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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的交代和一些当事人的揭发，1976年4月4日的下午和晚上，华国锋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些人惶惑不安，时而在会上说几句，骂几句，时而透过大会堂的巨大玻璃窗，观看天安门的现场。到夜晚时，“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的鲁瑛所派出的记者反映，广场上有人发表演说，痛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祸国殃民。江青听后，又哭又闹，还拿一根棍子在会议厅东挥西打。张春桥、姚文元紧跟着张牙舞爪，要求镇压。王洪文奔来跑去，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华国锋定了性，说天安门运动是“反革命分子的捣乱破坏”。会议决定由毛远新、华国锋按这个调子，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才做出了把天安门运动定为反革命事件，把邓小平定为这个事件的总后台的结论，要吴德去讲话，发布了两项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的决议案。对天安门运动，起初是准备派部队进行镇压的。后来，才决定由×××调动民兵、卡车，组成棒子队、棍子队，四面包围，进行毒打和搜捕。姚文元说他们完全是在毛泽东指示下干的。但姚文元的说法，就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而论，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为了揭穿姚文元的谎言，我们当场出示了他在三月下旬所写的日记。在那些日记里，姚文元就把早在天安门运动发生之前，在南京爆发的人民群众痛斥当时《文汇报》造谣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要把另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扶上台”从而恶毒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斗争，故意与北京天安门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活动混在一起，一并斥之为“反革命”。姚文元在日记中还恶狠狠地写道：“要镇压！”“要杀人！”我们还出示了4月4日晚华国锋、毛远新在向毛主席汇报之前，姚文元亲自批改的人民日报内部情况的文章小样，这里也早就把天安门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我们指出，正是他们这些歪曲事实真相的材料，才导致了毛主席在这件事上的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我们拿出这些事实后，姚文元满面通红，头上热汗淋淋，瞠目结舌，支支吾吾，语不成句，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罪行严重，罪行严重”，思想上是早就与“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人民群众对立的。
还须说明的是，在整个审查工作的谈话当中，姚文元虽则是口吃而不能畅言，但他在答问时，不仅每句话都字斟句酌，而且是吐字清晰的。他一直只承认自己有错误，只有这次，他才提到自己“罪行严重”。“文化大革命”中，在江青的麾下，还有两个打手，前者是戚本禹，后者是迟群。戚本禹原来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他写的评论太平天国后期忠王李秀成的文章，指斥忠王不忠，适应了要从思想深处挖出“忠与不忠”的阴谋的需要，因而被搞个人崇拜的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所赏识。李秀成这个历史人物，在他被清兵俘获以后，究竟是坚持了革命者的气节，用生命保护了群众免遭清兵杀戮；抑或是晚节不忠，出卖革命，沦为叛逆，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不仅当时可以讨论，而且今天、今后，也还是可以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展开争鸣的。但是，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拉到现实中，拉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中，说赞扬过李秀成的人，就是搞叛徒哲学，是为现实生活中的叛逆辩解，甚至本身就是叛徒；而把指斥李秀成的人，说成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左”派，实在荒谬已极。例如欧阳予倩曾写过一个剧本《忠王李秀成》，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和“抗建堂”上演。从该剧的演出效果来看，绝不是迎合了蒋介石的“曲线救国”论调，绝不是适应消极抗战准备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需要；相反，该剧还用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陈玉成、李秀成的内部倾轧，反映出内部争权夺利，会导致事业败北的道理。
第四章江青及其同伙们（2）
历史有时会发生惊人的相似或雷同，但是，历史终归是历史，终究没有完全的一致。历史人物终归是历史人物，是不可以把历史人物跟现实人物划上等号，甚至用来指导现实政治斗争的。康生之流却抓住李秀成这个事件，设下一个政治圈套，罗织罪名，用来整处于敌我之间犬牙交错、与敌伪顽进行了艰苦斗争的原北方局和南方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领导干部。这是他们篡党篡政篡军的大阴谋。按照江青、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作为，似乎是主张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作者，在被捕、被俘以后，不能跟敌人斗智，只能赤膊上阵跟敌人拼命的。是不能针对敌人内部的矛盾，加以利用，进行分化瓦解，只能跟敌人对骂、对打，搞全武行的。不这样做，就是叛徒。按他们的观点，共产党员和地下工作者在敌人的统治区和营垒里活动时，不能有应付敌人的一面，只能挂着招牌，呼喊口号，否则就是有妥协之罪。可惜，恰恰是江青自己，竟在敌人的特务机关跟敌人去拉拉扯扯，唱戏喝酒。他们的这些主张，即使单纯从党的指导思想来说，也是“飞行集会”错误的翻版，根本违背了毛主席在《论政策》中提出的白区工作要“荫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违背了毛主席指示共产党员在日伪区、蒋管区工作时，要以和谈为斗争手段与军事斗争相结合，对敌人战而胜之的理论。他们的这些歪论，就是在常理上也是荒唐的。
由此可见，“四人帮”、康生之流利用戚本禹批判李秀成“忠王不忠”的文章，并不是要在学术上、历史上、政治上立什么论，而是要用它来对准领导过北方局的刘少奇同志等一大批革命家，领导过南方局的周恩来同志等一大批革命家。人民群众说林彪、江青之流是“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是十分入骨的。因为林、江他们十分明白，北方局和南方局的工作范围，相当一部分是属于白区的地下工作和与敌伪顽犬牙交错地区的工作，他们就要用李秀成这个历史人物来破题。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他们的所谓抓“叛徒”、抓“特务”，说什么“武汉缴枪”，说什么“伍豪事件”，无不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不然，为什么明明有严重叛徒嫌疑的江青，明明有特务劣迹的张春桥，他们根本不准碰一下。群众只要提点意见就要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呢？为什么像张志新、李九莲等坚持正确立场的人，却被他们杀害呢！戚本禹实际上是为他们的阴谋“建了头功”，因而才成了曾经显赫一时的“中央文革”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一露头角，就表现得异常地猖狂。在许多群众场合，他对各位老帅、老将军和副总理、部长们，可以随意指斥，任意诋毁诬陷。在私下里，他可以利用其操纵的红卫兵组织，一会儿抄这个中央领导人的家，一会儿抄那个部长的家。有时又用北京红卫兵的“天派”，进攻“地派”，有时他又反转过来，用“地派”，围攻“天派”。甚至连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在群众场合讲话，他都敢打断，当面顶撞周总理。
1967年七八月份，戚本禹在江青、康生的指挥下，利用“中央文革”的名义，恶毒攻击周总理，还与王力、关锋等人以打倒陈毅同志为突破口，合伙掀起了第一次反对周总理的高潮。他们组织一些人戴上“红卫兵”的袖章，在北京西直门、天安门到处贴大字报，刷大标语，以“5·16兵团”的名义，恶毒诬陷周恩来同志，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烈反对，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斥责。1968年，“中央文革”又无中生有，造谣说什么“5·16”兵团是整“中央文革”的，是反对江青的，借此在全国掀起了大抓所谓“5·16”分子的运动，诬陷广大干部和群众。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打击一大批群众。当时戚本禹趁毛主席不在北京之机，在中南海组织了揪斗刘少奇、王光美，邓小平、卓琳，陶铸、曾志的多次大会。他借口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去过北京建筑工程学院，造谣说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他们操纵该校的所谓“老八一”、“新八一”两个造反派组织，以争先批斗刘少奇同志为钓饵，互相打斗，进行练兵，然后发动了全市性的群众运动，煽动部分群众包围中南海，妄图把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同志逼走。戚本禹一会儿在北京支持“天派”，一会儿又支持“地派”，让两派互相争斗。他们还纷纷派出联络站、联络组、联络员、记者，搞乱北京，搞乱全国，冲击人民解放军，冲击军事机关，冲击党政军要害部门，想以此达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乱中夺权的目的。戚本禹其实是一个当代中国最为人类所不齿的裙带风的崇尚者，他心目中只有一个“女皇”和“上帝”。这个“女皇”和“上帝”就是他们的“中央首长”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所以敢于反对周总理，就是因为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的汇报会上，公然骂周总理为“老保”。之后，他们立即响应，开始着手整周总理。当然，戚本禹等人即使在林彪、江青篡权最盛的时期，也没有得到什么好的下场。戚本禹等人鼓励造反派在外交部安营扎寨，指使姚登山在外交部夺陈毅同志的权。此后，他们又向各驻外使馆乱发指示，火烧英国代办处，抢劫中央统战部的机密档案，在国内和国际上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大乱子。这些都极大地震怒了毛主席，毛主席命令杨成武把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一干罪犯，通通抓了起来。此刻，连江青、康生也保不住他们了，于是他们来了个舍车马保将帅。
江青竟恬不知耻地胡说，她所倚仗为心腹的这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凶恶打手，是什么刘少奇的第二套班子。她还在群众面前假惺惺地宣称：“中央文革里面出的坏人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是我把他们端出来的……。”江青这样做，既是推卸责任，又是想捞个“大义灭亲”的名誉。在我们与戚本禹谈话的时候，他起初以为我们不太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于是，他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仅仅是被“林彪、江青集团迫害”的人物，大叫“冤枉”。他见我说话带着浓浓的四川口音，就拉近乎说他认识我，“你原来是四川省委的办公厅主任，是不是？”到了这个地步，他还在以自己所具有的拉同乡的帮派思想来套近乎，岂不可笑。不过，他还是交代了一些林彪、江青集团如何迫害朱德总司令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当戚本禹被抓起来后，江青集团就起用了另一个走狗，作为他们凶恶的打手。这个人就是8341部队宣传科的副科长，被派到清华大学支“左”的军宣队头子迟群。迟群当时被封为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但是，就总体的情况而论，谢静宜不仅是校党委副书记，还是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中央委员，而且是明显的通天人物，按说是高于迟群的。但是，“迟、谢”两人，迟群更为凶恶。能起主导作用的，还是迟群。我们查阅了迟群、谢静宜共同署名向毛主席，以及江青、王洪文写的一些诬告材料，这些材料也多是迟群的笔迹，署名也是迟在前谢在后。迟群在利欲熏心的情况下，以其本身所具有的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都敢干的恶劣品质，以及他暴烈的性子和骄横的神态，跟戚本禹简直如同一个人。江青集团会同林彪集团，制造伪证材料，排除了周总理提出的对刘少奇一案要“再查”的意见。打倒了刘少奇同志之后，他们为了排除其进一步实现全面篡党篡政篡军以夺取权力的障碍，千方百计要陷害的人，就是周恩来总理及其所代表的大批党政军干部和民主党派负责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1967年七八月间，他们以“中央文革”名义，诬蔑周总理同刘少奇、邓小平一起制定、执行了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他们又利用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三十年代初期意图瓦解我们党的“伍豪事件”，来诬陷周总理，从而妄图证明他们所捏造的所谓制定和执行反动路线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这一时期，他们的主要打手就是戚本禹。当所有这些捏造和阴谋都破产后，他们则以迟群、谢静宜所霸据的清华大学为基地。1973年至1976年天安门运动前后，他们在清华大学搞的阴谋活动连续不断。开始，他们的阴谋活动是针对周恩来同志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抓恢复学校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