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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议了一个共同的名字，起初说叫“佟怀周”，后又考虑到“佟”字不通俗，干脆叫“童怀周”，这是共同怀念周恩来总理的意思。
1977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周年纪念，我们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名义油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贴上了天安门广场。由于周总理在国际国内的崇高威望，由于天安门事件从悲天恸地到血腥恐怖，我们的诗抄一贴出，就轰动了北京，轰动了全国，轰动了海外。每天，我们都要接待来第二外语学院川流不息的来访者。来访者都要求铅印出版，让更多的人共享天安门的战斗氛围和美好词章。但是，我们对于那种要求扩大“童怀周”的组织，把它推到全社会，以及建议“童怀周”选出几个领导人的意见，却开会予以否决了。我们开始筹备出版天安门革命诗抄的铅印本。由于受到两个“凡是”和“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压力，原来答应给我们帮助的单位纷纷退缩了。这样，不得不由我们自己来印刷出版。按照第二外语学院原来的规定，系和公共课教研室主任，是有权批准印刷教材和阅读参考教材的。我就将《天安门革命诗抄》作为“汉语阅读参考教材”签字发排。但印刷厂的领导，既支持我们这项工作，又胆小怕事，说：“这明明是天安门诗词么！”我们只得找到一贯支持我们反对“四人帮”的原副院长翟良超同志和教改组的一位副组长李越然，加签了字，排版是没有问题了。要铅印，哪来那么多纸张呢？我们还有一位被赶下台的副院长彭平同志，过去在延安就有组织这类工作的经验，他各方面人事关系也熟悉，我们找到他，立即从北京市二轻局搞到第一批纸；又通过被二外挤走的另一位副院长唐恺，经中央宣传组的王揖同志，从人民日报搞到第二批纸。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上下下和院外许多单位、许多同志的热情支持。一谈到是编印“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天安门诗词，被我们求到的同志无不大力协助。铅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以汉语阅读参考教材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编辑的名义出版了、发行了。汉语教研室变成了全国各地、各单位派人来购书和议事的场所。中央电视台专门为我们“童怀周”小组拍了《敢傲严寒绽春蕾》的电视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我们拍了新闻片。日本各通讯社、各大报社的记者团，西德的作家，都对我们进行了访问。我们在接待外国记者时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毛主席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功绩是不能够抹煞的”。他们也如实地进行了文字和图片报道。韩先楚同志派来的同志开玩笑说，韩司令员说了，“如果你们因为编辑出版诗抄还受到什么威胁，他可以派两辆坦克车来摆在你们教研室的门口，对你们进行保卫。”宋庆龄副主席，也来信对我们表示感谢。
一天晚上，我背一大袋《天安门革命诗抄》，闯进了我工作过的公安部大院，去到办公厅负责同志陆石的家里。我说，“我给你送书来了。你要抓人，我就在这里。”他问：“什么书哟？”我说，《天安门革命诗抄》。他一下子紧紧地抱住我，说：“我的好同志啊”！以后，我们每次出书、出画册，都通过陆石同志，送给罗瑞卿同志一份，席国光同志一份，凌云同志一份。罗瑞卿同志问到我的情况，听了陆石同志的介绍，然后说：“好嘛，闹天安门事件的，有我的干部；抓天安门事件的，也有我的干部。”“这些青年同志，冒了那么大的风险，不容易呀！”在一次彭真同志主持召开的会议上，有人向凌云同志介绍到我，他一面点头，一面笑着说：“神交已久！神交已久！”胡耀邦同志在一些报告中，多次谈到天安门诗抄，谈到“童怀周”小组。有一天，第二外语学院原副院长彭平同志找到我说：“邓楠同志要到学院来看看你，问你的意见如何。”我说“欢迎！欢迎！”这时，小平同志还没有出来工作，但我无所顾忌。不几天，邓楠来到二外院，来到我们教研室。我们四五个人和她一起聚谈。邓楠说，“你们敢于组织‘童怀周’，听说是这里的党委书记支持你们。”我们的同志哈哈大笑，有个快嘴姑娘说：“他不支持我们，他支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楠又问，“他是不是我爸爸的老部下？”我们的快嘴姑娘说，“没听说过。我们主任才是你爸爸的老部下。他在周总理逝世周年，还写了一首长诗《无题》，是反映小平同志一生的战斗经历的。”并问邓楠要不要抄走。邓楠说，“不要抄了。你们贴在天安门广场上，我们家就抄了两三份。”又问到我什么时间是他爸爸的部下，我说：“在中央西南局的时候。不过，你爸爸是西南局第一书记，是一号，我是新华日报的记者、编辑和校对科科长，隔得太远。一批判，有的人就硬给拉近乎了。”大家又哈哈大笑。在我们讲了一些反对王、张、江、姚的“反革命政治谣言”之后，邓楠问我：“你有什么话对我爸爸说，我可以带回去。”我说，“我们的意见，以后千万千万不要瞎闹腾了，大家齐心合力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吧！”临走时，邓楠给我们留下了她家的电话、住址，要求加强联系。从二楼下楼梯时，我请邓楠同志站着让大家看一看，像不像她爸爸。她站着了，挺了挺胸。大家说：“真像！”以后，小平同志就出来工作了，但他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重要，我们也就不好意思去加强联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被选为一百名中央纪委委员之一，是陈云同志建议的，他说：“要从反对‘四人帮’的群众中选一个人到中央机关来工作。”据说，中央组织部派了两个老同志到二外院了解我的情况，负责接待的同志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相当强烈，对来调查的人说，“他呀，哈哈哈哈，是个一保到底的老保。”去调查的同志后来说，当时他们正在找老保，就碰上了个一保到底的老保。还真要谢谢第二外语学院那位接待调查组的同志，她的用意是贬低我，却说出了实情。在那段时间，我们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的名义，先后编辑、出版了《天安门革命诗抄》，《天安门革命诗文选》正、续编，《天安门诗词一百首》，《天安门诗词三百首》，《“四五”运动纪实》，《天安门运动画册》等。这些书，在华国锋同志题写了书名并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前，即在海内外已经发行了二百万册以上。我们的书，都收了一点工本费，除购买纸张、印刷发行的支出外，税务机关曾向我们提过收税的问题。当我们把情况如实报告以后，他们也表示可以不收我们的税了。余下的二、三万元钱，全部交给了第二外语学院的财务部门。“童怀周”小组的每个同志，赠送《辞海》一部，作为对大家辛勤工作、搬运扛抬的酬谢。
第二章着手审理“两案”（1）
三 着手审理“两案”（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重新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问题。林彪虽然早在1971年“九·一三”就自我暴露、自我爆炸了，但是当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还盘踞在中央。江、张、姚、王为了保护自己，极力阻挠对林彪集团的错误和罪行彻底清查。并且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采取“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手段，不准审查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同时利用搞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机会，又继续陷害一批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军队里的一些好同志和虽然有一定错误、但不属于林彪集团的同志。他们以此来排除异己，插手军队，继续他们的篡权活动。
江青集团是1976年10月6日被粉碎的。但是，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有些同志，本身在十年内乱中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他们也没有能彻底解放思想、消除顾虑，也不同意采取坚决的措施，彻底清查林彪、江青集团的错误和罪行，反而一方面说清查“四人帮”的罪行只能清查到1975年1月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顶多只能清查到1973年8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画框框，定调调；另一方面，又沿袭十年内乱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在对林彪、江青集团的“揭”、“批”、“查”中，虽然打击了一批林彪、江青集团的残余分子，但也伤害了一些不该伤害的干部、群众。他们在对江青集团主要成员的逮捕、预审中，既不去追查他们的主要错误和罪行，又采取了乱批乱斗的方法，甚至沿用了开批斗会的办法，以致给江青以口实（尽管她干这些事情的时候干得特别起劲），用以对审查进行反咬。老实说，“四人帮”虽然被逮起来了，当时还没有一条实事求是的方针政策。“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大量的冤、假、错案暴露出来了，怎么查处？怎么查证落实？每个案件的责任何在；被诬陷、被伤害的广大干部、群众，不仅从人身上、政治上予以解脱，还要从精神上、思想上给予解放；对冤死的、伤残的，又怎么办？林彪、江青集团，十年当中采取了一些“造反”标准，“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人员，有的是属于造反起家的分子，打砸抢分子，坚持错误路线不改的分子。必须把他们调离领导、要害部位，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理，直到开除党籍，有刑事罪责的还要依法追究。但的确也有些表现较好的同志，需要分别对待。所有这些问题，靠原来的中央专案组，是难以解决的。
我曾到云南、河南等地对那几个地区的“揭、批、查”进行过实地考察，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不能说是不重要的。主要是打击面太宽，不少是完全搞错了的。我曾经亲手转呈中央纪委主持日常工作的王鹤寿同志两个大案，一个是北京的“李冬民案件”，一个是江西的“李九莲案件”。鹤寿同志作出坚决查清的批示以后，在各方的艰苦努力下，都作了平反处理。李冬民原来是北京中学“红卫兵”两派中一派的头头，因此被吸收进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并当上了常委。他嫌北京市当时的主要负责人许多事情不跟他商量，甚至有时开常委会也不让他参加，因此在林彪案发以后，对这位主要负责人贴了一张大大的大字报。1976年三四月，北京天安门爆发了“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 ‘四人帮’”的斗争，他对“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就有所觉悟，进行了一些反对江青集团的活动。殊不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却伙同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之流，派人与李冬民会面，提出了一个“抬邓保王反华”（诬指抬邓小平、保王洪文、反华国锋）的问题，被李冬民拒绝。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仍炮制了一个“抬邓保王反华”的反革命“李冬民集团案件”，并由当时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层层传达，北京市更做到了家喻户晓。逮捕了当时已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李冬民以及他的许多亲朋好友。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冬民提出了申诉。这时北京市纪委筹备组的甘英等领导同志，认为这是一大冤案，主张坚决平反。但北京市的主要负责同志却以此案经过了中央工作会议，北京市无权平反为由，几经反复，拖延不理。李冬民把申诉材料送到我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宿舍的家里。王鹤寿同志看到材料后，指示我一定要见一见李冬民，仔细谈一次话，关键是看他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态度。我遵照他的指示约李冬民在第二外语学院大操场谈话，后来向鹤寿同志作了汇报。他批示北京市纪委筹备组彻底调查。有中央纪委的大力支持，北京市纪委筹备组把“李冬民集团案”查了个水落石出，写出了平反决定，由中央批准。
事隔半年以后，当我在京西宾馆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粉碎“四人帮”以后还逮捕了反对“四人帮”的干部、群众时，公安部的一位领导同志仍不认账。对此事，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在会上说了话，支持了我的发言。黄火青同志并命我们整理了有关李冬民案件和其他案件的材料，那些同志才无话可说。李九莲是江西的一个女青年，由于反对江青之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被逮捕入狱。应该说，错的是当时颁布的“公安六条”。问题是，在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有的人出于派性，竟在提审李九莲时蓄意提到林彪，采用诱供方法。李九莲由于长期在押，不了解外面的情况，担心上当，就说了不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