满东西，都是些讲究的笨重的家具，三叔告诉我都是从倒了的正屋里搬出来的，还有许多没有搬出来更大更好的家具，都被日本兵当柴烧了。
里面有长长的红木的陈桌，上面放着大大的花瓶，杂乱的古玩；有庞大的红木书橱，橱里放着杂乱的中国书，我大概张于一张，发现许多中国医书。我问三叔，他告诉我这是他自己要用的，许多书都毁了，还有一些不全的他在抗战时卖去了，比较完整的他存放在后面阁楼上，他一再叫道文来理理，但是道文又懒又忙，总发兴不起。
“三叔对于中医很有研究。”道文忽然说：“你住在这里有什么病痛可以请教三叔。”
我有病虽是不喜欢看中医，但当时当然客气地说：
“那好极了，我一个人住在这里，许多地方都要打扰三叔三婶的。”
吃饭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