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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发现自己有些恬不知耻。按照如此逻辑，作家写腐败题材必先住入红楼寻觅灵感，接下来写杀人犯、写三级片剧本，岂非要干尽天下坏事。工作往往与生活状态无关。当然确实有些女人把自己的坐台经历写成书骗钱，白纸黑字的，扫黄办的人也不管管。
自己生产的产品，自己未必能享用。魏寒枫总爱半闭着眼吟诗：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我先前还以为是他咏叹在江西乡下养蚕经历的原创作品，后来才知道是剽窃古人的。所以说，优雅和轻逸永远只属于掏钱买报的人。
后来我从边城窜逃回老家，整天打麻将，活得像地主老财。过年真好，得感谢创造春节的古代懒人。可惜春宵苦短，鸡腿还没啃完，十二道金牌令又追杀过来了，说：若不准时报到，哼哼……轻逸是一枝昙花，仅仅在除夕前后绽放。
经过春节期间的暴饮暴食，我如今更加难以轻逸了。当大巴驮着自己笨重的身躯飞奔时，我忧愁地想：娘希匹，那些吃减肥药的女人真蠢，上班就是最好的减肥良方。
面对死亡
这些天灾难绵连，哀乐不断。我们的专栏版编辑小黑本来在窗台上架了一天文望远镜，没事就瞄人家的卧室，最近他把炮口上仰改看星象了。昨晚他梦见彗星撞地球，醒来作草木含悲状，命令我和米兰死磕，主题是生存和死亡，弄得我大白天老觉得脖子后边刮阴风。
其实男人和女人根本无法辩论。你说金戈铁马座山雕，她便祭出晓风残月红酥手，完全是不同流派。男人之所以比女人强壮，就是因为吵架吵不过，羞怒之下只好拔出老拳，长此
以往，那肱二头肌就进化出来了。
比如尼日利亚空难后，他们的球队便取消了昆明之行。米兰说：那是一百多条人命啊，人家举国哀痛，不来是情理之中。我的所有反驳都被她斥之为“没有人性”，仿佛我是专卖人肉叉烧包的，这令我自卑，并且闭嘴。
其实米兰扣错了帽子。对死亡的恐惧不仅藏存在人性，而且藏存在兽性，兔死狐悲一说便是注脚。但人身为高级动物，深陷于悲伤是无益的。我们必须让自己的目光穿透灾难。尼日利亚的飞机摔下来，我们在发唁电的同时也要考虑合同毁约后巨大的损失；国航和北航的飞机摔下来，寻找黑匣子是最重要的。前者是对游戏规则的尊重，后者是对苟活者生命安全的尊重。
人性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命题，不能简单地计算或叠加。许多新闻报道里写了人，也写了性，但就是没有人性，这就像我住的杨箕村里由于楼房密集，所以无风，无月，但却有风月。
谈到人性，我忍不住要笔殴杨铭。杨铭说韩国人爱吃狗，暴露了残忍的国民性。我不得不揭发：杨铭这厮来自广西柳州，那是一座狗肉飘香的城市，不知有多少条狗惨死在他的利齿下。所以，把吃狗跟人性联系起来，似乎有点扯淡。
还说空难。其实，很多人实际上是死于飞机制造商之手。几十年前就有人发明了航空救生装置，是在飞机上安装一个巨型降落伞，在遭遇意外时可以软着陆，但制造商不肯装，理由是成本太高。每当发生空难时我都会怀念那个卖伞的家伙。但若冷静地看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拿那些飞机制造商没办法，制造任何产品都要核算边际成本，再说法律上也没有规定他们非要装降落伞不可。理性有时候是很残忍的，像人类一样残忍。
据前方记者说，大连海域的遇难者都已在爆炸中被烧焦，要用DNA技术来甄别尸体，这一悲剧的起因有可能是乘客在厕所吸烟，教训极其惨痛。去年我从沈阳飞北京，有个肥猪般的中年男人直到飞机启动还在打手机，我愤怒地扑过去想揍他，后来空姐拦住我并勒令他关机。人性必须让步于理性，哪怕是他在跟临死的高堂老母通电话也不行。
如果没记错的话，5月7日这天是航空史上首次一天坠毁两架客机。当然，一天内掉下上百架飞机的事也不是没有，那是二战的时候。在和平时期，我们总是那么脆弱，所以，安琦哭了，为他的启蒙教练。但斯人已逝，悲伤过后还得继续自己的生活。
我和米兰同时在写这篇命题作文。米兰作圣母状，满脸悲戚，飞快地抒情；我叼着烟，有气无力地敲着键盘。她是容易沉浸在郁闷中的小女孩，而我年纪大了，目睹过很多熟识的人的遗体，听过多次葬礼上的哀乐和哀号。改天推荐米兰看一本书，张贤亮写的，叫《习惯死亡》。
腰斩帝国
一年前，我是在深夜的火车上得知“9·11〃事件的。那时我去沈阳看中国队打乌兹别克，在卧铺里蜷成一团，上铺和对面铺位全是女人，脂粉味熏得我逐渐昏迷过去，并且梦见了拜堂娶媳妇。这时手机来了掺水的短信，第一则是“五角大楼被炸”，第二则是“白宫被炸”，我一激动就腾地坐了起来，那些女人惊恐地看着我。好在这男人没有做案，只是在黑暗中森然坐着，几分钟后又扑通倒了下去。
作为一名曾经的国际新闻编辑，我知道这条新闻的意义，不过如果我是白痴的话也同样知道。
世贸双塔倒掉已有一年，这事也逐渐不再作为我们的谈资。那巍峨入云的建筑说塌就塌，跟大卫·科波菲尔玩的魔术一样。有刻薄的人说：我们的金茂大厦荣升世界第二，耶！后来大概自己也觉得无聊，终于收声。毕竟这是一桩人间惨剧，何况那两幢楼里还有中国人，以及中国的资产。
去年9月15日中国与乌兹别克比赛，原本有传言说双方要戴黑纱默哀，最终是子虚乌有，死亡离我们还远，世界上天天死人，要默哀的话只怕黑纱三百六十五天都脱不下来。中国人对死亡总有一种黑色的反讽，那段时间我们都说：上了飞机若见到形迹可疑的人，就要赶紧下来，因为这些替补飞行员老是手痒，喜欢在三万英尺的高空无声地溜进驾驶舱客串一把。另有民间段子称，拉登正隐藏在河南农村，因为每当夜幕降临，中原大地就会回荡着此起彼伏的声音：拉灯，睡觉。
但作为苦主，美国人在精神上受到的摧残是致命的。当时我在酒店里看凤凰台，正在全天候同步转播CNN，玩命地播放飞机从不同角度撞楼的镜头，喀嚓，轰隆，那情景就像直播腰斩犯人，像我这样恶心当有趣的人看了都影响食欲，美国人只怕要精神分裂。从精神深处分析，摩天大楼其实隐喻着性图腾，所以拉登实施的是一种精神阉割手术，自那以后，美国人萎靡了许多。
在“9·11〃即将周年的时候，梦五队也输了，这是傲气的美国人遭到的再一次重创。许多年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认为：任何一支NBA球队去打世界大赛都可以横扫天下。就像以前我们随便派一支乒乓球省队出去都可以把别人打得落花流水。NBA以前是有很多神话的，比如乔丹和张伯伦，前者可以在最后几秒收复河山，后者则当过几万个女人的丈夫，但现在神话破灭了。按照武侠的说法，童子功一旦被破，你跟别人打架就会不断地输。咱们的乒乓球梦之队1989年在多特蒙德摔了一跤，好几年都魂不守舍。梦之队肯定还会输球。别人一直对你敬若天仙，可是有一天忽然发现仙女也怀孕了，就不会再敬畏你，连隔壁的瘌痢阿三也会半夜拨你的门栓。
论世贸大厦的倒掉已经没有意义，论梦五队的倒掉也没有太大意思，反正都是那句老话：盛极而衰。美国一直认为自己不会在本土受到攻击，所以CIA提前截获了袭击情报也不以为忤；梦之队一直认为自己永远不会输球，所以派出了一群二流球员。回头再看，他们一定后悔不迭，恨不得买块豆腐一头撞死。
所谓帝国，所谓王座，倒映在曼哈顿垃圾场边的海湾里，无非都是一些绰绰约约的碎影。记得“9·11〃之后，一名曾参与设计世贸大厦的华裔建筑师哭了。很多事物，生来就是为了等待毁灭。
路过甲A
本报记者许绍连近日成为我的偶像，因为跑甲A的他居然公然叫嚣“我丝毫不喜欢足球”，像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我一般要喝下两斤烧刀子才敢说出来。众所周知，说真话是不容易的，譬如前美国三军总司令克林顿就不敢承认自己弄脏了莱温斯基的蓝裙子，虽然只要赔一包洗衣粉就了事，他偏不赔。
很多时候我经常会失忆，当我像蝙蝠般浮在夜色里，或者像木桩般竖在地铁站台上，都
会忘记自己是谁。只有回到广州大道中289号，我才会想起我是个甲A编辑，但甲A是个什么东西，我真的忘了。
以前，我好像采访过甲A，记不清了。在我的记忆中，全是一些与甲A无关的场景。
那一年，每逢周末，我就坐大巴去另外一座城市，恹恹地听车视霸里邓丽君那些怀旧的歌，有时看看窗外的山峦，或者手里的《读者》或《南方周末》。我从不与邻座的女人搭腔，她们或者妖冶或者端庄，像一只只等待剖开的橘子，可我确实不爱吃橘子，所以她们被迫在一个神情灰暗似睡非睡的男人旁边度过漫长的几个小时，最后脸色愠怒地下车。
然后我也下车。南方的雨季很长，冰凉的雨点像死人的手一样摸着我的脖子，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钻进出租车，说：某某酒店。车身倏然一抖，便逃命般直窜出去，司机放起音乐，一般是王菲的《爱与痛的边缘》，王菲哼到一半，车已穿过文惠桥，司机做导游状，说：某某甲A队的替补球员深夜泡富婆，就是在这桥上出了车祸。我懒洋洋往外看，没有血迹，只有积水的反光。
然后住下。我买了一份当地的报纸，上面有很多甲A报道，全是我的哥们张胖子写的，我慢腾腾地看着，那暮色便软塌塌地垂下来。于是回房间，开始临摹，我把报纸上的字逐个抄下来，就像小时候描字帖似的。如你所知，全国的足球记者都干这事。我心想张胖子若敢吭一声，我就跟他绝交。事实上我们不仅没绝交，而且后来一起在西安跟地痞打架，一起醉醺醺地在北京站爬上去东北的火车，总之战斗情谊深厚。
有时兴致来了我也去训练场看客队，可我都忘记了球场上的那些面孔是谁。好像见过郝海东和孙继海，郝海东是不接受采访的，但回拒得客气，教人无法生气。小孙就倨傲得很，当然这是在甲A，我后来看他在国家队集训时就不大牌了，老是气鼓鼓地瞪着米卢。这是后话。
每次写完稿件，我就在这座湿润的城市里游荡，许多飘渺的女人像萤火虫一样飘来飘去，广场边有个狗市，所以空气里夹杂着狗的体香和螺蛳粉的浓香。我常经过一个叫“王子迪吧”的地方，那地方据说云集了不少甲A球员，包括当年健力宝队的某只天鹅，他们纵酒，干许多男人喜欢干的一些事。我站在门口默默地看了看，离去。
我固定去的窝点是一家昏暗的酒吧。有一个长得很像迪克牛仔的歌手总在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每次都唱，那嘶哑的歌声让我的耳膜钝痛。我拼命喝酒，空调凝结的水落在脸上，我以为自己流泪了，其实那只是宿醉中的幻觉。然后一个酷似张国荣的歌手登台，他的眼睛柔媚得教人迷惘，我叼着烟想：其实即使是人妖也有自己的爱与哀愁。
有时我想：吧台边的酒客比球场上的看客更投入，迪克牛仔和张国荣比甲A球星更深入人心。甲A是什么？一群人在闹哄哄抢一只皮球而已。抢了九十分钟，鸟兽散。某支球队离开某个城市时，有市民说：广大良家妇女的贞洁保住了。仅此而已。
所以我想起甲A，就像想起陌生城市月台上一张模糊的面孔。二十五年前的8月16日，猫王死了，乐迷说：音乐死了。事实上，很久以前，当那些丑闻从我的旧派克笔里流淌出来时，甲A就已经死了。即使没死也是半身不遂。如今远远地路过甲A，偶尔听到微弱的“雄起”声，但我们已像太监一样无欲无求。
从此根宝变根草
在乡村，我印象最深的是牛。无论在田埂上还是在围栏里，这种动物总是冷淡地看着你，木然咀嚼着一束草根，像NBA球星嚼口香糖似的。我知道其实牛不饿，它无非以磨牙的姿势证明自己还活着。
后来我到了城市，发现城里人同样喜欢磨牙。譬如现在，徐根宝就是人们嘴里衔着的一棵草，无业或有业游民不停研磨着嘴唇说：啊，悲剧的徐根宝。或者说：啊，偏执害了他。
我始终觉得无趣。老头年纪大了，精力不济，所以回家抱孙子，这是自然规律。你觉得别人可怜，别人还觉得你可怜呢。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