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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心满意足地躺下，躺下就没再起来。
直到氧气一点点耗尽，才知道这个一眼到底、无掖无藏的“房子”，充满不动声色的杀机。
没人知道那几个在淮海战役中冲锋陷阵、随解放大军胜利进入上海的战士，在没有硝烟、绝对安全的金库里，如何在光滑的四壁上绝望地抓挠，也无人听到他们求救的呼声。那呼声该是带着何等华美的恐怖，被铜墙铁壁成倍地反射回他们的耳鼓？
有人说他们是在缺氧情况下渐渐昏迷，并没有显出特别的痛苦；又有人说他们的军装在窒息中被自己撕扯为条絮，各个肤色黑紫，惨不忍睹……
不知责任在谁，反正在放下金库闸门之前，没有人对金库进行最后的清场，也没有人对当日进出金库的人员进行必须的清点。
占领了资产阶级金融阵地的战士们，没有看到贴在墙上的有关警告，即便看到，也未必懂得那警告意味着何等的危险。
而懂得这些警告的银行旧人，都被赶出了钱两重地。
这个风光无限的城市，对它的新主人掀起了蒙在身上的一角苫布，稍稍显露了内中深不可测的景物。也没有人告诉这些新主人，需要学习的实在太多。
胡秉宸此时已是肃反委员会的一名处长，当他接到这个定性为反革命案件的报告时，并不知道大别山上用一杆枪杵着他后腰的赵大锤就在其中。
胡秉宸经历的荒诞不能算少，包括到太行山送情报一节。可他无论如何想不到，赵大锤一班人马死得如此荒诞不经，并认定果然是个反革命案件，为此抓了几个嫌疑人。胡秉宸绝对不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只能说由于长期处于地下工作的严酷环境，对事对人过于戒备。在不久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经胡秉宸逮捕的嫌疑分子就有二百多人。
不过他对待潘汉年一案的态度又说明了什么？
当胡秉宸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得知，“潘汉年、胡风两代表，因为已经发现他们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务委员会在第九次会议上和第十六次会议上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的请求，依照宪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作为同样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对潘汉年不是全无了解的胡秉宸，却对这一决定既无疑惑也无不安，对在共产党秘密工作中屡建奇功的这位首脑人物也无同情。
所谓奇功，就是在棘手、复杂、危难、紧急程度几为绝顶情况下力挽狂澜，化腐朽为神奇，化黑暗为光明，化绝望为可能……即便齐天大圣在如此逼仄的刀山剑岭之间周旋，怕也难免失误，何况凡胎肉身？不是说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失误算不算牺牲的一种？尽管胡秉宸听说逮捕潘汉年之前，他所崇敬的陈毅同志曾亲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呈递了潘汉年对有关疑点的说明，但胡秉宸更相信毛泽东在看了潘汉年的说明后，在说明上留下的御批此人从此不可信用。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又做出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
胡秉宸从这一决定之快速、决断，更判断出此案背景非同寻常。
此后，政治运动如炼狱之火，一茬又一茬燃遍中国大地。无数人的政治生命，甚至他们的肉体，被这炼狱之火无情吞噬，成为一轮又一轮政治运动的陪葬。
在一茬又一茬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中，胡秉宸因了过人的机敏、睿智、严谨，也许还有幸运，从未伤及皮毛，惟独“文化大革命”未能幸免。
政治嗅觉如此灵敏的胡秉宸，看准了什么时机，从什么时候开始，才将纵横上下几十年的经历，作为一个宏阔的题目来温习？
这“温习”就像一部乐曲的主旋律，在每个乐章中反复出现。每一次出现，都像《命运交响曲》中那几声敲打命运之门的重击，反复叩问着一个世纪的疑惑。
或许因为他本人就是这疑惑中的一个部分，所以那温习也就始于疑惑，止于疑惑，终究不得其解，长期处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
共产党内不乏英才、奇才，比胡秉宸更为杰出的人物如山如海，而能像他这样逃过多场政治厄运的却并不多。从这点来说，也不能说胡秉宸的“温习”毫无成效。
虽然几十年后潘汉年一案终于得到平反，胡秉宸却仍然认为自己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抓获二百多个嫌疑分子是正确的，颇不以为然地说：“……当然潘汉年非常精干，本事不小，唉，像这样的冤案不知有多少，仅胡风一案就牵连了上万人……但无论如何，潘汉年还是右得厉害。镇反运动中我抓了二百多个嫌疑分子，当然里面有‘反共救国军’、工潮中的‘敌工人员’，并不一定都是特务，但是他们拒不交代有过哪些活动，有些还继续活动，甚至拒绝交出枪支……结果这二百多人都让潘汉年放了，上海公安局归他管嘛。他太相信人、太讲感情，敌人给共产党做点儿事，为自己留个后路的情况是有的，但要正确对待。上海解放初期那些审讯特务的人，差不多都是他留用的特务，他觉得这样可以审讯到点子上，其实很多情况下这些人是在包庇那些被审讯的特务。这些人可以用，但绝不能放手把全权交给他们，对他们既要使用也要监视。”
即便到了二十世纪末，当胡秉宸准备把他多年的“温习”辑录成书的时候，也没有对这个传奇人物和他一生的遭遇稍作回顾……
4
比之赵大锤一枪撂倒的资深情报交通，胡秉宸可说是运气极佳。他在赵大锤那里遭遇的，不过是一杆杵在后腰上的卡宾枪。
处分并没有打击挫伤赵大锤对审讯工作的热情，他认真仔细地搜查了胡秉宸，包括从胡秉宸身上扒下来的衣物。除去一盒香烟、几块银元和一些金圆券之外，什么也没有查到。一抹介乎于冷嬉之间的笑意在赵大锤的脸上泛出，他转过头来，像画家欣赏自己一幅不太认真的戏作那样，端详着被他剥个一丝不挂的胡秉宸。
也不看看你在和谁玩儿！胡秉宸哈哈笑道：“小赵，你检查完了吧？你这家伙不中用啊。把我的香烟盒子拿来，让我告诉你。”赵大锤拿来香烟盒子，胡秉宸慢条斯理地从烟盒里找出一支香烟，将那支香烟剥开，抖净烟丝，里面竟还套着一个细纸卷；再将细纸卷小心翼翼展开，上面是用极细的铅笔密密麻麻写着的情报。胡秉宸仰起头对赵大锤说：“看见了吧，上面的情报共有六十条，写的是国民党部队的驻地和番号。为了和别的烟有所区别，我在这支烟上扎了一个很小的洞。此外，更大、更重要的情况，都在我脑子里装着。”
赵大锤这才想到，“烤一烤就能烤出字来”的说法，可能有些根据。
“还有一样……你把刚才检查过的袜子拿过来。”胡秉宸放出一个具有表演性质的微笑，变魔术似的从袜子边上摸出一个金戒指。那双袜子赵大锤从上到下捋了几遍，偏偏就没摸到这个金戒指。
赵大锤觉得被胡秉宸耍了个六够，他哑然转过身去，随之又眼睛一闪……胡秉宸的鞋子还没有搜查！他更加认真地将那鞋子左看右看，似乎在鞋底上发现了重要线索：“你说你走了两三天的路，刚才又下了那么大的雨．怎么鞋底一点不湿？”
“这双鞋的底于是皮的，所以进屋一会儿就干了。”本可就此完了，但在赵大锤一而再地说不清是戏弄还是寻隙，没上没下、没大没小、没尊没长的激发下，深沉如胡秉宸者也难免轻狂起来，挖苦道：“你难道不知道皮子是不大吸水的吗？”原本不时杵一杵胡秉宸的枪杆子，此后也就难舍难分、硬硬地杵在了胡秉宸的后腰上。
胡秉宸接着又说：“你还得拿张纸来，我得赶紧把脑子里的情报写下来。”这时，赵大锤就更觉得胡秉宸是在发号施令了。
胡秉宸把存放在脑子里的情报写到纸上以后，就肃下脸子对赵大锤说：“这些军事情报时间性很强，过时就没意义了，你们得赶紧发送到上级机关去。”
按照过去，所有情报只须记在脑子里就行了，胡秉宸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一九四三年他独自乘船送一支手枪到某个县去。那是一条非常危险的路线，全线都是国民党特务的地盘，没有一个自己的关系可以接应，除此又没有别的路线可走。
刚上船就有个农民装扮、手里提只闹钟的人坐在了他的对面，胡秉宸一眼瞟去就觉得在哪儿见过。到底在哪儿？一时说不清。胡秉宸因为工作需要，出入过各色人等的聚会场所。
国民党要员、名流、金融世家、商贾、骗子、公开或地下的共产党中坚分子、进步人士……此时全往重庆聚集。不过像对面这个人又能在什么场合相遇呢……很可能是在茶馆。胡秉宸想起来了，是在茶馆——茶馆是什么地方？五色杂陈之地。或自得其乐，或买卖生意，或说媒拉纤……茶馆是全体市民的起居室，当然也是地下工作收集大路情报的场所和接头地点。胡秉宸在那里等着和一个不太重要的关系接头。他不时挪动一下竹椅，改变一下椅子的方向，以便观察不同方向的情况。
在龙门阵的嘈杂声中，一声“开水羼起呃！”突兀地冲进耳膜。他从报纸上抬眼一溜，一位肩上搭着毛巾、腰间系着围裙，约摸三十多岁的茶倌，一边吆喝一边游蛇似的穿过擦鞋的、按摩的、掏耳朵的以及茶桌茶椅来到他的面前，高提着铜壶往他的茶杯里续水，可那一线开水却没有当当正正射进他的茶杯，还没等茶水在杯口上微微隆起就赶紧收住。
可能是个冒牌的茶倌。胡秉宸身上没有带着文件，联系人也不知他的来龙去脉，除了单线与他联系的上级领导，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所以并不十分担心自己的处境。
他索性放下手里的报纸，往竹椅背上一靠，拿起一粒牛肉干放进嘴里慢慢嚼着，定定地打量那茶倌。
看得出，那茶倌尚无明确目的，不过在那个地界撒大网而已。
胡秉宸当机立断离开了茶馆，临走时，那茶倌还在他身后殷勤喊道：“二天再来坐噻！”
他断定对面的人就是那茶馆，相信茶倌也认出了他。这一次他们两个人都犯在了对方的手里，可这里是茶倌的地盘。
一下船那茶倌就跟上了他，胡秉宸脚下一滑钻进了玉米地，弯弯曲曲、拐来拐去，走了一段时间脚下又一滑钻出了玉米地，快速地将蓝外衣翻了一个个儿，再把衣领立起。因为外衣里子是白的，翻个儿之后远远看去就是另一件衣服、另一个人了。走出很远，回头一看，那茶倌还在东张西望地找那穿蓝外衣的人呢。
他从没怀疑过，冒那么大危险仅仅为的是运送一支手枪，要是七支八支倒也好说。那支手枪又何以重要如此？在胡秉宸的地下工作生涯中，不知碰到过多少看起来如此不足道，可说不定就得为它掉脑袋的事情。
好比上海解放前夕，组织下达了一个十万火急的任务，打开那份密件一看，原来是印发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在即，有多少急迫的事情等着解决，这也是其中之一吗？
但他不能问一个为什么，地下工作的纪律就是这样，不让你知道的事你就不能知道，哪怕你为这个不知道的事情掉了脑袋，也还是一个不能知道。
到了暮年，不知完成多少艰险、包括诸如此类任务的胡秉宸，很少提起自己的丰功伟绩，即便吴为问起也是一笔带过，双目索然，满心怅然，“有什么可说的？当时很要紧的事回头一看，也就那么回事。没有，一样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是这一次送往大别山的情报之多、之重要，连胡秉宸这样的老交通也颇感责任重大，超乎寻常，担心只用脑子记忆会有差错。
除了细读强记那些情报之外，睿智如胡秉宸者，不过买了一包银行牌香烟，取出一支剥开，将卷烟纸摊平，用极细的铅笔将情报写在上面，再卷成极紧极紧的纸棍塞进另一支香烟，两头用烟丝填平补齐，然后在香烟上扎了一个小眼儿放回烟盒。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就把这支香烟点燃吸掉。
此外胡秉宸还带了一个金戒指，缝在棉线袜的边沿上，还有一些金圆券和几块“袁大头”。
不知智者胡秉宸想过没，有，真遇到所谓“紧急情况”，来不及吸掉这支香烟怎么办？用吸烟的办法把情报销毁岂非空谈？
在二十世纪的诸多战事中，这种极其原始的办法居然被各路特工屡试不爽。相信各路特工对这等老旧手法也了如指掌，可不知为什么不能彼此破获，一任对方将情报一一送达。又不知智商高于常人的特工为何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于这套路数几十年如一日。
不谈西方一个叫做巴登·鲍威尔的人。那种过于学者化的倾向，一八九O年以昆虫学家的身份为掩护，在巴尔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