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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万岁!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打倒江张姚三家村!”这张小字报充分反映了天安门运动的主要精神。其实后面还有一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但学院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不知是害怕大家怀疑他们执行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呢,抑或是担心大家把小字报及其作者认作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了,以后他们在其内部查对笔迹的大量工作中,也一直不敢公布这第四句话说的是什么。当然,“文化大革命”扶起的当权派也不是十足的白痴和笨蛋,他们不好明说谁谁谁写了这张小字报,而是采取了内部搞笔迹鉴定。公开查核3月下旬至4月上旬谁去了天安门广场,在那里干了些什么,看到了些什么,以及追查学院内部和社会上存在的抨击“四人帮”的所谓“反革命政治谣言”等办法,来紧缩包围圈。
我所写的文章的原稿都被强行要去,退回来时,许多字的一横一竖一撇一捺,以及各种偏旁字头,都用铅笔画了圈圈,是来不及将铅笔印迹擦去呢?抑或是故意留下一个心理上的威胁,就不清楚了。我是搞过公安报道工作和检察工作的,既有一些技术知识,又懂得一些政策。我想,与其默默无声地吃个闷胡芦,不如公开摆出来让多心的人莫衷一是。我就抓住这点,高举毛主席一再教导政法干部不准用特情侦查手段对待党员、干部的指示,直接找军、工宣传队和专案组理论。他们没有做过专门工作,情知公安专业知识和政策水平不如我,只能答复说“那是随意勾画的”,“谁敢对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搞笔迹鉴定、搞特情侦查呀”,弄得他们只能推卸赖账,尴尬不堪。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泄了气,输了理,降了格。当然,他们在广播大喇叭上的威胁、恐吓、挤压、诱导,声嘶力竭的狂呼乱叫,每天几次搞半夜突袭,矛头针对的就是汉语教研室。
第一章十年的周旋(2)
他们的这些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在召开的有全院几百人参加的党员大会上,院工宣队长和革委会主任,以追查天安门广场活动和“反革命政治谣言”为名,声色俱厉地对我进行了当众审查和追询。工宣队长:(叫我的姓名要站起来)你说,你参加了天安门事件没有?!答:我是4月3号那天,从那里路过,去看了一下。这些,在小组会上,不是每个人都说了吗?工宣队长:我没有跟你谈每个人,我是问你。你在天安门,干了些什么?!答:我……我看了看花圈,有许多花圈很大,有许多花圈做得很精致。我在想,如果靠我这个手艺,笨手笨足的,一定做不出来。(全场一片哄笑)工宣队长:(对大家)不准笑!不准笑!严肃的斗争么!(转对我,严厉地)我是问诗词,问诗词,反革命诗词?!答:这个嘛,人山人海的,挤得很,有一个人把我的腰都撞痛了。啊,诗词,我看见有的人在朗颂,有许多许多的人还在拍巴掌。我想,算了吧,不去看它了,听又听不大清楚,就回学院来了。(两位领导同志气得鼓鼓的,全场又大笑。)工宣队长:(高声地)我问你,为什么你那个教研室,查反革命政治谣言不积极?答:是那样么?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很积极的。但是,有的是在公共汽车上听说的,有的是在大操场放电影时黑咕隆咚地听人说的,有的是在男厕所里听女厕所那边的女同志说的,有的是在女厕所里听男厕所那边的男同志说的。唉,我倒是在想,应该专门学习好追查的技术,追查起来……可能就好些了。(全场禁不住的再一次哄笑)院革委会主任:我说,你,说来也是学院里的一个中层领导干部了嘛。师傅好好问你,你为什么老这么嬉皮笑脸地打哈哈呀!答:他们要笑,我有什么办法呀?!我又没有笑嘞!(又是一片哄堂大笑)。
汉语教研室的同志,参与了天安门的写诗、抄诗、藏诗。诗词的少部分副件,作为抄录来的,按清理规定上交了,大部分原件藏进了蜂窝煤炉的夹层,用塑料纸包好埋进了花盆,卷进了绵线团,用绵线缠了数十百层,作为线团存放起来。至于“反革命政治谣言”,我们不仅听见过,还加过工。院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为了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派了两个人,一男一女。这一男一女说话和气,从不生气,从不赌气,但都是惯于打小报告的人物,他们善于探听到别人难以探听到的内容。他们到了汉语教研室,找了一个大家都认为是“快嘴”的同志,问她知道多少“政治谣言”。那位同志说:“我倒听过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想知道的,我不敢说。”派去的人说:“你说吧,在这里说说可以不追究,不算在传播之列。”于是,她说了:“这是领导上要我说的,不是我自己说的。”经点头承诺之后,她说:“有人说毛主席骂中央首长,你是‘上海帮’,‘四人帮’,你不要搞了,为什么还搞呀!你只代表你,代表你自己,你不代表我。不过我没有相信,我怎么能够相信呢?”“有一天,毛主席要许世友和王洪文,把自己的拿手的本事显一显给他看。许世友站在一堵墙根下,运足了气,平地身体竖着上升一尺许,几分钟悬浮空间,然后轻轻落下,面不改色心不跳。主席说,许世友表演过了,王洪文,你会什么呀?王洪文说,我会打猴拳。主席说,打猴拳也好嘛,你打一套来看看。王洪文就猴子舞爪地打了一套。主席鄙夷地笑了,说:我看哪,还是许世友是真功夫。你不行。”她紧接着表白道:“不过我不相信,主席日理万机,你说哪会有功夫看王洪文打猴拳呀!”“这可是领导非要我讲的,不是我在腐蚀领导啊!要不是这样,机关枪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讲。”当时的事实说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康生等人,与广大人民群众完全处于对立的状态。他们睁开眼睛是瞎子,张开嘴巴是疯子,竖起耳朵是聋子。他们看不见,听不到人民的声音,他们说的话也没人听,实际上,他们已经陷入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虽然还在滥发淫威,但他们的日子长不了。有一天,教研室的一个同志来找我谈他的政治观点。对这个同志,我们本来没有把吴江、乔文祥来和我串连在清明节要与“四人帮”进行大搏斗的情况透露给他。但他是强烈反对江青等人的,因此才来找我。他谈到天安门运动中,他写过一首《请示》的诗:“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诗的政治倾向是鲜明的,遣词造语也简洁。他说,他准备被捕,坐牢,枪决,说如果发生那样的事,要我们照顾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态度十分诚恳。我俩沿着学院的办公大楼转悠,又在大操场走了一个大圈还不忍分开。“四人帮”的穷凶极恶,逼得我这个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地下工作人员,重操了在重庆进行斗争的手段。我告诉对方,以上对我说的话,到此为止。只要没有人揭发检举,查笔迹的技术鉴定,是搞不出什么东西来的。因为笔迹不像指纹,在技术上就不能单纯具此认定。即使因此被抓了,只要矢口否认,抵死不认账,对方也难以定性定案。关键是善于隐蔽自己,额头上又没有刻字,怎么可能就找到你的头上来?这个同志的妻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在唐山大地震发生以后,我专门骑车进城,到广播电台宿舍找他。遍寻不着,只能向他的邻居打听,人家说,已经好几天不见他家的人了。我更着急,担心他出了事,心急火燎地满处找。最后,总算在复兴门修建中的立交桥下,发现这位同志和他的小女儿,在一块塑料布搭的篷子里休息,才放了心。这个时期,“四人帮”还在抓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学院提出大震大批判,小震也批判,不震更批判。但这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工、军宣传队和院革委会的新贵们,把他们经过“文化大革命”而飞黄腾达的命,看得比我们更有价值,生怕房子被震塌下来,把他们好不容易短期增值的性命给葬送了。因此,他们既要搞批判,还要防地震。要搭地震棚子,开始时又没有材料。我们就建议拆大批判专栏。这一建议,居然获得造反派领导们的同意,人人动员,个个动手,把原来那些用高级木料、崭新席子搭起来的大批判专栏,拆了个鸡零狗碎。为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势就大大减弱了,对那张反“四人帮”小字报的追查,相对地也放松了。但是,他们还要组织会议,还要批“三项指示为纲”,批三个文件。当时的领导专门点名让汉语教研室的领导和教师要发言。他们这样做,也是要看看我们的态度究竟如何。我们经过研究,觉得完全拒绝批判不行,要批。于是,有的同志说,听人说邓小平家包包子,买了两斤猪肉馅,我们家包包子才买一斤肉馅。这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是什么呢!工、军宣传队的一位领导说,他们家人口多,买两斤肉馅包包子,这算不了什么。我们另一个同志马上插话说,那可不是这样,我们食堂卖的包子,咬两口还见不到肉馅,这怎么不算什么呢!弄得那位领导眨眨眼睛,只能留下苦涩的笑。有的同志说,我要为我们妇女同胞说几句话,你看,方海珍、江水英、李铁梅、阿庆嫂、柯湘、白茹、李奶奶、阿妈妮,都是我们妇女中的佼佼者,谁否定革命样板戏,谁就是否定我们妇女,这能够容忍吗?一位院领导说,也不能单说是对妇女怎样怎样。我们另一个同志又插话道,马克思说过,所有妇女的彻底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怎么能够不把妇女的英雄放到主要地位上呢!那位领导也无可奈何。院工、军宣传队和院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对汉语教研室的同志下了一个结论:这些咬文嚼字的知识分子呀,看问题抓不住重点,就知道旁敲侧击,打哈哈,政治思想水平总是提不高。逐渐地,也就对我们失掉了兴趣,丧失信心了。以后,召开全院性的、部门性的批判大会,他们也就不组织我们发言了。
1976年10月初的一天,写《请示》那首诗的同志从城里来到学院,悄悄告诉我们两三个人,广播电台被接管了,负责接管的主要领导人是耿飚同志。这可是杨、罗、耿(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啊。听他讲了这个情况后,我们感到整个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我无法平静下来,赶忙向宣传部的陈明灿借了一辆自行车,蹬车进城,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光明日报、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有老同志、老朋友在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公安部到处打听,终于得到了确实消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全部被逮起来了。我买了卤猪头肉、二锅头、鞭炮,邀约了几个互相信得过的同志,晚上在我家喝酒放鞭炮,以示庆贺。这时,学院军、工宣传队和院、系、大组两级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还蒙在鼓里。
第二天,院革委会的主任碰到我,问我昨晚为什么闹腾。我只笑笑,未做回答。正式一级一级往下传达逮捕了“四人帮”,大概是在10月10日。这以后,院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对我们客气多了,生怕我们“闹腾”。但是他们手里又握了两张王牌,一是两个“凡是”,一是“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仍然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逼近了,我们只有冒险一搏了。于是,我们把隐藏的天安门诗词挖掘出来,找一个印刷厂钢板字刻得好的同志,油印了近二百份《天安门革命诗抄》。出版诗抄,要有一个名义。“四人帮”已经粉碎了,我们明人不做暗事。起初,大家说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名义,正式打出招牌来。后来,考虑到教研室有两三个同志,与主持搞这件工作的同志,不是由于政治原因,而是由于个人之间的芥蒂,总是合不来。于是,我们采取了出榜招兵,签名参加的办法,完全自愿。签名参加者,有李先辉、白晓朗、黄林妹、胡连朴、刘兰英、蒋士珍、黄玉文、罗丹、杨昆明、张润今、石淑兴、赖梅华、刘志宽、赵寿安、朱清颐、汪文风,共十六人。其实,徐政良、张敬棠、宋来魏、胡锡珍、徐祖武以及新来的一个同志,虽未签名,也积极参加了选诗词、编辑、核对,参与鉴定是否是在天安门广场贴出和经历了战斗的硝烟的诗词,他们也参加了校对、印刷等工作,工作中也很积极。已签名的,我们商议了一个共同的名字,起初说叫“佟怀周”,后又考虑到“佟”字不通俗,干脆叫“童怀周”,这是共同怀念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