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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六年（公元1126年）十一月，全国为了得三镇的土地，提出要康王赵构为人质入金议和。赵构奉旨北行，到磁州（今河北磁县）时。守臣宗泽以为金人一向言而失信、反复无常，此次北去，凶多吉少，因而力阻赵构北行。赵构也怕自己有去无回，因而留在磁州，然后又退至相州（今河南安阳）。当时都城已是处于危在旦夕之中，钦宗命使臣持蜡诏至相州，封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陈亨伯为元帅，汪伯颜与宗泽为副元帅。赵构带兵从相州来到东平（今山东东平），并召当时任高阳关路安抚使的黄潜善带援兵来东平。次年三月，黄潜善派遣小吏去京城汴梁探听虚实，得知张邦昌僭位代主，立即报到帅府，说于康王。康王承制封黄潜善为副元帅，这样黄潜善就成了赵构建南宋的开国之臣。果然，赵构即位后，黄潜善步步高升，自徽猷阁直学士、副元帅升为中大夫、中书侍郎，兼御营使，既而再擢门下侍郎兼权中书侍郎，不久又升为正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中书侍郎，成为右丞相。黄潜善还颇念手足之情，任相不过五日，一就明目张胆地提拔他哥哥做了户部尚书。官阶频递，职位日升，黄潜善仍然很严格地要求自己，不轻易放过任何一次拍高宗马屁的机会，并且技术也日渐娴熟。于是，高宗在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十二月又升他为光禄大夫、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升了官，还要保住官，保住官就要献媚皇帝，铲除异己。当时，强兵压境、大敌当前，朝中分主战、主和两派，黄潜善属于主和派，因而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李纲就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高宗赵构做康王时，亲临河北，曾亲眼目睹中原百姓在金人的铁蹄践踏下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即位后，一来也曾有三分钟热血欲寻“不世之才”、“协济事功”；二来也恐黄潜善之流人浮于望，因此擢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待郡，也就是右丞相。李纲本是既有深谋远虑又勇冠三军的文武兼济之才，他一心抗敌，志在恢复中原，恰与黄潜善之流的退缩投降主义背道而驰。黄潜善为了巩固自己的地方，拔除异己，就开始千方百计地想把李纲逐出朝廷。
李纲拜相之后，曾上奏议国、议巡幸、议僭过、议伪命、议战、议守等十议，提出团结民众，相与坚守，建议皇帝建都关中，以示不忘故都，以维系天下之心，否则“中原非复我有，车驾还阙无期，天下之势逐倾不复振矣”，“一失中原，则东南不能必其无事，虽欲退保一偶，不易得也。”主张铲除奸佞，处死张邦昌；严明军纪，赏罚分明，以振土气，以服民心。但这些建议遭到执政黄潜善的极力反对，他利用高宗的惧敌心理，力主建都东南一带，以求苟安。至于张邦昌，他也坚决予以保护，游说得高宗一时没了正经主意，李纲不得已以辞职相胁：“张邦昌奸佞卖国，岂可留在朝内，臣耻于与他同到朝班。陛下如果一定要用张邦昌，就请兔了巨的官职吧！”高宗不得已才贬张邦昌至潭州做节度副使。但经了这一番斗争，高宗心里十分感激黄潜善能处处为自己着想，不象李纲老把自己往“火炕”里推，于是，他授黄潜善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牵制李纲，使黄潜善排挤李纲的计划顺利地走完第一步。
金兵灭了北宋，侵占了中原大片领土，而失地的百姓却不甘受金人的统治，他们自发地组织队伍，推举豪杰之士做首领，奋起反抗金人的统治，给金人以沉重的打击。李纲清楚地看到这支队伍力量宏大，不可忽视，因此他请求高宗招抚失地的人民，在河北、河东分别设置招抚司和经制司，选择有才能的人任司长官，告慰民众皇帝志在恢复中原，绝不忍心弃两河人民于不顾，并举荐了张所为河北招抚使，王奕为河东经制使，傅亮副之。
黄潜善闻知慌了手脚。他知道一旦高宗采纳这一建议，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就要受到侵犯，因而驱逐李纲之事已迫在眉睫。张所刚刚领命，他就暗地里让他的党羽一河北转运副使张益谦上奏“招抚司之忧”，还说自从在河北设置招抚司，盗贼更加猖撅了。对于这些无稽的捏造，李纲予以了坚决的还击，他反唇相讥：“张所并未离开京城，张益谦怎么知道他已扰河北？河北沦陷，百姓无所归，聚而为盗，又怎么是设置招抚司造成的？看来张益谦一定是受人指使才如此上表吧？”一席话问得黄潜善哑口无言。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河东经制副使傅亮军行十日，一切未曾安排妥当，暂未渡河，黄潜善又说他无故逗留，贻误军机。李纲忍无可忍，向高宗陈述：“设置招抚司、经制使是臣建议的，而张所、傅亮又是臣荐用的，而今黄潜善、汪伯彦指责张所、傅亮，分明是指斥臣，靖康之时，大臣失和，国无定策，故遭屠戮，臣常以此为鉴，遇事未尝不与潜善、伯彦先商议而后实行，而二人却设心如此，国何以堪？陛下一定要罢免傅亮，臣也请求解甲归田。”高宗不由举棋不定。黄潜善赶快加紧敲过鼓，和汪伯彦合力攻击李纲，又指使御使张浚弹劾李纲以一己之私愤肆杀侍从，招兵买马。高宗偏听偏信，一怒之下终于下定决心罢免了李纲，并且废除了李纲所规划的一切军民之政，贬谪了张所，废置了河北、河东的招抚司、经制司，傅亮也以母亲年高体弱辞官请归。从此，那一点李纲意欲燃起的全面抗金、一统中兴的火花在南宋昏君佞臣一手制造的无边黑暗中闪了一下便消失了。
古今奸海诬害忠良的黄潜善
诬害忠良的黄潜善
黄潜善设计罢逐李纲，正逢太学生陈东被高宗召见，闻知此事便请求高宗明鉴忠奸，罢免黄潜善、汪伯彦之流，并重申李纲的建议，力劝高宗驾幸汴梁，勿苟安东南，以恢复中原，迎还二帝。
陈东一向刚直不阿、嫉奸如仇，以国家兴衰为己任，不顾个人安危并敢于直言。他曾在宋徽宗室和六年（公元1125年），发动太学生联名上书，历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励之罪，请诛“六贼”，以谢天下。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二月，李纲被罢丞书右丞之职，他再次联合太学生数百人伏阙上书，要求惩奸除恶，恢复李纲的官职。当时有数十万军民响应他的呼吁，不期而聚，赶走了李邦彦，杀了内侍数十人。钦宗害怕事态闹大于己不利，无可奈何之下，恢回了李纲的官职，充为京城四壁守御史。陈东并不是那种不惜挺而走险，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的人，所以上书之后便辞官还了乡。
宋高宗赵构称帝后，又召陈东来到皇帝行在，有启用之意，却正逢李纲罢相，于是发生了前文的那一幕。这可触怒了黄潜善，他深知把这样的人留在朝中，自己的一切主张都要受到左右，因而除之必速。他首先用言语激怒愚蠢的高宗，重提宣和、靖康旧事，并反复陈述如不立刻杀了陈东，恐怕以后举动有事他都要“煽动”民众伏阔上书，恐吓皇帝，高宗对黄潜善言听计从，把陈东和极诋黄潜善的布衣欧阳澈的上书“独下潜善所”。黄潜善以此为由，瞒着执政诸官，指示府尹孟庚将二人杀掉，然后又故作姿态：当第二天府尹向他报告时，他竟微显怒色，指责府尹为什么不向自己告白便私自向斩。然而司马昭之心一路人皆知，反而欲盖弥彰，使人更加清楚地认识了他的狼子野心。对干这两个刚直进言的勇士之死，城中军民识与不识者皆痛哭失声，深感大家前程日益暗淡。
李纲被罢、陈东波斩，黄潜善的下一个目标便盯住了宗泽。宗泽也是主战派的中坚人物。他在元祐年间登进士第，曾担任过莱州掖县知县、登州通判。靖康元年，中丞陈庭等人曾举荐他做和议使赴金国，临行前曾受钦宗召见，他慷慨陈辞，意气激昂，凛然之气振憾龙庭，然而钦宗却以为这种刚直不屈的人会妨碍议和，免去和议使，遣知磁州。
康王在河北任大元帅时，任宗泽与汪伯彦同为副帅。他率领三军，屡败金兵，又多次劝康王集天下兵民，同仇敌汽，打退金兵。这些主张给黄潜善等投降分子造成了很大的威胁，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二月，汪伯彦先玩弄权术，设计将宗泽赶离康玉左右，使宗泽从此不得干预帅府的谋议之事，同时黄潜善来到赵构身边，任副元帅。二人狼狈为奸，开始携手共害宗泽。
宗泽一心报国，离开赵构，率兵转战开德、卫南一带。他身先士卒，勇冠三军，战场上捷报频传，金兵闻风丧胆。（公元1127年），赵构在南京登基称帝，宗泽奔赴南京进见。这位久战沙场的老将军以为国终有主，中兴有日，激动得泪湿征袍。他满怀希望地向高宗陈述兴国大计，高宗一度为他的一片赤诚所感动，想把他留在南京，共商大计。然而，黄潜善却十分害怕宗泽留在皇帝身边，影响自己的“宏伟蓝图”，百般陷害、诬蔑宗泽，劝高宗封宗泽为龙图阁学士，任襄阳知府。然后划河为界，割蒲州、解州之地，以此向金国表明自己议和的诚意。宗泽眼见万世基业要败于小人之手，立刻上疏天子、言明利害，其耿耿忠怀，天地可鉴：“大宋是太祖、太宗南征北战，血染征袍建立的，陛下应兢兢业业，勤政保民，传之万世，怎么能匆匆忙忙和议割河东、河西，送蒲洲、解州？自从金人率兵再犯，朝廷不曾派一将、出一师，只听奸佞之臣朝进一言说什么求和，晚进一语讲什么结盟，终于致使二帝北俘，江山蒙耻。臣忠心希望陛下明察是非，罢黜奸党，中兴王室，再造家邦。如今您登基四十余日，臣不曾听说欲行大令，却只见刑部指挥，说什么‘不能把大赦文书下到河东、河北、蒲州、解州，’这实在是夺天下忠义之气。臣虽年高驽怯，愿冒死率先，”捐躯报国！”宗泽的一片肺腑之言，令高宗心有所动，但黄潜善赶快不失时机地弹劾宗泽，高宗又动摇了抗金的决心，免去宗泽襄阳知府，改知青州。
金人以派使者出使伪楚（张邦昌僭号楚）为各派奸细去汴梁，宗泽明察秋毫，识破金人诡计，指出此名为使，实来偷察军机，应拘押在籍，开刀问斩。黄潜善赶快上疏说若杀金使必惹怒金主，届时金人领兵责罪，后果不堪设想，应命宗泽火速把金使放还，再另置别馆，优待有加。
宗泽还连上二十几道奏折，希望高宗还都开封。奏折经三省枢密院转呈，都为黄潜善扣住不发，并且每见宗泽奏折，都嘲笑他狂妄痴想。另一方面，他加紧劝说高宗，终于使高宗决定“巡幸东南”。
宗泽与李纲一样充分认识到义军在抗金斗争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当时义军蜂起云涌，不下百万之众翘首以待破敌的官兵，因此他也力主高宗下旨招抚两河义军，共破敌军。他曾以逾花甲之高龄，单枪匹马去拥军七十万的王善义营中，劝服王善归附宋营，为国家立下赫赫功勋。他还派人招抚了杨进三十万之师，遣王彦的“八字军”渡河取关。他把这一无比巨大的力量凝聚在一起，以成中兴之业。黄潜善又一次从中作梗，他诬蔑义师是盗贼，诬蔑宗泽功高差主，还派亲信监视宗泽的行动。
宗泽有心报国，无路请缨，一腔热血兀自沸腾，终于优愤成疾，背上长了毒疮，于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含恨离世。他无法忘怀九州未同，天分南北，去逝前还连呼“过河！”
宗泽死后，黄潜善派酷而无谋的杜方代替其职，从此朝廷上下之要职都由他的爪牙担任，黄潜善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他的眼前仿若一马平川，由他任意“驰骋”：内侍邵成章上疏指责他误国自专，被他除名，编管南雄州；御史中丞说他卖国售宠，被他罢了官；因为许景衡不愿依附他为好作歹，将之贬死；侍御史马伸因弹劾他，被其满为监濮州酒税，并死在上任途中。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十月，他和汪伯彦分别作了左右相，两人“珠连壁合”地拍得高宗晕头转向，他对群臣说：“潜善做朕的左相，伯彦做臣的右相，我还为国事操什么心呢？”其实，当时国事绝非高枕无忧，相反却危机四伏。金兵南侵，中原失守，黄潜善毫无谋略可言，专权自恣，壅塞言路，掩耳盗铃，根本不作任何军事上的准备，反而对高宗隐瞒实情，但凡误国失地，一概匿而不报。直到第二年正月，金兵已入淮阳、取鼓城，二月下楚州、陷天长、趋兵扬州，高宗才如梦初醒，仓皇逃窜。当时，黄潜善正同汪伯彦率同列听浮图说法，忽听堂吏大呼：“皇上已经走了。”这才慌忙换袍披甲，驱马南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