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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冷冰冰的话语继续在批评他，不过语气放缓了一些：“蝈蝈，我不是说你，对待媒体出言一定要谨慎，有些自己该承担的责任，不要老是推到领导头上，要敢于承担责任，你去北京我们集团公司领导就不知道。我们也是这样向省委、省政府报的。你一口一个出差啊，工作的，就不合适。难道不成是我们欺骗了省委、省政府领导？今后要多用脑子考虑问题，不要感情用事，要顾全大局。有的人不要看又是送西瓜，又是送慰问信的，骨子里是等着看我们集团公司的笑话呢。你看电视看了报纸了吗？表面上龙腾虎跃的，实际上是狼心狗肺呢。我要请你注意，对待媒体不要太热心，要低调，你这事是我集团公司的丑闻，丑闻就不要炒作，你懂吗？炒作的结果是越炒越黑，当心把自己给炒焦了。”
老板这话说得语重心长，他怎么也难以和电视里老板那笑吟吟地向白局长招手的形象对上号，也许电话里的老板更真实。面对媒体她始终是和蔼可亲的。他下意识地放下二郎腿，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就如同当面接受老板训斥一样，双腿并拢，保持恭敬状，其状很像是国军官员在聆听总裁训斥。虽然总裁并不在身边，只有姿势恭顺了，语言才可能恭敬。
“不过，我确实得的不是非典呀，现在硬说我是非典，有的人还提出要撤我的职，罢我的官，追究我的刑事责任，我只是想解释一下，我确实并未隐瞒病情……”
“好了，不要解释了，多说无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些事要冷处理，事情总会过去，风头上有些事是不好办的。省委、省政府还要追究我的责任呢。你要明白有些事该承担责任的，你要承担责任，总不能领导为你担责任吧？你要明白，只要我在位，你的事总好说的。我离开了这个位置，谁会来为你说话？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你懂吗？要损你就只有从根子上损你，才是上策的，你的根子就是我，我是老板。”
“是，是，我明白了。”
“明白就好，沉默是金，金是沉默，在中国你不要幻想去当萨哈夫。”“是，是，我明白了。”他刚才良好的心情已荡然无存，他沮丧地落座，打开眼前的一沓报纸。看了报纸他才知道老板的良苦用心。
他首先打开的是《快报》，希望能够看到采访他的记录。他看了采访的全记录，但是仅仅是在《快报》的左下角“首例非典疑似病人如是说”，而整个版面的通栏标题是：“省城首例非典疑似病人引发热评”。左上角登的是区防治非典指挥部的公告。右上角登的是“市民要求严处故意隐瞒者”这些火辣辣的标题像是一把把小刀子在割他的肉。那一个个黑色的小铅字就像一枚枚小钢针戳他的心脏。他想这些记者真他妈好歹毒，用市民的话来反驳他的解释，直到把他驳得体无完肤。展览别人伤口来哗众取宠，真他妈的歹毒。还是老板深谋远虑呀，老板的电话中虽然有丢卒保车的意思在其中。但有些话还是有道理的。他开始仔细地看报，他在反思。不时用笔把那些他认为有诽谤他谦疑的段落画了下来。他咬牙切齿地想，他妈的，等老子出院后，一定要把那个防治非典指挥部和报社告上法庭，第一被告是防治非典指挥部，第二被告是《快报》，第三被告是那些文章的作者，他在心中恨恨地想。什么李小姐、夏大爷、樊大娘、陆先生、吴大叔、马三爹、王二婶，通通都是被告，你瞧他们净说了些啥：
连日来，快报热线不断接到市民来电，评述非典时期的社会百态。其中市民谈论最多的热门话题之一就是省城第一例非典疑似患者有意隐瞒去过疫区事实的问题。
第五部分应有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李小姐：据说，省城首例“非典”疑似病人，在被确诊前，知道自己发热严重，还去过疫区，竟然还找医院亲戚，偷偷在病区挂水。对这样的人，报纸上就应该公布他的姓名，而且每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都应该站出来谴责这样的行为，并承诺自己不会做同样的事，同时，这样的医生也属于帮着患者隐瞒，也是要负责任的。
夏大爷：我在报纸上看到省城一个患者，在医院故意隐瞒到过疫区的事情，感到很愤慨。他的行为，直接给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威胁，不仅自己延误了“非典”防治的有利时机，更使数百户居民被强制性隔离观察，给市民的生活、工作带来巨大影响，给本市的“防非”工作造成严重后果。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怎么能这样做？我要求，今后对这样恶意隐瞒事实、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人，要一律给予严惩，甚至依法判刑。
樊大娘：故意隐瞒病情的人也许是出于害怕，但同时也说明了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隐瞒的严重后果。我建议在省城所有医院的发热门诊、小区居委会等场所，张贴警示公告，让所有被询问的人都能一眼看到，如果说谎，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陆先生：一个集团公司的领导，如果不是例外，应属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在今天，全社会如火如荼地抗SARS的大形势下，竟然还佯装一无知婴孩！肯定，自身已是很清楚病情，却隐瞒去疫区的接触史，其人用心何在？可叹其愚蠢之极！这样的人，对社会危害无穷，对自身更是“机关算尽，反误其命”。只是，可怜了那些无辜的人。
吴大叔：对那位恶意隐瞒疫区接触史的副总，应该公布他的姓名，撤职，甚至负刑事责任。不给更多的人一个警示，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还不知道要害多少人。马大叔：那个副总，也是一个党的干部。从北京回来，有了病状，不主动向组织报告，竟然还照常上班、回家、到处走动。到医院看病，甚至故意隐瞒接触疫区的事实，给多少人带来伤害。要我说，这样的人应该严肃处理。还有那位给他行方便的医生碍于情面，违反了医护道德，也要负责。
王二婶：一个副总，有地位有文化，竟然置全社会的安危于不顾，关键时刻说谎，这样不讲道德的事情，实在可恨。你说，因为他一个人，害了多少人？有普通市民、有医生、有同事，甚至他的亲人。两个字，愚昧。
最可恨的是那位以漫画头像出现的“阿敢”，这家伙长着一头乱发，不男不女的。一副横眉竖目的样子，瞪着一双圆眼，张着簸箕似的大嘴。栏目称为“阿敢话天下”的家伙。这家伙八成是报社的评论员，那评论夹枪带棒的：他害了多少人，他道了什么歉昨天，省城首例非典患者殷国鹏通过报纸向全市人民做出“郑重道歉”。果然不愧是玩文字游戏的高手，这样的道歉实在非常“艺术”，看似轻描淡写，却一语双关，既点明了自己可能不是非典病人（因为“现在身体状况很好”，所以“疏忽”了到过疫区的历史也就情有可原），又将自己带来的恶劣影响减小到了最低点（只是“不便”而已吗）。看来这短短的一段话，殷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难为他了，如此非常时刻居然还能思路清晰，有条不紊。
可惜市民们好像不怎么领情，可能会让殷总失望了，下面我们来看看他们对殷总的“道歉”的回应。
山川先生（市民）：一个有文化的副总在就诊时怎能对省、市防治非典的有关规定一无所知。请问其人，你作为一个集团公司的领导难道对预防“非典”的常识一点都不了解吗？你这样的解释能对得起因你而需隔离的众多市民吗？在此我认为不严肃处理此人，省、市政府的有关规定就会在市民中失去应有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近来已有许多官员隐瞒疫情受到党纪国法的严肃处理，现在出现了像殷国鹏这种刻意隐瞒“自身疫情”的行为，我们也要看看有关部门会怎样按照法律法规来处理这件事。千万不要不了了之，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殷国鹏的行为已完全够得上追究刑事责任了。我们相信，处理得好，这件事情就能够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如果处理得不好嘛，这后果可就很难说了。
非典型网管（网民）：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前大学教师，一而再、再而三地隐瞒曾去过疫区的事实，已经是令人发指。现在，在病房里接受采访，依然说自己没有隐瞒，依然说自己没有想到很久前去北京和这个有关，这就不是“令人发指”可以描述的了。作为党员、作为领导干部，你有没有执行有关部门要求汇报的疫区之行？这算不算隐瞒？在非常时期，从疫区归来，并且在国家大力防治非典的4月20日之后依然不实行自我隔离，还四处接触他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行为吗？这是一个领导干部的行为吗？这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行为吗？你希望人们理解你。你有没有想过，谁去理解那些被你无辜涉及的人们？
第五部分38朵红玫瑰鲜花
就他向全体市民道歉这件事来说，他最终是否被确诊非典已不重要了。关键是他刻意不说自己到过疫区。在抗击非典成为一场战役的时候，他的这种行为简直就无异于一种背叛。他不是给大家带来了小小的不便，而是害了很多人，说重一点，是害了整个省城。因为由于他的恶意隐瞒，省城没有能够尽早发现病例，以便及时做出对策。现在专家估计，省城可能在本月10日左右进入疫情高峰期，如果专家预测不幸言中，那么这位殷总，或者是类似于他这样的人，就是整个城市的罪人。他现在应该做的，不是做出轻描淡写的道歉，而是要向全体省城人谢罪。他应该源源本本地将自己为什么去北京，回来后为什么不让周围人知道，为什么到了医院还要隐瞒这些情况告诉大家，而不再是含糊其词，一味地做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希望大家原谅他。只有这样，他的经历才能起到警示作用，也只有这样，才是向省城人做出了实质上的道歉。他把这些报纸统统剪了下来，以备今后诉讼之用。他又浏览了一些其他的报纸，大部分报纸都登载了他的消息，有的还开辟专栏，称他这种现象是“殷国鹏现象”引导市民进行专题讨论，看来事态要越搞越大了。这时他才想到老板忠告的深谋远虑。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八成又是讨厌的记者，他干脆关闭了手机。他这一天心情不好，拒绝接任何电话，他打开了电视机不想看任何新闻。于是他把电视片《乾隆王朝》的VCD光盘塞进了DVD播放机。屏幕上立即出现了乾隆皇帝和他的宠臣和的形象，而他脑海中净是老板和他的形象。
“殷国鹏，有人给你送花来了。”随着莺声燕语，护士小姐欢快地飞进他的病房，手中捧着一束鲜花。鲜花用彩色玻璃纸包着，上面飘着一束红色的绸带，玻璃纸印着一束束的红枫很是醒目，白色的两枝百合花衬着一束淡蓝色的小野花，星星点点的，绿色的叶子是刚刚采摘下来的枫叶，也许是春天，枫叶尚未红，显出很青春的绿色。看到这束别有情致的鲜花，他似乎有所悟。果然鲜花丛中飘出一张白纸条：蝈蝈：
别来无恙。经常在报上看到你的消息，为你的成功而高兴。人生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挫折的考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乃古今贤人之大境界也，望你好自为之，善自珍重，战胜疾病。我一切均好，想必子君兄尽告之。屡拨电话不通，奉鲜花一束，聊表慰念之意。
惦念着你的山野村姑捧着这束鲜花，读着这封短笺，他泪流满面。
他三十八岁生日是在病房里度过的。
可恨的萨斯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把他折磨得身心疲惫。病情确是在好转，起码肉体的痛苦已经减缓，甚至原来可怕的症状已完全消失了。而他脑海中整天转动着的念头就是整个社会舆论如何看待他，老板如何看待他。最致命的事，是他生怕林浩、潘晓虹、崔铁牛这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