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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连续不断。开始，他们的阴谋活动是针对周恩来同志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抓恢复学校教学，恢复基础理论科学研究，恢复工农业生产的。他们污蔑周恩来的这些主张是孔夫子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是“回潮”。他们叫嚣要“反回潮”，“反复旧”，“反复辟”。诬陷周总理执行的是“修正主义”的外交路线。他们不批林，假批孔，搞影射，批宰相，批周公。紧跟下来，他们针对周总理起用曾被错误打倒的老科学家、技术专家、老管理干部、老劳动模范，恢复对基础科学的研究，大反所谓的“经验主义”。
在周总理逝世以后，他们则大反“哭丧妇”，造谣说“党内最大的一个走资派把另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扶上了台”。要以猛烈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解决，要加强“批林批孔”“批周公”。江青们也预感到“批周民必乱，反周民必反”的情况，所以他们不断地叫嚣，要警惕广大人民群众“以死人压活人”。他们十分害怕人民群众以死者之圣，来声讨他们这一伙生者之魔。在这段时间里，江青的主要打手就是迟群和谢静宜。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以周恩来、叶剑英、谭震林、陈毅和以后复出的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与林彪、江青集团的斗争是异常艰巨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是在毛主席错误估计形势、信用了某些坏人、采取了错误的方针和方法的情况下，亲自发动起来的。以后，由于受人生自然规律的影响和精力的不足，毛主席对许多事情已经不能够亲自领导了。林彪、江青集团正是利用了毛主席的错误，打着他老人家的旗号，进行大规模的篡党篡政篡军的祸国殃民的活动。
林彪、江青集团本身，有一个逐步演进，逐步暴露的过程。对他们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明确，逐步深化的过程。加之他们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来进行篡党夺权罪恶活动的，是将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引向极端以售其奸的，这就必须要求我们不断地观察、分析、判断，来弄清是非敌我。搞清楚是好人过偏过激犯了错误，还是坏人蓄意破坏党、政府、军队，侵害人民群众利益。这是需要以事实为基础，经过缜密思考、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这就增加了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广大干部和群众与林彪、江青集团的斗争，是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存在着的。好在毛主席的著作和讲话，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来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说了一些脱离实际的错误的话，也说了许多正确的话。毛主席的主要的正确的著作和讲话，就是我们所说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语录战”，反映了相当复杂的情况和问题。当然，其中不乏打派仗的人，不乏用毛主席的语录来互相攻讦的内容。但是也有用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来与林彪、江青集团片面引用、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进行斗争的同志。周恩来同志就曾巧妙地引用了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主要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话，来抵制林彪、江青集团污蔑、诬陷十七年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说法。批判了这个他们据以搞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根据”的。
林彪、江青集团不是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吗？不是说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吗？不是大批特批认为“毛主席的话过时了”的那么一种观点是“反动的、反革命的”吗？那么好了，你引用毛泽东的话，我也引用毛泽东的话。你引用毛泽东晚年有错误的讲话，并将其推向极端，我也可以引用毛泽东大量正确的理论和正确的讲话，与你抗衡，并尽可能把错误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我不便公开说你们所说的毛泽东的话有错误，你也不敢反对我所说的毛泽东正确的话。这样，除掉毛主席晚年对具体事件（如所谓“二月逆流”）、具体人物（如刘少奇同志）上说了错话，大家都无可奈何之外，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上，在“老九不能走”上，在许多对于形势的评价上，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都可以用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来与林彪、江青之流抗衡。在这场时而我强，时而你弱，时而我占压倒优势，时而你又反扑过来的斗争中，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干部、群众与林彪、江青集团的不断斗争，既为林彪自我暴露、自我爆炸奠定了基础，也在此后积累了批判“左”、实质上是批判“文化大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做好了理论准备。这场斗争，也为揭露江青反革命集团而掀起的群众运动做了准备，为粉碎江青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发生在南京的、北京天安门的、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斗争，就是在这些基础上出现的。由上可见，不论林彪、江青集团怎么猖獗，怎么不可一世，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具有十分旺盛的生命力，党和人民同他们的斗争，使这两个集团彻底灭亡了。
第四章林、江从合伙到分裂（1）
七 林、江从合伙到分裂
为了揭穿林彪、江青集团之间从相互勾结到相互争夺的事实，揭穿江青所谓她是与林彪集团做斗争的谎言，经与中央“林彪、江青集团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一组联系，我们专门与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谈了话。吴法宪是个既矮又胖的老头，简直看不出人们心目中的将军形象。在隔离审查期间，他吃得不坏，活动又少，大概也是无所用心，就发展成一个滚圆滚圆的圆球体。他的态度倒是不错，承认自己的确是罪大恶极，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灾难，说党和政府怎么办他也不过分。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他能够本着事情发生发展的逻辑，一个一个地说清楚。他说得很耐心，很仔细，我们也感到，他没有耍花招。他尽量地要跟我们拉近乎。
通常，谈话与谈话者之间除隔着一张桌子之外，还有四五步的距离，这是因为管理方面担心发生行凶的事才这样安排的。而每当提审吴法宪时，他都一边回答我们的问话，一边挪动木椅。经过吴法宪几次挪动木椅，逐渐使他坐的椅子紧靠上了我们的桌子，跟我们伸手可及了。吴的情绪总是很好的，说话像讲故事一样，还伴随着微笑。他有时嘲笑他们那一伙和他本人的荒唐，有时讽刺江青集团那些文攻武卫人物的可耻，当涉及到他自己，他又表现出很难堪，很难以启齿的样子。吴法宪跟江青集团那些人还是有所不同的。他曾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南征北战，冲锋陷阵，跟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民党进行过浴血斗争。他对于“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干部、群众遭到陷害，而其中追究起来竟有他本人的过错和罪行，谈起来还是比较痛心的。这是他真情的流露。吴法宪的问题主要是一个“变”字。他从人民的功臣变成了人民的罪人，不完全是出于对衣食住行的求奢，而是出于对权势的欲望。他巴结林彪，巴结叶群，巴结林彪、叶群的儿子林立果，甚至他这位年过花甲的老将军，还去搀扶身强力壮的林立果登长城。这是他头脑中的一种封建依附意识在特殊条件下所起作用和恶性发展的结果。
林彪与江青的勾结，大体上始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所谓林彪委托江青搞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当时，林彪要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江青也要利用林彪的特殊地位（当时，林彪虽是国防部长，但是他是不能随意调动我们所有的部队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口口声声说要请一尊“神”，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江青与林彪相勾结的暴露。紧接着，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经过密谋策划，又搞了歪曲、篡改党的历史而为其篡党、篡政、篡军夺权服务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吴法宪说，这件事原来是交给他去组织写作班子的，事先曾说明只许写什么，不许写什么，谁谁谁可以写，谁谁谁不可以写，谁谁谁应该写成个什么样子等等。他们要搞的，完全是一部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脱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脱离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实的杜撰的东西。这部臆造的所谓历史稿，后来竟成了林彪、江青集团据以打倒谁、保护谁的蓝本和护身符。吴法宪说，连这么一个东西，林彪、江青集团也搞了两手。他们除让吴法宪组织了绝密班子写作之外，又在高级党校搞了另外一套写作班子，写了另外一个东西。自从江青、康生伙同聂元梓搞出的第一张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实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字报）之后，到1967年1月他们又搞了所谓“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之风从上海蔓延至全国，由此江青集团的羽翼逐渐丰满起来了。他们利用这一形势，广泛安插亲信，夺取权力。
而在夺权之中江青集团由于与林彪集团分赃不均，又引起了林彪集团内一些主要人物的不满。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见到江青、张春桥把他们能够掌握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头子、打砸抢分子、流氓分子，纷纷塞进了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当中，而没有把林彪集团掌握的造反派头子、打砸抢分子弄进去，就更加愤慨。于是，黄永胜、吴法宪就暗中串联，邀约一些人不投江青集团某些头面人物的票。到点票时，江青、康生一伙发现他们的得票都少了。康生大怒，就把汪东兴同志叫去，追问是怎么回事，要查票，查对没投他们票的人的笔迹，看看究竟是哪些人，闹得乌烟瘴气。这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从违法乱纪，合伙篡党篡政篡军夺权，到分裂开来，正式竞相抢权的开始。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但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如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是江青、康生安排的，没有一个听陈伯达的。不仅如此，江青还利用“中央文革”的会议，给陈伯达小鞋穿，让陈伯达当面难堪。处在相当孤立无援状态下的陈伯达，情知林、江两个集团的矛盾终会导致破裂，就投靠林彪去了。林彪说过，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的是这两杆子，巩固政权靠的也是这两杆子。当时林彪认为，在他的麾下，枪杆子是不成多大问题的，缺乏的是笔杆子。实事求是地说，陈伯达还是写过几本书的，并不是像后来有些文章说的文句不通（当然陈伯达写的东西中个别的也可能有过不通的文句）。所以陈伯达投靠林彪，林、陈一拍即合，彼此都有需要，各人都很高兴。因此陈伯达在林彪支持下，到一些部队去讲演，进行活动，由此结下了林、陈集团。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以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并裹胁部分中央委员为一方，故意不理睬毛主席六次说过的自己不当国家主席的，而硬要设立国家主席，并且把这一条提到了赞成不赞成这个主张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的高度，提到了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的高度。当然这些人的情况不同，有的是阴谋家野心家，名为树毛主席，实为树自己，或者为自己找个靠山。有的则是上了林彪、陈伯达的贼船。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从大多数干部的情况来看，他们还是属于上当受骗的。
另一方，是以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为主的。他们知道毛主席多次说过不当国家主席，也情知他们几个人这时难以当上国家主席，于是，他们顺着毛主席的话，也反对设国家主席。由此，两个罪恶集团之间展开了明争暗斗和互相坑害。林彪、陈伯达虽然说毛主席是天才，应当就任国家主席，但是早就有人暗地里宣扬过，林彪是个天才（林彪自己也说过他的儿子林立果是天才），应该当国家主席。叶群就对她的同伙说：“不如此，把林彪往哪里摆”。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但是，尽管如此，林彪、陈伯达公开打出的旗号，还是歌颂毛主席是天才，拥护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这就把江青、康生们置于十分尴尬的被动地位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势均力敌、不相上下的斗争格局，像一个天平，重心在往林彪集团的方面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