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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常人难以想象的手段，软磨硬逼，不达目的不罢休，弄得他的上司对他无可奈何，谈起他就头疼，不得已将他提升了事。不几年，焦芳就升为南京通政。
焦芳当上了南京政通后，权欲犹未满足，一心复入翰林院，千方百计寻机会。正巧，原翰林学土、南京祭酒李杰服丧期满，重新出来做官。内阁首辅、大学士徐溥想让李杰重新进入翰林院任职。而大学士刘健执意不肯，他早看出焦芳虎视翰林院已久，很想重进翰林，为了不给焦芳以借口，堵住他复入翰林的门路，刘健才坚决反对李杰的复入，他说：“翰林一向的规制：既出不可复入。如果复入，就要提拔在众人之上，将会引起众怨。”他还告诫徐溥等人说：“焦芳一直窥视翰林院的动静，伺机复入，如果今天让李杰复入；明天焦芳要求复入，有什么理由拒绝他呢？”徐溥没有听从刘健的劝告，还是让李杰进入翰林院了。焦芳立即抓住这个良机，日夜兼程赶赴北京，四处营求，援引李杰之例，重新挤入翰林院，被授予太常少卿兼学士。几年后，又被提升为礼部侍郎。
焦芳对刘健曾经阻止他复入翰林一事耿耿于怀，时常当众撤泼耍赖，谩骂刘健，以泄私愤。对于焦芳不顾廉耻，大耍流氓无赖手段，翰林院文人只能厌而远之，而这种姑息养奸的态度更大长了焦芳的气焰，使他能够事事如愿以偿。
弘治十八年，明孝宗驾崩，十五岁的武宗继位。武宗朱厚照是明代最昏庸腐败的皇帝之一。他当太子时就骄奢淫逸，耽于玩乐。即位后更是挥霍无度，沉湎于酒色犬马。别看他年纪小，挥霍起来气魄极大。在他当皇帝的头九个月里，就花费掉了四百多万库银，而京库每年的收入才不过四十九万金。武宗的奢靡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户部尚书韩文上疏告日：“天下经费不足。”大臣们纷纷廷谏，劝皇上节俭用度，要求压缩宫廷开支。焦芳认准这是向武宗献媚表忠、立功晋升的好机会，因而慷慨激昂地陈述己见，他说：“平民百姓尚须用度，何况国家命官？再说，如今官税收缴不严，许多人偷租漏税，这种情况不知查处，为什么单要减少圣上的开销？”这一番话，就得正中武宗下怀，武宗极为赏识这位见解“超群”的奴才，当即对左右侍臣说：“焦芳是个人才，可大用也。”不久，支部尚书马文升去位，焦芳不失时机地以阿谀投好，毁人誉己的卑劣手段当上了吏部尚书。
后来，焦劳投靠了以刘瑾为首的“八虎”集团，与他们狼狈为奸，为非作歹，后又被刘瑾一脚踢开，致仕口乡。
古今奸海甘当狗腿子的焦芳
甘当狗腿子的焦芳
明武宗即位时年仅十五岁，还是个贪玩好乐的弱少年。太监刘瑾与马永成、张永等人结成死党，号称“八虎”。他们乘机引诱均主耽于玩乐，一方面讨得武宗欢心，一方面把持朝政，横行自恣。一向借权势为靠山的焦芳，见刘瑾日益得宠、炙手可热，便有心巴结、攀附。
当时，朝廷内外对于以刘瑾为首的“八虎”集团的所作所为早已议论纷纷，群起攻之，谴责他们的倒行逆施。顾命大臣、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等人首先上疏规谏，劝武宗以国事为重，割绝私爱，除掉“八虎”。接着，户部尚书韩文等人交章弹劾“八虎”的劣迹，要求将他们绑送法司，严加惩治。韩文拟好妻疏后，交给焦芳签署。按照朝廷规制：各部会奏，应首先由吏部签署，而焦芳正好身为吏部尚书，狡猾的他害怕祸及自身，推说劝谏本是自己份内之事，不肯首署。韩文又是气恼，又是鄙夷，立即向他表示自愿承担责任，不连累别人，焦芳才敢上呈奏疏。
武宗看过奏章，为难得哭了起来，他既碍于群臣的情面，又舍不得从小陪伴他长大的刘公公，最后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将刘瑾等人迁居南京了事。无奈刘健等大臣哭劝皇上杀掉“八虎”，免留后患。在群臣的强大压力下，武宗只好忍痛割爱，答应第二天早上便下旨，将刘瑾等人逮捕下狱。大臣们松了口气，以为这次总算除掉了祸害。
不想，此事被焦芳窃听了去．焦芳一向与刘健、谢迂、韩文等人有矛盾，当年，焦芳竭力钻营，一心重进翰林院，刘健曾极力阻止过，虽然焦芳最终如愿以偿，但他对刘健的憎恨已深埋心底。弘治十六年，焦芳改任吏部侍郎，为了捞取资本以求晋升，他上疏“建言御虏四事”。刘健看后认为疏中所提的建议都是远离实际、难以实现的空言，予以否定。因此，焦芳对刘健的仇怨又加深了一层。对谢迁，焦芳也是积恨已久。谢迁对焦芳的奸邪早有察觉，同样堵塞过他升迁的门路，平日里也常弹压他的卑劣行径。因而，焦芳对刘健、谢迁等人恨之入骨，一直伺机报复。
焦芳出于私怨，想借“八虎”之力替自己报仇雪恨，他立即密报给刘瑾等人，使“八虎”抢先一步，连夜赶进皇宫，跪在武宗面前，边叩头不止，边大哭不已，结果使武宗回心转意，收回成命。刘瑾等人又趁机反咬一口，陷害弹劾他们的韩文、王岳等朝臣。
第二天早朝，群臣们兴致勃勃地走进大殿，等待对“八虎”的宣判。而焦芳还摸不清局势的脉象，他对同僚胡乱寒喧着，又怕得罪太监们，进殿时故意磨磨磳磳走在后面，自我表白说；“今日之事，为首之人当在前面承担责任。”暗地里又对太监们说：“奏疏是韩文等人的主意，我根本不知道。”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在这场正与邪的斗争中，焦芳充当了可耻的告密者，给刘瑾以反扑之机，使事态一夜之间急转直下，结果，刘健、谢迁、韩文等人被迫辞官，而刘瑾“八虎”集团更受重用，进一步掌握了朝中大权。不久，刘瑾等人大打出手，大开杀戒，罢免、流放、杀害了一大批异己，使朝野上下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焦芳在关键时刻向刘瑾等人通风报信，立了“大功”，自然得到刘瑾的赏识，很快，焦芳被引荐进了内阁，也成了实权派人物，从此公然与“八虎”勾结，助纣为虐，坏事做绝。
如果说焦芳在投靠刘瑾之前是依仗流氓无赖手法孤军奋战，那么，可以说，在他投靠刘瑾之后，是奴颜媚骨，甘当羽翼，为虎作伥。为了进一步向上爬，焦芳将人格、尊严、廉耻统统卖给了刘瑾，象狗一样摇尾乞怜，刘瑾的话就是圣旨，刘瑾的好恶就是是非标准，刘瑾虽然专擅朝政，但他不识字，不能亲自动手批答奏章，但他还要紧握这个大权，便把奏章带回家中，让自己的亲信党徒帮助批答、决断，往往由焦芳润色加工。焦芳对公务马马虎虎、敷衍了事，而对刘瑾的旨意却竭尽犬马之劳。他对刘瑾以“千岁”相称，自称“门下”，他对刘瑾的谄媚，实质上是对权势的崇拜，焦芳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拜权者。
人性总有其两重性，象焦芳这样无耻的小人，注定具有媚上欺下的两副嘴脸，对其主子，不惜奴颜婢膝，甘当鹰犬；对于异己，则百般排挤，动辄侮辱，大发淫威，甚至想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焦芳初任吏部侍郎时，吏部尚书是老臣马文升，对于这位正直无私的顶头上司，焦芳根本不放在眼里，而是千方百计要取而代之，明着，焦芳发泼撒野，动不动恶语相加，破口大骂；暗着，他勾结言官，肆意诬陷马文升。对马文升这样的老臣尚且如此，对其他人更是不在话下。
刘健，谢迁等人被迫辞官回籍后，焦芳还不解气，他与刘瑾合谋进一步迫害刘健、谢迁、韩文。将他们打成“奸党”，削去一切诰封，追夺所赐玉带服物，甚至多次借故杀害他们。幸亏有李东阳等人暗中周旋，使他们免遭毒手，保全了性命。
兵部尚书刘大夏，因揭露阉党刘宇的劣迹而触犯了焦芳，焦芳便怀恨在心，怂恿刘瑾抄没刘大夏私产，将刘大夏捕拿下狱。后由于群臣力争，才免去刘大夏死罪，发配到广西戍边。焦芳却说广西与刘大夏家乡太近了，又把七十三岁的刘大夏贬戍肃州（今甘肃酒泉）。
焦芳简直是丧心病狂。
古今奸海睚眦必报的焦芳
睚眦必报的焦芳
皇上登基尹始，总要大赦天下、广选人才。大赦天下，以显示新君的宽厚仁慈，表示以“德”治国的决他广选人才，以标榜新君的求贤若渴，选贤任能的博大志向和胸怀。武宗即位时虽然只有十五岁，但也依照先人的做法，颁布了“举怀才抱德之士”的诏书，谕示天下．各地方官员立即行动起来，纷纷上书举荐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江西一地，余姚人周礼、徐子元、许龙及上虞人徐文彪以德才出众被举荐为官。有司考核后同意起用，并上报给内阁，由大学士刘健草拟奏疏上呈皇帝。
当时的翰林学士、支部尚书焦芳听说几个余姚人受到举荐，极为恼怒。焦芳自从阿谀依附刘瑾以后，与之相互勾结朋比为奸，玩弄权术，排斥异己、陷害忠良，不一而足。焦芳的党同伐异发展到了大搞地方宗派的地步。本来，在封建社会中，朝廷大臣热衷于拉帮结伙、亲同疏异、拉山头、结团伙，属于司空见惯之事，不足为奇。但焦芳的地方宗派却与众不同，他排挤南人，举用北人，是有其政治原因的。
当初，焦芳进入翰林院时，大学士彭华曾经提出过反对意见，后来，有人又阻止提升他为翰林学士，他又猜疑是彭华从中作梗，故意跟他过不去；焦芳因尹是父子被驱逐出翰林院，也与彭华有关。通过这几件事，焦芳对彭华简直恨之入骨。还有谢迁，在翰林院时常常弹压焦芳，处处限制他，焦芳要求复入翰林院，谢迁与刘健又极力阻止过。所以，焦芳对谢迁也刻骨仇恨．焦芳出于私怨深恨彭华和谢迁二人，因为他们是江西余姚人，所以，焦芳对江西人，尤其是对余姚人，甚至南人都一概仇视，一概排斥，不仅限于他势力范围内，而且还借刘道之势排斥南人、江西人。他时常对刘瑾说：“宋人曾经说过一句话‘南人不可为相’，南人心胸狭隘、性格狡诈、奸贪邪恶。”他还特制了一张“南人不可为相图”献给了刘瑾。在焦芳的影响下，刘瑾也开始对南人有了偏见，不喜欢南人了。
此时，焦芳见又有一些余姚人受到举荐，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进行阻止。他找到刘瑾，怂恿刘道出面干涉。刘瑾上疏弹劾刘健，并连带上谢迁，诬以“徇私援引”的罪名，又摆出司礼监大太监的“款”，扬言要将刘健、谢迁逮捕抄家，把周礼等人打入诏狱。李东阳认为罪名纯属莫须有，不能无缘无故处治朝臣，从中极力劝解，而焦芳却在旁边急切地调唆，恶狠狠地说：“纵然从轻处治，也该将他们除名”。结果，刘健、谢迁被罢黜为民，周礼、徐子元等人被发配戍边。本是一件利国利政的大好事，到了刘瑾、焦芳手中，便成了他们玩弄权术、铲除异己的阴谋手段。
此事过后，为了从根本上限制南人，防止南人占据重要职位，刘瑾、焦芳私自规定，两广、南直隶、浙江的官员选授不许选用邻省人担任；漕运都御史不许选授江南人担任；更有甚者，他们竟然下令余姚人不得授京官，据史料记载，这个主意正是出自焦芳。
正德五年，刘瑾、焦芳假借皇帝的名义，裁减江西乡试名额五十名，使一大批大有前途的读书人断了佳进之路；而乡试录取的人也没了机会和可能进京做官。同时，刘瑾和焦芳各自给足了自己的面子，擅自决定增加刘瑾家乡陕西乡试名额一百名，增加焦芳家乡河南乡试名额九十五名，美其名日“优其乡士”。
焦芳的地方宗派思想简直是不可理喻、极端好笑的，不论是不是他的同乡，只要是北人，他就有好感。凡听到北人升官晋阶了，他就喜形于色；凡是出自北人的观点，他就大加褒扬，表示附和。相反，不论何地的南人，他一律厌恶，南人的观点他反对，南人罢免他欢喜。总之，只要是与北人沾边的，他就赞同；只要是与南人有关系的，他就反对。在议论古人的时候，他也以是北人还是南人为标准；是北人，则满口赞誉；是南人，则恶语诋毁。
但在对待具体的人时，焦芳又不论南人、北人，只要与他有害有碍的朝臣，一概视为异己。刘健是河南洛阳人，也算焦芳的同乡，但刘健为人正直，又自恃是顾命老臣，所以不巴结讨好焦芳、刘瑾等人，而且与閹党针锋相对，因而，焦芳、刘瑾将他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陷害他、排挤他。
在刘瑾专权时，焦芳为了讨好刘道，向他推荐了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