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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坤府上的仓库越盖越多，个个金银满库，而天下的金银越来越少，各省仓库越来越空，差不多闲置起来没用了，就连为皇上祝寿，都拿不出什么象样的东西。
对于和坤的贪得无厌，一味搜刮，百姓怨恨，朝臣不满，当时还是十五皇子的嘉庆对和坤也是深恶痛绝。嘉庆元年，仁宗接过乾隆禅让的皇位，正式登基，但朝中大权仍在太上皇乾隆的掌握之中，嘉庆只得将对和坤的憎恶深藏不露。乾隆一死，和坤也就随之倒台。
除去了这只吞食天下财物的“硕鼠”，朝野上下一片欢腾。
古今奸海袁世凯诈施缓兵计
袁世凯诈施缓兵计
阳春三月，气候温和，荷塘里的荷叶亦已泛绿，塘的四周是开着各色鲜花的奇树异草，树上则时有莺歌啁啭，煞是一片大好春光。而此时，池塘上正停着扁舟一叶，舟上一个长得敦厚壮实的男子戴着斗笠，手执着钓杆正在钓鱼。细一观察，不禁觉得怪异，此翁虽拿钓杆却不看渔标，只见其时而闭目养神，时而凝望沉思，看起可真有点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风度。
这一个看似闲情逸致其实心神不定的男子，不是别人，正是曾在朝中担任过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
他干1909年1月2日被摄政五载沣以“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开缺回藉养菏”。其实他心里明白，这不过是客套的表面之辞，真正原因是自己的权势日益增大，皇亲国戚们怕危及他们的安全和利益，才采取的软杀人的办法。
从此，袁世凯开始了在家乡的闲居生活。河南著名风景区百泉和苏门是他常流连的地方。那流水清澈、毛发可鉴的百泉，那雄伟玲拢的楼台亭阁，那嵯峨苍绿的苏门山，那珍禽异兽，那多彩的花草树木，给了他无限的快乐和美的陶冶。大自然以它的纯真和妩媚荡涤着他的心胸，恰治着他的性情；诗人骚客的往来唱酬，妻妾子女的天伦之乐慰烫着他那受伤的心灵。渐渐地他的身心恢复了平衡，萎蔫之气也被洗荡全无。他重又找回那曾失去的感觉。闲居生活开始有些不适应他了，那颗不甘寂寞的心又开始起博了，那生生不息的权力欲望开始复苏了。袁世凯又变得不安份起来了。
他开始频繁地与亲戚故旧通信往来，甚至不惜违法地在家里开设电报处，让那嘀嗒的电报机声打破他周围过于平静的氛围。通过这些渠道，外界的信息纷至传来，袁世凯张开着敏锐的眼睛，随时捕捉着其中任何一个有用的消息。他想出山了，但机会还没来。他迫不急待地想知道这一机会能在什么时候光临，于是去请了一个较有名气的盲人八挂先生给测算测算。结果令他满意，先生告诉他：“到辛亥八月节，官星就动了。”
事情果然应验。1911年（即辛亥年）10月14日，清发布的上谕送至他的手上，任命他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
清廷这么做，是出于无奈。1905年至1910年全国各地发生的抢米风潮和起义，以及统治层进行的立宪斗争和争取路权的斗争，把清政府搞得焦头烂额，疲于应付。
更雪上加霜的是，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声势越来越浩大，武汉三镇失守，湖广总督瑞澄，第八镇统制张彪弃城逃跑。前往解救的陆军大臣荫昌所率的两镇陆军，大部又是袁世凯的北洋旧部，荫昌指挥不灵形势仍没有救。
这时，英法德美等国，害怕起义会冲掉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利益，纷纷给清廷施加压力。美国、法国银行团的代表司戴德和贾恩纳都认为：“袁世凯在训练新军方面做过许多工作，他看来是制止叛乱浪潮、争回不忠的军队以及同起义首领中的某些人达成协议的唯一人物。”美国还派了人入宫觐见，带着命令的口气告知清廷；“不是任他作一个寻常的高级官吏，而是作朝廷的顾问兼皇权执行者。”
与袁世凯有密切关系的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也瞅准机会再次向载洋提议起用袁世凯，并以身家性命作担保。载沣开始显得很不情愿，这不仅仅是由于他曾签令辞退袁世凯回家，而是他对袁世凯的为人太了解了，恐怕会引起同样不可收拾的后果。但环顾清室文武百官，竟没有哪个能担当得起镇压的使命，为了解眼前之急，才不得不说：“姑且照你们的办，但你们不能御责。”
许多人满以袁世凯定会欣然应命，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竟发回一个推托的奏折，称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现军事紧迫，何敢遽请赏假，但困顿情形，实难支撑。已延医速加调洽，一面筹备布置，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这，藉答高厚鸿慈于万一。”袁世凯以足疾被撤职回乡，这次他以足疾为由推辞，颇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味道，既达到了讽刺对方的目的，又让对方不好发作。但他很狡黠，没有把话说死，说足疾稍好即行赴任。
奕劻不知袁世凯胡芦里卖的什么药，即派徐世昌前往彰德劝驾。徐与袁本是一伙，两人密商后，袁世凯这才打出出山所要满足的六张牌：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此六条缺一不可，否则决不出山。袁世凯向清廷所提的这六条可不是什么小东西：内阁总理大臣和军事大权。这么大的胃口，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嫉袁的亲贵们的反对，大骂袁世凯乘人之危，漫天要价。连对他已有点屈从的载沣也难以接受。可袁世凯毫不在乎。
但是革命形势的发展出乎意料的快，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响应武昌的起义，革命党人的胜利在不断地扩展，而清政府的军事则毫无进展。这与袁世凯遥控军队有关。他授意冯国漳要“固守”，“慢慢走，等等看”。这样荫昌指挥起来就很困难了，要想取胜谈何容易。
面对眼前岌岌可危的形势，载沣一筹莫展，只得再次向袁世凯屈服，批准袁的奏请，任冯国璋总统前线第一军，段祺瑞总统第二军，均隶属于袁；拨直、奉两省武器装备新募兵员，并允许他将“不得力将弁，准其随时撤换，统制以下如有煽惑观望及不遵命令退缩不前者，即按军法从事，不得优容迁就。”对干载沣来说，这可是付出了血本了。
可袁世凯并不买帐，他看到只是兵权到手，还差一项呢，于是又电奏推辞，除了说一通“惟以时事方艰，不敢不竭尽血诚，勉图报称”，“终期荡平逆匪，借以仰答生成”之类的空话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表示了。真是“千呼万唤不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哪管你载体是急死还是急活。
10月29日山西太原新军起义，阎锡山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屯兵滦州的张绍联合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统领卢永祥、潘知楹电奏朝廷，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国务大臣，国事犯之党人一律特赦擢用等12条。三十日，昆明新军起义，成立了以蔡锷为总督的军政府。三十一日，南昌新军起义，也成立了军政府。清王朝四面楚歌，摇摇欲坠。
为了救倒悬之急，载沣一改办事迟疑不决的作风，于十月三十日以皇帝名义一连颁发了四道上谕：其一是实行宪政；其二是迅速起草宪法；其三是革除亲贵秉政，一旦组织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其四大赦国事犯。这实际上是对袁世凯所提出的六条要求的答复。
袁世凯看到“愿者已上钩”，才匆匆离开彰德，到信阳与南昌进行交接。奕劻看到袁已经出山，而且国事已日非，就干十一月一日奏请辞职，清廷即准，并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其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袁世凯接到诏旨后不禁发出会心的大笑，暗呼“万岁！”。但他还不着急，又故意电奏辞谢，吊吊载沣的胃口。至此，已经是第三次推辞了。载知其虚伪，没有允许，再三促其进京。于是袁世凯提出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声称前命不敢奉诏。11月8日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为内阁总理大臣。他这才大摇大摆，神气昂扬地进京组阁。
至此，清朝的内政外交大权，已完全落在袁世凯的手里了。
古今奸海袁世凯大要两面派
袁世凯大要两面派
夜，静悄悄的。而在北京法华寺的一间寓所里，一场惊心动魄而又颇有戏剧性的两人对话正在紧张地进行。一方言辞急切，频频发问，似乎想通过应对的言辞尽快地把对方的心挖出来痛痛快快地看个透。而另一方则象早已揣摸到对方所想要的东西似的，顺着对方的意从容应对，契合得连一点破绽也看不出，不由你不相信他所说的一切。
问：“你认为皇上是个怎样的人？”
答：“是旷代少有的好君主。”
问：“天津阅兵的阴谋，你知道吗？”
答：“有所闻。”
见对方的态度还挺忠实的，问方于是随即拿出皇上的密诏向对方说：“今日可以救我们圣主的，只有您了，您如果想救就救救他吧。”为了进一步考察对方，问方又用手抚着颈作杀头状说：“如果你不想救，那么就请到颐和园去告发我把我杀了，这样你也可以获得富贵。”
对方正色厉声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圣主是我们所共同侍奉的主人，你和我都受过皇上不同一般的恩待，救护之责，不只是你，如果有什么要指教的话，我愿恭心听从。”
问方说：“荣禄企图在天津阅兵的时候，依靠您、聂士成、董福祥的军队逼皇上退位。聂、董毫不足道，天下勇猛健武的只有您。如果事变发生，希望您以一军对付聂、董的两军，保护圣主，恢复大权，清君侧，肃朝廷，指挥若定，成就世代少有的功业。”
答：“皇上阅兵时如疾驰入我军营中，传杀奸贼的号令，那么我们一定跟从你们，竭死力以补救。”
问：“荣禄待您很厚，您将怎样对付他呢？”
对方笑而不答。
问方又用激将法说：“荣禄本来就具有曹操、王莽那样的才能，是绝世之雄，你要对付他恐怕也不容易吧。”
对方怒目而视说：“如果皇上在我的军营里，那么杀荣禄就象条狗一样容易。”
进行着这场充满火药味的对话的就是谭嗣同和袁世凯。
主张变法革新的光绪和维新人物正危在旦夕。
光绪帝迫于内外交困的形势，听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图强的主张，想把“旧法尽变，将老谬昏庸的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通之人。”
这下可真象是捅了马蜂窝，强烈地刺激了保守、平庸、不图进取的顽固派。他们看到了如果真的象光绪所说的那样进行变法，首先被“变革”掉的就是他们这号人。于是他们公开表示反对变法，认为这是对祖宗的不敬、不孝，对光绪和维新派的变法行为多方加以阻挠和破坏。可是变法还是开始实施了，他们的反对活动也随之进入实质性的阶段。
1898年9月17日，被革职的杨崇伊等人到颐和园上封事，请求慈禧：“训政”。光绪知道大事不好，召见林旭，托以密诏让其带出，令康有为立即逃离北京。
康有为接到诏书立即召来梁启超、康广仁、杨锐等人开会商议救光绪之策。这些平日舞文弄墨，慷慨激昂的儒生，这时空有满腹经伦也没有一点用得上。他们手头上没有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自身都难保，又怎么能去保护光绪呢？计无从中出，大家只有相对痛哭流涕。后来，还是康有为想起了曾参加维新活动的袁世凯握有兵权，而且他支持变法，常“切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可以去试一试，请求他出来保护圣主。谭嗣同也认为可以用皇上的诏书来激发袁世凯的义愤促使他站到帝党一边来，以解燃眉之急。为了解处于倒悬之命运，谭嗣同决定亲自去见袁世凯。
见面初步交谈后，谭嗣同见袁世凯表示一定要杀荣禄，誓死保护皇上，忠于皇上，也深深地受到了感染，紧张焦虑的心情稍稍地松弛了下来，一线希望由然而生。谈话一改原先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转以一种亲切的语气与袁世凯商量具体行动计划。最后袁世凯说：“现在军营中的弹药、枪枝都在荣禄手里，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情紧急，决策既已下定，我得赶紧回军营，更选将官