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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的同志列举一个对象的严重错误和罪行，老人们就说他还做过什么好事，有过什么功劳。中年的同志列举某个审查对象罪行十分严重，老人们就说他还存在盲目执行的方面。双方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有的中年同志为了尽可能地多判几个，重判几个，有时慷慨激昂，很动感情。他们说：“老人家，您知道您是怎么被他们诬陷投入监狱的吗？”“老人家，我可掌握这家伙的全部材料，他常常对被害的老同志向他的打手们布置，要开导开导他。这个开导，就是武斗的意思。”被提问的老人却豪迈地哈哈大笑几声，然后坚决说服大家研究问题、处理问题要从中央的政策出发，不要从个人的感情出发。他们说：“我们是共产党员嘛！”有时为了讨论如何处理一个被审查对象，讨论被审查对象的一个问题，竟有争论几个小时、两三场会议的。我自己虽然赞同中央处理“两案”一些人员的方针政策，其实在有的具体问题上，我还是属于少壮派。例如有一位体育冠军，人们都知道他是周恩来同志一手扶持起来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却与江青打得火热。在社会上，人们非常恨他。中国人民对这种忘恩负义之人，是极端鄙视的。我对他也有这种情绪。可是王鹤寿、黄火青同志却认为，他几度当冠军，对国家荣誉还是做出过贡献的，要建议免予起诉，不要判刑。我们不同意，就跟老人们吵，老人们则力图说服我们。为此在会上常常争执不休。我是中央纪委派到二办的干部，黄火青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对我比较客气。我们虽然争了，但他说不服我，就笑一笑。王鹤寿同志可不同，他同我争了几次，就有点急了。有一次，他有点生气，就说：“不管怎么样，他是当过几次世界冠军的，这就是贡献。”我随口说：“他第二次当冠军，是别人让给他的，这个让给他的同志才是高风亮节。”这一下把鹤寿同志弄火了，他说：“那你去替我拿两个冠军回来看看！”搞得我与他最后有点不欢而散的味道了。后来，我当然还是听了他的。处理结果也证明效果是好的。
我讲这个事情的意思在于：第一，毛主席关于审查干部，不要看一时一事，而要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是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可惜，在老人家生前，从反右派开始的历次运动中，并没有完全执行这一方针，所以造成了扩大化，甚至完全错了的情况。在老人家身后，在审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中，我们却执行了这一方针，教育挽救了绝大多数可以挽救的同志，把敌人孤立、缩小到了最小的范围给予打击。第二，在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工作中，的确是发扬民主的。谁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畅所欲言，可以进行讨论，进行争论，对事不对人，不伤和气，不影响同志之间的感情。大家都对事不对人，不管发表的意见最终判定是错是对，真正做到了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谁讲了自己的意见，对则取之，错则弃之。亦对亦错，则取其对者，弃其错者。大家没有伤人之心，也没有被伤之虞，说错者也顶多是受了某种思潮的影响，说过了也就算了。这才是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么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记得对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些人，是否应建议司法机关判几个死刑、立即执行的问题，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进行过讨论。从我们掌握他们的罪证材料来看，一些人的确是罪大恶极，罄竹难书的，我们判其死刑也不过分。但王鹤寿主张，要按照“一个不杀”的方针来处理。王鹤寿等老同志都是“四人帮”的直接受害者，但他们为了坚持中央的方针，却毫无个人情绪。这就比较能说服大家。但说服工作也相当艰苦，得相当具有耐心。
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主持工作的负责同志，对于审查中询问被隔离审查对象的工作，过问是很细的。王鹤寿同志不仅在我们对被审查对象的每一轮询问以后都要看笔录。他还要把绝大多数的笔录送给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审阅和提意见，请中央领导作出指示。中央领导人也很关注审案工作，他们要听审案工作汇报。他们特别对我们如何执行中央政策，十分关注。有一次我们在城外工作，领导同志看见管理部门的一个简报，反映在午夜十二时后还在谈话，立刻电召负责审理谈话工作的我，马上专车进城，进行汇报。他担心我们对江青集团的那些人也采取了他们整我们干部的办法，白日黑夜进行了轮番谈话，搞疲劳轰炸。对这件事，我们当面负责地向领导作了说明，我们工作人员是一日夜主动安排三段工作时间，而被审查对象一日夜一般是一段时间，偶尔有两段时间，绝无三段时间之事。如发现审案时间过头，我们甘愿领受处分。我还说：“其实，他们在那里很寂寞，是很愿意我们找他谈话的。你不信问问管理部门的同志。”王鹤寿同志听到这里，才满意地笑了。
1980年，中央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理领导小组与中央政法小组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把“两案”主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江腾蛟、王维国、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共十一人，逐步移交国家司法机关依法审理，起诉判刑。其中没有一个建议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两案”审理领导小组领导同志决定由我在联席会上进行全面汇报。彭真同志对我汇报中提出的两个问题特别重视，一是毛主席是否在1967年至1968年间，就有意结束“文化大革命”，后来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老人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说过一些过头的话，也就难以收拾了。二是毛主席是否在康生、江青他们搞出污蔑、诬陷刘少奇同志的材料以前，说过刘少奇以后还可以当中央委员。我当面回答了彭真同志的询问，一是毛主席提倡搞“大联合”，“三结合”，以革命领导干部为骨干，就是要准备结束“文化大革命”。二是毛主席的确在江青、康生他们搞出的污蔑、诬陷刘少奇同志的材料之前，说过刘少奇以后还可以当中央委员。彭真同志要我查出有关材料送给他。会后，我们查出了有关材料送到彭真同志处。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在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案件中，共查阅了一百多万件材料。据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和九十一个中央、国家机关部门以及军队系统的不完全统计，全国立案审查了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十七万七千七百八十名，其中地、师级干部三千一百七十五名，省、军级以上干部一千一百零六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依据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既审理清了一些主要对象的严重罪行，又照顾到“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赢得了全国、全世界的赞誉。
第六章中流砥柱（1）
十 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3条所提出的：“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的特点，是毛主席在外患（两霸挥舞导弹核武器，扬言要消灭我们用以自卫的、刚刚兴建的核基地。其中北方霸权主义者表现得尤为突出）、内忧（思想上、政治上的分歧）共存的情况下，对形势产生了过分的估计（当时，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估计得更过分），因而期望从对内部的清理，来达到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目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又采取了错误的方式和方法，信用了一些坏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毛主席的错误，把错误推到了极端，妄图实现他们篡党、篡政、篡军，全面实现封建法西斯专政统治的罪恶目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我们的许多干部、包括党政军高级干部，对此没有思想准备。
在整个社会上，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一般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抱着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忠诚，来参加运动。但是，他们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认识，只能从一个一个的严重问题所造成的损失上，逐渐地积累起来，最后看到他们反革命活动祸国殃民的实质和罪恶目的。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掺杂其间，兴风作浪，混水摸鱼。这就形成了斗争的艰巨曲折和极其复杂。“文化大革命”是从内部搞起来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他们的真相隐蔽起来，而用假相来迷惑人们，的确篡夺了部分甚至是十分重要的党权、政权、军权。然而，大乱十年，而至于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依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并且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蓬勃发展。这充分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以这一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能够自我完善的拨乱反正的内在力量。共产主义思想是一定能够扎根于世界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诚然，斗争是极其艰难曲折又相当尖锐复杂的。从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案件中，从面对面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罪犯的工作中，我们感到，毛主席对江青打着他的旗号招摇撞骗是有所察觉的，所以他指斥江青说：“你只代表你，代表你自己，你不能代表我。”但是毛主席的这些话，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只有最高层的核心的几个同志知道，广大干部、群众并不知晓。林彪那个说是以史为鉴的“政变经”，讲了中国历史上的儿子篡权杀老子，老子要求吃了熊掌再死，儿子却告之以“熊掌难熟”。兄弟杀掉哥哥篡权的“烛影斧声”等等，大肆渲染，报刊大登特登。毛主席对此是早就有警惕的。但毛主席的警惕，却是林彪夫妻父子自我暴露、自我爆炸于温都尔汗以后，广大干部、群众才得知的。而林彪搞“政变经”的目的，是诬陷别人要搞政变、觊觎最高权力。最后的结果却恰恰是他们夫妻、父子，真的是为了觊觎最高权力而处心积虑，并且还要用突袭、爆炸暗害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在上面起中流砥柱作用的，有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叶剑英同志、陈毅同志、谭震林同志等众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下面，则有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论如何大树特树林彪、江青集团及其主要成员的威信，但即使在他们炙手可热之际，在他们诬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老干部达到登峰造极之时，除了那些别有用心的帮派分子、打砸抢分子之外，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心目中，仍然信任着那些为解放中国、为建设中国浴血奋战、挺立敌人法庭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老干部。而对那些搞了几出戏（这里就不谈还是一种剽窃了），参加打砸抢，唱了一个戏、跳了一场舞的新贵们则不屑一顾。这本身就是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巨大压力。即使在林彪势力最盛的时候，人们也暗地里这样说：“南昌起义时他还是一个排长，在三万多部队的起义中，他怎么能称得上是什么正确路线的代表？”“井冈山的扁担明明白白是朱老总的，怎么一下子又变成林彪的了呢？”即使在江青大肆鼓吹吕承汉统，武继唐法，剽窃京剧现代戏的成果，将其改称“样板戏”的时候，人们也私下议论，“难道搞吕后、武则天的统治，与建设社会主义吻合吗？”“江水英、方海珍、李铁梅、柯湘，不是水，就是木，干脆姓李、姓江好了！”我以为，不能轻看了这些议论，实际上这些议论早就成了为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坚实群众基础。
1978年邓小平、陈云同志在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一种思想发动。党和人民同“左”的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发生在中央的，就有1967年2月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怀仁堂会议上以及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老帅、老将们的斗争。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同志主张批“左”的斗争。1974年毛主席批判“上海帮”、“四人帮”的斗争。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后批派性、抓整顿的斗争。以及毛主席逝世后1976年华国锋、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党和人民同林、江集团的斗争，更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